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慶事業輝煌,是台灣人的一代傳奇。關於他的故事,莫不從「赤貧」講起,都說是父親給了他兩百元,讓他在嘉義開了一家小小米店,才有日後的台塑王國。
一個月二十圓,全家即可溫飽
讀報章雜誌,如果眼睛不在「兩百元」稍作停留,一滑過去,那個兩百元真的很少;買兩個便當,剩下來大概也沒幾個銅板了。但是,如果再仔細多想幾秒,1917年出生的王永慶,16歲自立開米店,那個「兩百元」必須倒飛七十幾年,回去當1933年的「兩百圓」。當時,除了不記做「元」,而寫成「圓」之外,「兩百圓」也不是兩個便當可以計量。
1933年的兩百圓有多大?王永慶出生的那一年,公學校老師的月薪十七圓;1945年,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小學女老師月薪才漲到五十圓。其間的20 年代,一個南投竹山的警察的月俸為十八圓;30年代,巴士的車掌是時髦的女性工作,台籍的車掌小姐可以拿十五圓。台灣前輩作家葉石濤比王永慶小8歲,他曾說,那個年代,一個月二十圓,「全家即可溫飽」,一個月如有十幾圓,「就很好過了」。所以,王永慶開店的兩百圓資本,大約是一般職業十幾個月的薪水,不算太少,似乎不能以「家貧如洗」來形容。
只受小學教育,競爭力猶勝一般人
事實上,王永慶反倒說過,父親是新店直潭山上的茶商,「我家裡還算是小康,所以能夠到布行去剪布回來做衣服穿」。戰前台灣的貧富差距頗大,有錢的大地主坐收田租,可以有錢到環遊世界半年一年,但這種人屬於極少數。窮苦勤儉者居多。少年王永慶本來以為家鄉最窮,出外謀生,目睹漁民生活,「才知道窮苦是多麼普遍」。
戰後初期崛起的企業家有一些共同特徵,像聲寶的陳茂榜、國際牌的洪建全、高雄東南水泥的陳江章、新光的吳火獅、國泰的蔡萬春、台南幫的吳修齊和吳尊賢兄弟,他們和王永慶年紀差距在5歲之內,都只受小學教育,但在當時,已算有「相當學歷」,競爭力猶勝今天的大學文憑。陳茂榜、洪建全、陳江章和吳火獅公學校畢業,分別進入日本人的商店當學徒,因而戰後都有生意和語言能力與日本商社往來,並常閱讀日文書報,吸收新資訊。
兩百圓的支助,少去好幾年血汗
1930年代,這些企業家還是鄉下的孩子,十五、六歲,卻各個像小大人,立志出鄉關,到都市打拚。蔡萬春16歲揮別竹南老家,準備北上時,賣菜的父親給他一圓,加上自己存的一圓九角,總共不到三圓。陳江章15歲離開家鄉澎湖,到高雄的營建商「湯川組」當學徒時,身上只帶著四圓。吳火獅從新竹到台北,進入永樂町(迪化街區)日本人的布匹進口批發商店,一個月才領三塊錢。陳茂榜則是公學校畢業後,先進日本人在榮町(衡陽路)的書店「文明堂」,店內有售蓄音器(放唱片的留聲機),他學得相關知識,加上省吃儉用八、九年,存了一百圓,才於1936年創業,在台北市本町(重慶南路)開「東正堂」電器行。相較之下,王永慶從父親那裡得到的兩百圓,少去好幾年的血汗。
勤奮是那一代企業家最鮮明的標誌,不論是兩百圓起步,或是四圓渡海,都永遠值得傳誦與學習。只是,兩百圓被拿來當寒微的佐證,顯然是戰前日本時代的歷史不傳,民間記憶不相連續,才會被如此想當然耳。
1940年前後,當20歲的吳火獅還是校園裡的大三學生,已經在台北和宜蘭之間坐民航飛機談生意了。如果感覺不可思議,那真的應該再多了解一點台灣的歷史。
摘自《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時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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