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和諧號影像
【大紀元12月3日訊】與一般的紀錄片不一樣，拍攝《老媽蹄花》，並不是奔著要完成一個紀錄片的目的。拍攝的行為，與艾未未工作室其他的影像一樣，首先只是一個記錄。將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看見和遇到的情況，隨時記錄下來，這是一個良好的習慣。這個習慣響應了這個時代飛速發展的影像技術。事到如今，傳統的文字，僅僅是書寫及傳播的形式之一。
換句話說，當艾未未一行人從北京前往成都，於8月11日晚住進安逸旅館，是為了另外一樁更加重要的事情，比較起來，這件事情是第一性的，拍攝是第二性的，前者要大於後者。
艾未未這樣解釋自己此行的目的——是為被關押的汶川地震遇難學生調查者、四川環保人士譚作人先生的開庭作證，因為艾先生和他的公民志願者也為調查遇難學生名單做了大量調查，他將會證明譚先生的調查是有大量事實根據的，他相信譚先生是無辜的。
因此，作為紀錄片，《老媽蹄花》十分依賴於被拍攝的這個行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本身不是獨立的，而是從屬於所發生的事情。
當然，所有紀錄片都不同程度上依賴被拍攝對象，依賴他們眼前所看見和遇到的。但是一般來說，拍攝者對於其拍攝對象不是完全心中無數，他們或許已經勘察過所要拍攝的場所和人員，而且已經獲得某些模糊的瞭解，才決定將舉起拍攝機器對著他們。新聞紀錄片則另當別論。
對於《老媽蹄花》來說，情況顯然有別。艾未未一趟人將會遇到什麼，別人將會如何對待他們，而他們自己將如何應付，過程如何，結果如何，這些都是無法事先預知的。作為浦志強律師邀請的證人，艾未未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出席8月12日上午的庭審。 在這些人的前方，一切顯得撲朔迷離。
將自己放到某個未知的情境中去，隨時準備迎接意料不到的局面，承受其中的巨大壓力，這既是行動的冒險精神，也是藝術的精神。比起傳統藝術以怡情養性為主，現代藝術加進了好奇、探索、歷險這樣的精神元素。藝術不再是跟在現實後面，它本身便能夠提供一個新的事件，從而昭示某個前景。
有人還是先行了一步。抵達成都的當天晚上，艾未未及同行的音樂家左小祖咒等一干人，與成都時事評論家冉雲飛在一個叫做「老媽蹄花」的飯館喝酒言歡時，一輛白色轎車已經守候在側。碰到這種情況，一般人也許會躲，當作沒看見，而艾未未則不假思索地上前詢問。結果，這輛車十分留戀地徐徐離開。艾未未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他在明處，越公開他越有力量。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套用一句流行語，叫做「地球人都知道」。凌晨三點來鐘，有人拍打、撞擊艾未未的房間，稱自己是「警察」。艾未未問「我怎麼知道你是警察？」對方答道，通過房門上的「貓眼」可以看到」。艾未未說：「我為什麼要看你啊？」門外自稱警察的人，在重複艾未未「我為什麼要看你」之後，很有把握地說了一句說「那我現在……一會兒來看你」。這話聽上去他掌握了足夠的權力。是嗎？
片中這一段沒有畫面，不是像有人猜測的那樣燈火被關閉，而是攝像機不在場。艾未未臨時摁下了錄音工具。他的意識很強。更強的是他拿起手機打110報警，說有人想要闖入他的513房間。
同時錄下的還有這段爭執，其中太多「可圈可點」：
警：誰打你了？
警：誰看見啦？
艾：做警察是這樣做的嗎？
警：你有什麼證據？誰打了你？哪個人打了你？
警：打你哪兒了？傷在哪兒了？
警：說話要講證據，法律…
艾：我不會跟你這樣爭論的
……
警：誰打的你？我問你？
警：我就是問你…
艾：誰打的我？
……
7998（警員證號）：誰打的你啊？我就問你啊？
艾：你們不打人我的衣服能撕成這樣嗎？
7998：你自己撕的！
艾：哦我自己撕的，我自己打了自己
7998：對！
……
大概有二十來個警察一哄而上，他們互相之間也許確實不知道是誰打的，這個人也不願意站出來，他是知道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吧？在這種情況下，起碼應該有人說：「打人這件事情讓我們調查調查」。然而事情卻朝向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向上發展。
