【大紀元3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梅英台灣台北報導）兩天議程的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國際學術研討會，3月28日上午在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會議廳，在第二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後揭開序幕。此次國際學術盛會是由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台灣文化基金會以及台灣發展與文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

首場主題為「中國現代詩的精神性與形式美學」，圍繞著「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文化精神」這項主題，由中國大陸詩人孟浪主持，中國流亡詩人貝嶺、楊煉，以及旅法中國詩人徐虹、台灣詩人管管及學者江文瑜，共同參與座談與對話。

目前旅居英國倫敦的新詩詩人楊煉，以中國最早具名的古典詩人──戰國時代的屈原為源頭，認為屈原是最早的流亡詩人，並點出他影響中國二千多年的詩歌內涵與詩歌形式。他說：「中國古典詩歌已經成為了當代、現代詩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判斷。」屈原長詩〈天問〉，向蒼天問了將近兩百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這種提問的方式極其重要。他說：「以獨立的思考，個人提問的精神作為精神動力，已持續建立文學創作的豐富性，而不流於簡單的政治宣傳，這是當代、現代中國詩歌的一種根本的要點。」

從中國古典詩歌中延續下來，貫穿二千來的流亡精神，是一種以個體的獨立思考，以及不斷提問的精神，建構出了文學的豐富性。而中國地下文學從七十年代至今，源源不絕，都需要不斷反思，才能重建中國自由文化精神。詩人貝嶺則認為：「中國有一個古老詩歌的悠久傳統，胡適以後曾被人為的割裂過。然而，現代詩的傳統無疑是古典詩歌之後新的變化，是一種新的關係，而非斷裂。」
　　
獲得本屆《中國自由文化獎》詩獎的郭路生，係大陸文革時期詩人，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地下詩人。他曾於一九六八年寫下〈相信未來〉和〈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作品曾在中國的1970-1980年代成長的青年人中地下流傳並傳頌一時。遺憾的是，郭路生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精神失常，迄今已在精神病院度過了逾二十年的生涯。

從七十年代至今，現代中國大陸的地下文學，因不見容於當權者，遭遇到不同的困境。他們不堪承受警察的不斷騷擾、調查、監控，只能想盡辦法流亡海外，成為流亡詩人。八九年後的殘酷現實，是艱難的地下文學歷史中的分水嶺，貝嶺說：「部分作家和詩人，特別是地下和前地下詩人的流亡，不管是出於對暴政再次降林的恐懼，還是對於個人自由及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強烈渴望，無疑，它使地下文學一下子分成了兩個互相呼應，卻又處境截然不同的部分。」

中共八九鎮壓學運之後，更加懼怕人民自由意志的萌芽，控制言論自由的手段更為隱避。貝嶺主編的地下小說《異鄉人》只出版三期，就被迫停刊，隨後貝嶺流亡並旅居巴黎。談到中國大陸現代地下文學，貝嶺說：「嚴格的說，現代中國大陸已經沒有地下詩歌，因為網絡的興起，文學網刊的出現，讓地下已經不地下了。紙本的流傳都不如網絡的流傳。」

自五四運動開始，白話文在過去的九十年，與五千年漫長的文學文字系統，發生了中斷。因此，延續其中的精神必須得到重建。從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學至今，經歷了三十多年，演變成現代中國大陸網路式的地下文學，都是一種精神的自由運動，不斷反思的成果。貝嶺指出詩歌具有警示與見證的作用，他說：「詩，不僅僅是『複雜經驗的聚合』，它還是一種警示，是我們所處時代的見證。」◇(//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