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7

正統的中華民國因為對邪惡內奸認識不足、防備不力，被迫偏安於海島，面對邪惡中共的倡狂氣焰，民國內部勵精圖治，終於在海島生存下來，並且開始呈現興旺景象。

與此同時，海峽對面的中原大地，卻上演著一輪又一輪的暴政，從打地主到打資本家，再到打倒知識份子，鎮壓宗教信仰，在短短的十多年裏，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遭受過惡黨的迫害。

我們來看看《九評共產黨》是如何洞察這段歷史的：

一、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建國僅3個月，共產黨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份、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貫徹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沖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在這期間，共產黨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欲為的政策使少數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但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急劇擴大，貧富懸殊，農村重新有人成為新地主、新富農。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也就是說，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 1,擴大到 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滅資產階級

另一個要被共產黨消滅的階級是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工商改造中，共產黨宣稱：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殺人”與“誅心”並用。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在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這樣在幾年內，共產黨就在中國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時，共產黨發動了鎮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三反、五反、肅反等一系列的全國大規模整人運動。每次運動共產黨都動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機制連同黨委、總支、支部，凡3人則成一戰鬥堡壘，深入鄉村街道。無處不在，無事不管。這種從戰爭年代帶過來的“支部建在連隊上”的網路式控制結構，在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建國初期發生的另一事件是對宗教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全面取締。1950年，共產黨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檔中指出，封建會道門組織乃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工具。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別是一貫道）、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佈，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這次運動打擊了廣大信神向善、遵紀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3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在廣大的城鎮鄉村，幾乎每戶都遭到盤查，連農民供的灶王爺也被砸碎。在殺人的同時，更進一步確立了只有共產黨的思想體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只有共產主義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從此以後，便有了所謂的“愛國”信徒。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什麼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黨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有兩萬多名基督徒對中國22個省、207個大小城市的56萬名家庭教會基督徒進行了走訪調查，證實在家庭教會信徒中有13萬人被監視居住。僅在1957年之前，就有1萬1千多名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

至此，共產黨在中國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迫害了廣大城鄉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裴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1957年，共產黨在中國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結果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份子”。27萬人失去公職。 23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人把共產黨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那麼，引起這麼多右派和反黨分子近30年流放邊遠寒苦地區的“反動言論”究竟是什麼呢？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钜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這幾個人都明確表示了願意跟著共產黨走，提的意見也都沒有越出魯迅所描述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洗吧”的範圍。

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分，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自此以後，一部份學者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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