一個月之後，艾未未去德國慕尼黑佈置個展。在那無名拳頭落下來的地方，他的頭部疼痛加劇。德國大夫診斷艾未未的病情為：「重挫造成的外顱與腦體間大面積出血」，當即住院進行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如果說正在從事一樁藝術類的冒險行為，那麼也不僅僅是艾未未，對於這些警察也是同樣。他們如何知道，自己怎麼會碰上艾未未？艾未未是一個怎樣的人？面對警察，他一張口便是「請出示你的證件」、「我要看看你的身份」或「你的警員證號碼是多少」？「你叫什麼名字？」令他們覺得納悶的，或許還包括——怎麼在成都安逸賓館打了個人，手術做到德國去了。
凌晨衝突過後，遠道而來的這一行人，全部沒有能夠到達譚作人庭審現場，他們被要求呆在旅館房間裡。這部分沒有錄像。
同行的志願者、經濟學博士劉燕萍女士，此前在成都市中級法院門口對著鏡頭表達說：「如果允許我站在這兒，如果不允許我會站在馬路對面，這樣他（指譚作人）會看見我們，知道我們在支持他。」 她的這個願望沒有能夠實現，更大的麻煩卻在等著她。
此後她被拘禁40小時余，沒有給予手續。接下來，也即影片的大部分內容，是艾未未、律師浦志強、劉曉原與劉燕萍的丈夫一道，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法制科聞訊劉燕萍的下落。此間高潮迭起，參加「演出」的人員增多，立場殊異，個性紛呈。
顯然，金牛分局有關人員的工作水平，比那夜打人的警察高多了。雖然原來說好十分鐘之後見面的徐傑科長晚了大約四小時才露面，但是分局已經有人在專門等候接待這四個人，那是金牛分局的副政委，也姓徐，女性。客人們進來，在女政委的關注下，有人為他們一一倒了茶。
在談及下面的影像時，所有的人們首先要感謝這個金牛分局開明、開放態度，我指的是在這裡，艾未未的志願者能夠運用手提攝像機，將整個過程拍攝下來。按道理來說，公務員包括警員在執行公務時，他們的言論和行為應該是公開的，不存在任何隱私的問題，但實際上能夠做到這一條的，目前來說還不夠普遍，因而實際上我們很少能夠在影像中，看到這些身穿制服的人們到底是如何工作的。金牛分局允許這麼做，充分體現了他們執意遵循依法治國路線的決心，也體現了他們本身的信心——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是經得起在場的或者不在場人民群眾的檢驗，也經得起上級領導的檢驗。
因而坊間有說，這部影片是「警民共同燉制」，還真是貼切。實際上與這部片子相平行的，還有另外一部片子，或者說是這部片子的另外一個版本，即當艾未未的同行拍攝時，警方也有人拿著機器對著他們拍攝，這是「對拍」。用我們的術語來說，叫做「互為鏡像」。如此場景並不多見，留待下回分解。但是，起碼也要說一句才公平，警方手上的那部影片，也要感謝艾未未一行人。而什麼時候，不同的拍攝隊伍能夠坐在一起，商榷拍攝技藝，比較各自得失，並互相補充畫面，那將是多麼感人啊。
這場近距離的接觸，「可圈可點」的就更多了。先說徐政委吧。這位政委的態度經過了三個階段，體現在她對於艾未未名字的興趣和稱呼上面。第一，有些不自然。當她將艾未未的名字放在嘴裡咀嚼，想要在紙上寫下時，她突然說出「與本案無關」的話：「我就覺得就是.……發音很彆扭。」第二，能夠儘量克制自己的不滿，提醒「艾老師」：「你艾老師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啊」，這體現了政委懂政策，文明執法。第三，不滿終於爆發，有一次她較為大聲地喊道：「艾未未！」重音在前面「艾」字上面，原先的「老師」兩字不見了。從情緒的過渡和表演的分寸上來講，這位徐政委把握得十分得體，幾乎是滴水不漏。如果能夠再放鬆一些，則更好了。
如果始終是這位中規中矩的女政委來接待，那麼這部影片斷乎不會像現在這樣吸引人。就人物形象的飽滿豐富、生動有力以及平民化、通俗版等要求來說，徐科長比較起徐政委來，要勝出許多。姍姍來遲的徐科長三十來歲，一身便裝胸前斜挎著一個書包，始終面帶微笑，吉利相。坐下來不久，就點燃了一支菸，怎麼看都像是一個鄰家小夥子。
順便地說，影像這個東西，其厲害不僅在於記錄當時發生的一切，誰說了和做了什麼，而是能夠全息地記錄一個人，他的相貌、語態以及頭部、肩部的姿勢，裡面的學問可大了，肯定是語言難以表述的。這就是為什麼對於一個劇組來說，挑選演員的工作是重中之重。演員選對了，戲就成功了一大半。艾未未作為對手戲的演員，馬上捕捉到了對方的信息，他這樣問對方：「喝酒了沒？」觀眾笑聲疊起，放在電影院裡，僅這一句台詞，可以收穫一大把票房。
