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回溯歷史，雲南素有「瘴癘之區」、「瘴疫之鄉」之說。其實，「瘴疫」主要指的是惡性瘧疾和鼠疫兩種疾病。解放以前以至一百、兩百年前甚至更久遠的年代，肆虐雲南的疫病除了鼠疫和瘧疾以外，還有霍亂、麻風、麻疹等許多烈性傳染病和一般傳染病。

關於鼠疫

雲南省的鼠疫．在地方志書上有確切記載的，首先見於《鶴慶縣誌》「災異篇」。該篇記述說「……光緒五年至十四年(1879—1888)東區松桂，每屆七、八月間大疫，發熱後身起結子如彈丸，二三日或對時即死，號癢子症(癢子症即腺鼠疫——作者)，先後死者以數千計。」

《雲南通志》載：「乾隆壬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以來，鶴慶、賓川城鄉居民、每見鼠向人跳，跳罷立死，人體遂生赤癢子吐紅痰(肺鼠疫症狀之一——作者)，遘是疾者，死且速，醫藥罔效，亦奇事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鄧川自此年延及嘉慶，大疫，死者萬計，野無人煙……」。

鄧川有一個叫楊柿平的人所寫《柿平記述》中說：「光緒十八年(1892年)鄧川大疫，染疫之處，鼠得毒先死！死者不可觸，人若傳染，或為血痰，或為癢子，十死八九，迭年不止，鄉邑為墟。」曲靖市志辦公室趙宏逵在《陳子貞事略》中說：「光緒二十四年(1898)，曲靖發生鼠疫大流行，死亡十分慘重，全家死光的逾百戶，一段時間，家家閉戶，路少行人。」

據《雲南通志》各種版本及有關卅、縣誌的記載，從宋「徽宗大觀戊子二年(1 108)南詔大疫，」到清高宗乾隆巳卯二十四年(1759)的652年間，雲南共發生過16個年度的「大疫」。有9個年度的「大疫」發生在現今已知的家野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洱海盆地及其周圍地區。《續修建水縣誌》有以下記載：「嘉慶十七年(1812)壬申，冬大疫，此疫即同治初年之癢子症，兩次經歷二十餘年始平息，民多絕戶，病能傳染，初起發熱，或生核夾窗胯縫間，或痰帶血絲，患者對時立斃，醫藥罔效，今傳外洋謂為『鼠症』，亦稱『鼠疫』。此症由鼠傳染，故先死鼠，因逐戶掘鼠，幾無□類(生存者)。」

清代鼠疫在雲南流行，遍及滇西、滇北及滇南各地，共有87縣蒙受其害，死者約73萬之眾。1793年趙州(今彌渡)青年詩人師道南在《鼠死行》一詩中寫道：「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坼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慘淡愁雲護。三人行未十步，忽死兩人橫截路。夜死人，不敢哭，人鬼屍棺暗同屋……人死滿地人煙倒，人骨漸被風吹老，田禾無人收，官租向誰考。我欲騎天龍，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灑天漿，酥透九原干丈土，地下人人都活歸，黃泉化作回春雨。」師道南成詩不久，也因患鼠疫「年未三十卒」。

據說公元1800年前後，在昆明長春路與正義路交界處一帶，在舊曆5、6月間，自斃死鼠很多。某姓一家10餘人，均在頭、腋部生大核多枚，旋發高燒，不數目先後死亡。不久，由長春路傳至紅柞子廟街(今華山南路)、賣線街(今華山西路)、城隍廟街(今人民中路、原武成路)一帶。當時官民以為是天禍奇災，束手無策，至十月，有人在城隍廟附近的街路橫挖深溝，斷絕交通……

20世紀初至1938年，我省鼠疫逐漸消退，但到了1938年12月間，在瑞麗江北岸的猛卯突然發現大量死鼠，次年3、4月間，開始發現鼠疫病人，死亡約30人。1946年2、3月間，騰沖、芒市甚至保山的施甸壩先後發現鼠疫病人並繼續擴及盈江、梁河、保山縣城。據《雲南醫藥衛生簡史》(1992年版)載，「自1938—1949年，雲南省鼠疫患者共6899人，死亡2448人，病死率為35．5％。」1948年8月，當時的省府鑒於疫情和輿論壓力，曾派出2個醫療隊共24人奔赴疫區，開展了一些防疫工作，但因勢單力薄，只起到杯水車薪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