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主力軍問題
【大紀元11月7日訊】在上一帖中，我講了民主於我們普通人只計較我們自己在政治上的得與失，只看我們自己政治進步的程度之大與小，只衡量我們自己政治水平之高與低，而不是刻意要使這一切維繫在對待一個、幾個已故的或者活著的大人物的身上；這一帖，我要接著論述這樣的一種思維模式可以把我們引導到何種地步。
立即民主的思維模式引導人們的目光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向下看，你看到的是一大片享有同等權利的人民向上看，你只可以看見高高在上的當權派。就「一分鐘方案」的思維分析，當權派的辦公桌
上固然說也可能放著「一分鐘方案」，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普通人的口袋裡，也裝著「一分鐘方案」。如果說民主意味著官民互動的話，那麼，普通人口袋裡的「一分鐘方案」就是「王牌方案」了。現在的問題是，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普通人看不起自己口袋裡的方案，而是習慣於看辦公桌上的方案（「紅頭文件」）。這一組文章，不給讀者們提供什麼高深理論，提供的是一種常識：「自我感覺良好的人才可以取得良好業績」（布蘭查德：《一分鐘經理》）。民主的事情也是一樣，你感覺自己「苦大仇深」，感覺自己一文不名，感覺自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你是做不好民主的事業的；如果不是這樣，你認為在民主的事情上你已經很夠格了，你的肩膀能夠擔起民主的擔子，走民主的路，你已經是輕車駕熟，那麼民主就離你不遠！
朋友們：看一看你身邊的人，哪一個不夠民主的資格呢？都夠！可是你的眼睛如果向上看，夠資格的人就寥寥無幾了。因此，立即民主的思維模式引導你的眼睛一定要向下看。既然大家在民主上都是夠格者，立即民主就不是紙上談兵。
一定要正視如下的問題：我們中國人經過的專制主義時代是一個曾經「觸動」了人的「靈魂」的時代，因此，每一個人對於專制主義的記憶和感受都是刻骨銘心的和異常深刻的。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同一個專制主義條件下生活的人們對於專制主義的感受是因人而異的、多元化的。具體地說，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這些統治的高層人物有一種感受，中層、基層的幹部有一種感受，普通的共產黨員有一種感受，知識份子有一種感受，過去被定成「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成分的人有一種感受，被打成為「地、富、反、壞、右」的人們又有一種感受，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這種多元的感受中整理出一個可以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基本的「民主感受」呢？
有兩種通行的方式存在於民運人士中間：一種是最時興的方式，就是要使上述多種感受都向原先的「地、富、反、壞、右」水平看齊，在此基礎上造成感受的一元化；另一種方式力求組織和提升過去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這一類人的感受，使之在組織過程中包容其它種不同的感受。
前一種方式現在是民運的主流方式，而且在海外民運人士當中非常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好像中國民主之水，只能從「地、富、反、壞、右」渠道裡流出來；後一種方式很悖時，不但不流行，而且持它的人還很容易被看成是是「五毛」。我明白聲明：我自己是後一種方式的持有者。
從2004年3月在網上寫作一來，我一直批評前一種方式，並且我對此種方式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海內、外民運人士的空前孤立──進行了多次描述。到今天為止，已經具有近20多年曆史的中國民運隊伍其所以在推進民主問題上一籌莫展，主要原因也與此有關。與此同時，我提請讀者們思考下述問題也許有益：民運人士在13億中國人民中間為什麼尋找不到市場？為什麼他們一直到今天還在跳單個舞？為什麼他們自認為手裡持滿了真理，而此種真理之於人民卻產生不了任何影響呢？
如果要把中國民主的希望建立在原先的不幸人（「地、富、反、壞、右」）的感受之基礎上，那麼再有50年、100年中國也難以實現民主！在前蘇聯和前東歐巨變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了什麼呢？是原先被
打入十八層地獄的人們「復辟」了嗎？民主運動是這些人領導的嗎？回答是：「不！」現在已經民主化了的上述各國的歷史的主線索哪一個不以這些國家的人們為主而書寫呢？此處，我要強調的是，對於歷史上的不幸者和受難者給以最大的同情是一種重要的民主情緒，只是正當的情緒張揚。若是把人們帶到一個只有歷史上的不幸者和受難者才居於「歷史正確性」一方，那就適得其反。要知道「歷史正確性」是一個紙糊的台階，實現中的人是站不上去的。
在這裡，我們一定要理清這一個問題，即民主運動不是自由化運動。自由化運動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可以是有組織的，也可以是鬆散的、無組織的，所以，一個自由的運動決不可以簡單地兌換成民主運動。在自由的體系中，如柏林所言，「自由是一個稀有的和脆弱的被培育出來的東西」（見柏林：《兩種自由概念》），而民主，卻是用人民「熱情之水」澆灌成長的參天大樹，兩
