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原有的傳統文化產生碰撞，從而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呈現出中學與西學互相激盪，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歷史景觀，其中也催生了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章太炎、孫中山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無論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康有為的「托古改制」、「變法維新」，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天下為公」，究其原意，無非是為了融貫中西，各取所長，為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復興開闢出一條光明大道。

中華民族本是一個寬容大度的民族，當年佛教東傳，與中國原有的儒道文化同樣經歷了一個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過程。雖然其間有過「三武滅佛」的政治運動，也有過《諫迎佛骨表》的激烈文章，然而三教間的融合與共存依然是歷史主流。中國歷史上並沒有發生宗教戰爭，這得益於中華民族的寬容大度，也得益於佛道儒三教的和平理性。

倘若假以時日，以中國人的智慧和胸襟，我相信近現代的西學東漸也同樣會有一個理想的結果。然而隨著西學的變異病毒——馬列邪說入侵華夏，中共邪黨在蘇俄的扶植下武裝叛亂竊國之後，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自然進程被打斷了。中共為了鞏固其邪黨政權不惜將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破壞殆盡，同時製造出邪惡的黨文化強加給中國人民。當今邪黨統治下的中國文化既失去了傳統文化的本質，也沒有西方文化的精髓，已經被邪黨「改造」成邪紅、厚黑加淫黃的變異文化。在這種墮落的文化熏陶之下的中國人，若內心不能洗清黨文化的毒素，靈魂不能擺脫惡黨邪靈的禁錮，又如何能夠擔負起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任？

一個國家的復興，必始於文化的復興。為了中華民族的希望和子孫後代的未來，我們需要重啟被邪黨打斷的東西方文化健康交流與融合的進程，為重塑國家的精神，開闢進步的道路而分享自己的才智，奉獻自己的熱忱。

當年無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儘管政見彼此大相逕庭，然而尋求融貫中西文化的方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古為今用，中為西用，在故紙堆中尋章摘句來證明如今所倡導之革新符合兩千年前的古人之意，終究還是不脫「代聖人立言」的八股習氣。難道孔夫子當年沒說過的，儒家典籍上沒有的，今天就不能做了嗎？當今中國社會與孔子所生活的那個年代差異何等之大，孔子又不是耶穌、釋迦牟尼，他怎麼能知道兩千多年後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中國的「國學」確實博大精深，是先賢留給後人的珍貴的文化財富。然而換一個角度看，財富也就是纍贅。古籍汗牛充棟，後學皓首窮經。其中有多少是「蟲魚」之學，又有多少是「回」字的四種寫法之類的「學問」。對今人而言，「國學」的水實在是太深了，一頭扎進去，一生一世也未必浮得上來。與其皓首窮經，不如尋根溯源。儒學無論如何浩繁，它本是源於道家，而道家學說又不出陰陽五行之理。故作者在此另闢蹊徑，越過浩如煙海的儒家「國學」，直接以陰陽五行之理融貫東西方政治，希望籍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有志於融貫中西，繼往開來的有識之士共同來開闢出一條中華文明的復興之路。

西方政治學無論如何龐雜，不出「權力」和「自由」這一對基本概念。按照道家的陰陽生剋之理，自由為生，權力為克；自由為陽，權力為陰。正如在自然界中，春夏萬物生長，秋冬萬物凋零，寒來暑往，循環往復，一陰一陽，相生相剋，衍生萬事萬物，政治的世界同樣是由權力和自由這一對基本因素演化而來。

假設我是任何一個物質或者生命，在宇宙中產生我的同時必然就伴有催生我和制約我這兩類因素，前者為生我，後者為克我。如果沒有催生我、扶助我的因素，我就不可能產生，也不可能維持我的存在乃至發展。如果沒有克制我，制約我的因素，那麼我必然會無休止地發展和壯大，你可以想像一顆無休止迅速生長的大樹，它終將遮天蔽日，給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而一個物質或生命產生之後，也必然會對別的因素產生或扶助，或制約的影響，前者為我生，後者為我克。生我、克我、我生、我克，連同我本身，這五大類因素可以概括我們這個宇宙中的一切，道家稱之為五行，以金、木、水、火、土來形象地表現。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這一循環稱之為五行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這一循環稱之為五行相剋。中國古代有「天一生水」的說法，設若以五行中的水為我，則金為生我，土為克我，木為我生，火為我克。五行生剋中隱藏著奧妙。還是以水為我，從五行生剋中我們會發現生我之金乃為克我之土所生，而克我之土亦為我生之木所克，聰明穎悟之人可以從中領悟到許多道理，在此不再贅述。

五行生剋表現在政治範疇，那就是給我自由者為生我，對我有權力者為克我。同理，我給予他人自由為我生，我對他人擁有權力為我克。連同我自身，一共五大因素。西方政治學有沒有離開上述五大因素的範疇？沒有。

權力與自由，這是陰與陽在政治範疇中的體現，因此也必然會如陰陽一般呈現出相生相剋，用哲學的行話說叫做「對立統一」。要說對立，政府的權力越多，人民的自由就越少，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係。要說統一，權力本身乃是強迫他人服從的自由，而自由本身則是不服從他人強迫的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自由可言。沒有自由，何來權力之有？

中醫是在道家的陰陽五行之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道家將人體視為一個小宇宙，宇宙是由陰陽五行構成的一個有機的系統，因此中醫同樣將人體看作是由陰陽五行構成的一個有機的系統。每個人體內都存在陰陽，陰陽本身無所謂好壞，身體健康與否取決於體內的陰陽是否平衡。按照理學「格物致知」的方法，將上述原理運用到政治範疇，我們就會發現，權力與自由本身也無所謂好壞，關鍵在於權力與自由的平衡。一個人，只要體內陰陽平衡，就一定是一個健康的人。一個社會，只要權力與自由達到平衡，也一定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反之，人體不健康一定是因為陰陽不平衡，不是陽盛陰衰就是陰盛陽衰。社會不健康也一定是由於權力與自由達不到平衡，不是權力過剩就是自由過度。

對於權力過剩的社會，就要削減政府的權力，增加人民的自由，從而使政府的權力和人民的自由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對於自由過度的社會，就應該反其道而行之。現在的中國，有誰認為是一個自由過度的社會呢？從政治到經濟，從教育到民生，方方面面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府權力過剩，政府權力濫用所引起的。然而胡錦濤政權的應對非但不是還權於民、還賦予民，反而是強化專制、國進民退，進一步打壓人民的自由空間，進一步加劇社會的失衡，這樣非但無助於解決社會矛盾，反而會激化各類矛盾。在被專制權力所破壞的正義和公平得到恢復之前，社會和諧無從談起。

說多難興邦，就如同說多痛健康一樣。多難本身並不會興邦，正如多痛本身並不會健康。多痛會促使人意識到病患，從而去尋找病因，清除病根，非如此不能恢復健康。在國家多難之際，黨國大佬空言多難興邦，而不去積極尋找多難之源，徹底清除社會病根，那只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秀。如果中國人自己不能發現國家多難的病源，清除人民疾苦的病根，那麼災難和苦痛必將繼續一路伴隨著沉默的中國人，直到他們在沉默中爆發，抑或在沉默中滅亡。

2009年11月24日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