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5
中共欺騙人民說，大躍進是因為中共領導人心急，想一下子把中國經濟搞上去，犯了“極左”的錯誤，不按經濟規律辦事，所以犯了冒進的錯誤。按照這種說法，好象是說中共是“好心辦了壞事”，情有可原。
可是歷史的事實表明，中共的惡首們並不是為了迅速搞好經濟才犯下了大躍進的錯誤，他們並不是不瞭解中國的現實，也不是不瞭解當時的放衛星完全是騙人的，更關鍵之點在於，他們並不善意於發展中國經濟，而是首先著眼於窮兵黷武，不惜犧牲千百萬百姓生命的代價也要發展軍備。他們製造和推動“放衛星”，並不是他們不知道實情，而是他們要製造一個藉口才能更多的剝削老百姓的口糧用於出口到國外換取軍備。我們看到了，中共惡黨統治中國的幾十年裏，經濟沒有多大的發展，而為了它的邪惡政權的鞏固，它的軍備的發展卻是經濟發展的幾十倍而不止。
1959-1961，中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而中共謊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那三年基本沒有自然災害，糧食也可算是有好收成，在很多饑荒嚴重的地區，糧庫裏有大量的存糧……這三年的災難完完全全是“人禍”。
這才是大躍進、大饑荒的歷史真相。
《九評共產黨》揭穿了中共的謊言：
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後，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共產黨強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畫，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瞭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請再來看《救世詩篇》中的分析：
中共蓄意製造的大躍進大饑荒
中國大饑荒的慘劇
第 1紀第 67首
法文：
La grand famine que ie sens approcher,
Souuent tourner puis estre vniuerselle,
Si grande & longue qu’on viendra arracher,
Du bois racine, & l’enfant de mamelle.
英文：
The great famine which I sense approaching
will often turn (in various areas) then become universal.
It will be so vast and long lasting that (they) will grab
roots from the trees and children from the breast.
中文：
我感到了大饑荒的臨近，
它在各地經常出現，然後成為了普遍的災難；
饑荒的地域之廣，歷時之長，
連樹根都被刨食，孩子也無奶哺育。
本詩的第三句原文中的“vniuerselle”，原來的英文翻譯意譯為“wordwide”，現在把它還原為“universal”。
這首詩預言了中國在1958年到1961年間的大饑荒，這年的大饑荒活活餓死了將近4000千萬中國人，是世界公認的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2007年中國大陸官方的《炎黃春秋》雜誌中的文章也承認：“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但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很多年來一直沒有被清楚地認識，中共開始的謊言是什麼“三年自然災害”，什麼“蘇修逼債”；當這些都被事實否定後，人們認識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了大饑荒，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人禍”；但是又認為是毛澤東“獨斷專行”，急於求成“冒進”造成的，這樣解釋好像有一點說共產黨是“好心辦了壞事”造成的；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指出，在大饑荒中3000萬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今天，我們通過對《諸世紀》預言詩的破譯，可以證明1958年到1961年間的大饑荒，完全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蓄意造成的，大饑荒完全是毛澤東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為了中共邪惡的目標和利益，明知道會死幾千萬人也要刻意而為。
本詩的前兩句“我感到了大饑荒的臨近，它在各地經常出現，然後成為了普遍的災難”，預言了在中國的50年代末，中國的饑荒“在各地經常出現”，然後發展，成了幾乎席捲全國的大饑荒，“成為了普遍的災難”。
中國的饑荒在50年代後期其實是每年“在各地經常出現”，每年都有餓死人的情況，這完全是中共的農村政策造成的。
中共想要得是建立起自己的軍事工業，軍隊是中共邪惡的統治工具，而人民的死活是不被毛澤東放在心上的；1953年，以軍工為核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其中軍事開支和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投資，占總開支的百分之六十一 ，而花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上的全部錢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可憐的百分之八點二；中國從蘇聯進口的企業稱為“蘇聯援建專案”，都要靠出口食品和農產品來支付，這些東西全是中共從可憐的中國農民手裏口裏血肉裏“壓榨”出來的。