者是有區別的。
說到自由，「只要有一個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肯尼迪在柏林牆邊的講演），是一條真理；但是對民主之真理，我們卻不可以照著說。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所有黑人被排斥在民主進程之外，種族隔離制度把黑人生活與活動的範圍像用籬笆一樣的隔了開來，以至於在沒有安裝隔離物的公共汽車上，黑人要給白人讓座，難道就以此判斷美國是獨裁國家嗎？民主在其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上，可能造成對某些少數人的壓迫和剝奪，只要政治的主體所接納的大多數人享有權利，民主進程可以矯正自身的弊病。
民主和自由雖然可以看成是一對孿生兄弟，但他們孿生不孿體，所以，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睡各的床。有一出秦腔戲叫《三滴血》，戲中的賈璉香嫁給了與李遇春孿生的周天祐，賈父在婚前提醒女兒：「兒啊！你可千萬可別上錯了床。」這裡──我引用此劇中的話不是打諢插科，倒是藉此說，目前許多中國民運人士上了「自由主義者」的「床」，是「上錯」了。
今天，你要搞自由化運動，你可以是「單干戶」，像當年的魯迅一樣，自己當司令；可是，朋友，你如果要搞民主運動，那麼民主運動本身要求你必須在多數人感受的基礎上去組織運動，你必須是多數人當中的先說先表者，所以，你必須要建構一個「人民」。目前，有人竭力反對這一點，理由是過去共產黨人用「人民」這個概念欺騙人，現在民運人士不應該也用它再騙人。這種話，乍一聽，似乎有道理，但經不起推敲。共產黨過去多次提倡「民主」，用「民主」騙人，難道我們今天就不要「民主」了？毛澤東過去在延安把「人民」曾經比作「上帝」，（《愚公移山》一文）難道我們今天就應該把人民叫做「魔鬼」？可我的話到這裡沒有說冒說，在目前海外民運人士中就曾經有人把羅蘭夫人的「人民，人民，多少罪惡借你之手而行」的話當成自己的利劍揮舞，舞來舞去，想砍殺那些對人民滿懷敬意的人。他們這樣做根本就沒有注意到羅蘭夫人的話是文學家的話，包涵一種寓意，政治家或者搞政治的人是不可以照此說的，不明白這一點他們雖然一字不差的引用了羅蘭夫人的話，卻錯誤地理解了她的意思，這情形如同瞎子拿著蠟燭，照亮不了他的路一樣。我以為，世界所有的政治家或者社會活動家，他們所說的話語裡的主語都是「人民」，沒有人民，就得構建。只有中國那幾個傻瓜式的文人，才會以此為座右銘，把人民看成是人世間的犯罪份子。
關於「人民」──偉大的亞伯拉罕．林肯是怎麼說的：「這個國家連同它的一切機構都屬於居住在這片領土上的人民。一旦他們對現有的政府感到厭倦，他們便可以行使他們的《憲法》權利去改革它，或者行使革命的權利去推翻它」（見《林肯選集》）。
關於「人民」──《美國憲法評注》的作者約瑟夫．斯托裡說：「國家意味著團結成為一個政治組織的全體人民。國家和國家的人民是含義相等的說法。……威爾遜大法官說：『人民構成一個擬制人或者一個政治組織，是可知的最高貴和最尊貴的』……嚴格上講，在我們的共合體政體形式中，民族的絕對主權屬於民族的人民」。（《美國憲法評注》）
關於「人民」──羅傑姆．巴倫、托馬斯．思恩斯說：「《美國憲法》宣稱自己是『我們合眾國人民』的產物──一種人民至上而不是議會至上的觀念。」（見《美國憲法概論》）
關於「人民」──《論民主文集》的作者們在《人民主權》條目裡說：「憲法起草人撰寫了這樣一份治國大綱，交給人民批准。他們的主導思想是終極政治權力既不在政府手裡，也不在任何一位官員的手裡，而是在人民手裡。」（引自《美國國務院信息局》《論民主文集》）
外國的不說，就說我們中國的事情，毛澤東其所以在一個較長時間內走紅，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也在於他成功地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話語（而不是創造為人民服務的「事實」），他最後走到「反
面」，也是因為他嚴重的脫離了中國人民。
民運人士不是社會的法官，也不是包攬訟事的訟師，亦不是道德的裁判官，而是可以組織人民運動的人（顧名思義）。所以，一個合格民運人士對於中國立即民主應該有一種敏銳的直覺，也就是說，在立即民主的問題上，他們應該有一種先見。民運人士肩負的一項任務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總結人民的經驗與教訓，不通這一竅的人，都不配做民運人士。日今，民運人士努力所要達成的效果，可以借用對一副畫面的想像來表述：13億人在同一個時間裏敞開喉嚨，齊齊發聲：「民主的果子已經成熟了！我不需要等待，一分鐘也不等待！」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在諸如90年前、60年前、40年前、20年前這樣的時間段裡，我們中國人民的經歷是富有傳奇色彩的，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仔細分析，你就會發現在我們中國人民經歷的每一個時間段裡都有收穫，於某幾段中，甚至可以說是碩果纍纍，只是我們還缺乏一條紅線把它貫通起來，如果我們使用了這一條紅線，那麼，被貫通的東西就叫：立即民主。
（200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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