應該說這位徐科長是忠於職守、忠於上級的，他有主動承擔責任的勇氣。一上來他就聲明：「金牛公安分局作為縣級公安機關，完全有能力自主解決這件案件。」但是另一方面，在那些具體問題上，他很難有一個清晰明白的答覆，表情也顯得茫然、無辜，艾未未提醒他不要看上去這麼「詫異」。關於是否拘禁了劉燕萍、以什麼名義、她現人在何處，他儘量繞著走。其實那個打人抓人的旅館及派出所應該在這個金牛分局的管轄之下，前面那位女政委或許一個電話便可以將所有情況瞭解清楚。
這是徐科長與艾未未之間的開場對白：
艾：我們趕到這等了你四個小時，你進來應該首先道歉。
徐：我錯在哪個地方，我給你道……道得著歉嗎？
艾：你約我們到這，我們到了這你不在。
艾：你說你沒錯嗎？
徐：是哪個跟你約的嗎？
徐：哪個跟你約的嗎？
徐：是我親自跟你約的嗎？
浦志強律師將他的句式總結為「反問句」，當迫切需要答覆的人們來到這間屋子，他卻不斷地提出他自己的問題，這對於現場的人們肯定很惱火。但是作為「看片子」，正是這位徐科長給人們帶來很多享受。當他甫一開口，用他那慢悠悠的四川話，人們的頭腦就會情不自禁地往別的地方跑，即朝向某個喜劇的方向。我有一位做攝影的朋友，看了這部影片連聲說這很像五十年代著名影片《抓壯丁》，其中也是用的四川方言。總之，這位徐科長人氣極高，坊間有將他選為今年「最佳男配角」的強烈呼聲。
艾未未先生多次表現得像一個大頑童，或許這才是他性格中的本色，因而不斷有驚人表現。他能夠提出，「今天如果不解決問題，我們就不走了。你得抓我」，他自己並提供了兩個僅供參考的「罪名」，浦律師用法律術語糾正他說：這屬於「自首」。當法制科人員不在，他便對著辦公室的話筒喊：「法制科科長請到會議室來」、「法制科科長請到會議室來，有客人要見」。每到此時，觀眾笑聲更響亮了。他說話效果強烈，包括這樣質問徐科長：「你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知道如何對待人民群眾吧」。
浦志強律師在片中的表現非常有說服力，觀眾的認可度很高。這不僅因為他熟悉法律條文法律手續，而且他始終有理有節、擺事實、講道理，態度真摯誠懇，言語忠直有力。在不同意見爭執相持不下時，浦律師總是及時將事情拉向法制和理性的軌道。浦律師本人來自唐山，對於地震導致的災難有切膚之痛，他對於徐政委說的這一番話令人唏噓不已，深刻地留在了觀眾記憶之中：「我是唐山人，我身邊有很多人死過了，在33年前。汶川地震四川地震你們是受害者，我們當時是牽掛的。……到這個時候此情此景啊，人心都是肉長的，大姐。希望能夠理解」。還有，浦志強律師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濃眉大眼，目光真摯，寬肩寬臉膛，臉頰上還帶有酒窩，真可謂「色藝俱佳」。
結局當然是完美的，作為紀錄片甚至達到了一部劇情片的要求。劉燕萍博士安全歸來，面帶微笑地對著攝像頭談了自己的經歷，帶著南方女子的輕柔語調。有觀眾問，這部影片沒有大全景，沒有鏡頭技巧，還能叫做紀錄片嗎？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為什麼不？為什麼不叫紀錄片？紀錄片也是各種各樣的。實際上，對於紀錄片來說，強大的原生材料，永遠是其力量來源。
攝影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個別鏡頭聲畫脫離，完全不對位。耳朵聽到是人們之間的談話，畫面則「配以」有污漬的地磚地面，而且鏡頭搖晃得厲害，這正是作為攝影的高度自覺意識所在。需要特別提及的是，當初一行人剛到成都，這位攝影師怎麼就知道採訪了劉燕萍博士，後來偏偏是她出了事。這既需要靈敏，也需要直覺。
如此近距離地讓人們看到身穿制度的人們是如何工作的，看到他們的臉龐、他們的音容笑貌、語氣語調，對於提高我國法制建設，富有積極意義。對於人民群眾來說，可以破除他們對於法制工作的神秘感和不信任感，從而避免在諸如此類場合的激烈情緒。實際上，對於一個法制社會來說，作為公民與警察有所接觸，打打交道，本來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而作為法制工作人員來說，這正是讓他們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難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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