中國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卻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食物向來匱乏，糧食傳統上更是依賴進口。中共為了“壓榨”出糧食來出口，實際只能從老百姓的嘴裏“奪食”，為此，中共制定了城鄉差別極大的戶口制度，用嚴格定量的辦法，保證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農民就不給保障了，為了限制城市人口，農民不准搬進城裏，不准進城找工作，他們被終身釘死在自己的村子裏，這種對農民的限制和壓迫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中共對農產品制定了“統籌統銷”政策，實際上是把農民的產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維持生存和再生產的部分，而毛澤東定的人均“口糧”標準，依據的是農村傳統的“不饑不飽”的水準：四百斤，即使是這個標準也很少達到。城市人口的糧食標準也很低，吃不飽也餓不死而已。共產黨的朋友美國人“韓素音”也承認在中國“一九六零年一個城市家庭主婦得到的每天營養是一千二百卡路里。”，而當年德國納粹的奧斯威集中營裏，每人每天的配給食品標準是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卡路里，也就是說中國城市人口的糧食定量還不如納粹集中營裏的“奴隸”。就這樣，中共為了從中國老百姓口裏“奪食”，全體中國人民就這樣被“法定”要過著“吃不飽”的日子。
可憐的中國農民，即使在收成好的年份，也是“一年至少缺三個月的糧，全家是吃稀粥，煮點野菜，雜七雜八混吃一頓。”；可是中共不但每年出口大量糧食來換取軍事工業專案，而且每年還無償大量對外援助，這些援助往往相當於全國的文教文生投入。毛澤東很清楚農民在餓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報告上寫道：“全國大約有百分之十的農戶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糧，甚至斷炊”這種狀況“年年如此”；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毛澤東又批示道：“教育農民吃少點，吃稀一點，國家則要盡可能減少銷售，以免在一般農民有糧季節吃得過多”。對於中共強征糧食的行為，有人求共產黨“高抬貴手”，講點“良心”，毛澤東卻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因此，即使在平常年景，中共不搞什麼“大躍進”時，中國農村的饑荒也是“在各地經常出現”，全國餓死幾十萬人是不奇怪的。然而，中共的橫徵暴斂卻愈演愈烈，在“大躍進”時達到了高潮，1958年底，各地出現大饑荒，到1959年初春，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等15個省發生春荒，其中河北、山東等5省嚴重缺糧，最後“成為了普遍的災難”。
本詩後兩句“饑荒的地域之廣，歷時之長，連樹根都被刨食，孩子也無奶哺育。”則預言了中國大饑荒的“地域之廣，歷時之長”，和情形之慘。
根據中共自己的官方資料：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6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95萬8千多人。
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6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萬7千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萬8千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107萬8千多人。
4年裏共計3千9百萬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加上58年底餓死的人數，總共超過了4千萬，而實際的情況很可能比中共自己的統計要嚴重得多，比如張絨研究的結果，僅在1960年全國就餓死了二千二百萬人。
對於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而言，“連樹根都被刨食，孩子也無奶哺育”的情景那就是隨處可見的，有人對那時的回憶“敢於想的辦法均已想盡想絕。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東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來烤幹磨成粉咽了下去。還有什麼？蕎麥皮點把火燒成灰，和在水裏喝下去也管用，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最後吃了蕎衣，人腫得不成人樣……”，聽說當時人們最後能吃的東西就是泥土，一種叫“觀音土”的泥土，吃進去腸子下墜，最後死掉。
在大饑荒裏，許許多多的村戶餓死的絕村絕戶，僅在河南信陽地區，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光山縣死絕五千六百四十七戶，固始縣死絕三千四百二十四戶；安徽鳳陽全縣 死絕8404戶……
可以這麼說，1958年到1961年間的大饑荒，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農民犯下的“群體滅絕罪”。(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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