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中劍：義利取捨主宰國家盛衰
【大紀元11月23日訊】現代國際政治學的基本理論來源於馬基雅維利的學說，那就是：外交活動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國家利益。依照這一理論，國際上的外交活動都是圍繞本國的國家利益進行的。所謂國家利益，一般是指以經濟利益為主的領土、資源、市場等可計量利益以及國家安全等不可計量的利益。該理論有一句名言，叫做「國家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恆的敵人或朋友」。此言被近現代研究外交理論和參與外交實踐的人奉為圭臬。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外交實踐只能是利益外交。當然現在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做「務實外交」，所務之「實」無非就是實利了。
眾所周知，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利益外交是利益政治的必然產物，而一切以利益為中心的政治理論是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馬基雅維利帶給這個世界的「禮物」。在那個時代，人們普遍認為馬基雅維利的代表作《君主論》是在邪惡的感召下寫出來的，而現代人則把他尊為現代政治學之父。
在倫理學中，與利益相對立的是道義。中國古代占主流地位的儒學既是一種政治學，更是一種倫理學。提倡「內聖外王」的儒學是一種基於倫理學的政治學說，始於正心、修身，繼之以齊家、治國，最終達到天下大治的理想，而道義始終是貫穿於這一切的主線，既是推動這一切的原動力，也是實現這一切的終極目標。這種理論指導下的政治必然是一種倫理政治。自漢代而至民國的這兩千年裡，燦爛的中華文明之光無遠弗屆，對本次人類文明的貢獻之巨大，影響之深遠，可謂獨一無二。其間中國的倫理政治的作用，同樣功不可沒。若沒有大唐王朝的無私和大度，至少日本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這一百多年來中國這段辛酸屈辱的歷史就全盤否定傳統的倫理政治，況且這六十年痛苦的經歷完全是由絲毫不講倫理的邪黨政治所造成的。
在中國的正統文化中，政治完全基於倫理，沒有倫理就根本談不上政治，這種政治學與西方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大相逕庭。中國的正統文化始終是重義輕利的，關於義利的取捨，儒家的亞聖孟子留下這樣一段名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段話不僅以前中國的讀書人每個人都背得滾瓜亂熟，而且大家都推崇備至，其影響力絲毫不亞於現在的外交官們所深信不疑的「國家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恆的敵人或朋友」這一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觀點。而在過去那個年代，只有讀書人才有機會成為管理國家的官吏。
對任何一個生命而言，沒有比生存更大的利益了，也沒有比死亡更大的禍患了。可是孟子卻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的觀點如果用於國際政治，必然推導出以下結論：「如使國之所欲莫甚於利，則凡可以得利者何不用也？使國之所惡莫甚於害者，則凡可以辟害者何不為也？由是則利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害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利者，所惡有甚於害者。」
很顯然，這種儒家理論的精髓和所有的極權國家一致宣揚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是完全對立的，因此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學術超女」之流所根本不會提起的。馬基雅維利學說的興起和利益政治的出現猶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從此歐洲再無寧日。尤其是屍山血海的兩次世界大戰更是與赤裸裸地追求國家利益的政治行為有著直接的關係。無論利益政治的信徒如何以大英帝國的輝煌為利益外交辯護，他們都無法否認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那就是兩次世界大戰同樣是利益政治所製造的「輝煌」的一部份。對個人來說，人生就如一場馬拉松。對國家來說，歷史同樣是一場馬拉松。如果只看到某位選手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在兩百米內遙遙領先就斷言馬拉松就應該那樣跑，顯然是一種典型的實證主義智障。如果政治家們繼續迷信馬基雅維利的學說，繼續熱衷於利益政治而非以道義政治取而代之，我懷疑本次人類文明能否再繼續存在一個世紀。
利益政治所追求的是利益，那麼道義政治所追求的是什麼呢？當然就是道義了。可能有人會說了，政治是再現實不過的東西，追求道義有什麼價值呢？在我看來，道義就是價值本身，追求道義的過程就是提升自我價值、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個人為什麼要追求道義？因為要實現個人的自我價值，這就是儒家所說的「內聖」。國家為什麼要追求道義？因為要實現國家的自我價值，這就是儒家所說的「外王」。
愛因斯坦說過：「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麼，而不應看他取得什麼」。存中劍說：「一個國家的價值，應該看它向世界貢獻了什麼，而不應該看它從世界取得了什麼。」貢獻了什麼就是道義；取得了什麼就是利益。馬基雅維利和存中劍對政治的理解之分歧在於前者看重一個國家取得了什麼，而後者看重一個國家貢獻了什麼。
馬基雅維利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城市商業文化興起的時代，因此他看待政治的視角免不了帶有地中海商人唯利是圖的成分。可以說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就是商人政治，這種政治隨著資本主義的崛起而大行其道也就不足為奇。商人是錙銖必較的，因此商業政治的特徵之一就是錙銖必較。商業是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商業政治也就是一種契約政治。社會契約論登上歷史舞台豈是偶然？西方社會的基本關係就是契約關係。公民與政府之間是契約關系，公司與銀行之間是契約關係，老闆和職員之間是契約關係，藝人與經紀人之間是契約關係，甚至丈夫與妻子之間也是契約關係。
契約必須遵守，在西方社會，這不僅是法律的基本原則，也是社會的基本倫理。西方的這種契約文化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聖經》。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都是神和人之間的契約。然而與近現代利益換利益的交易契約不同，人類最古老的契約，也就是和神之間的立約是以價值換利益。不信大家就翻開《聖經》去看，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的內容，無非就是讓希伯來民族保持人的價值，提升人的價值。保持人的價值標準，人類便可免於敗壞，免於被淘汰；提升到天使的價值標準，將來便可去天國。
是神慈悲於人，告訴人如何保持自己的價值，提升自己的價值，人又有什麼好處可以給神呢？所以說道義本身就是價值。保持自己的價值，就能蒙受神的賜福；提高自己的價值，就能得到更大的恩賜，無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家都是一樣。
翻遍古今中外的歷史，只有看到個人捨生取義的，從沒看到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因為行義而滅亡的。相反，因為貪圖利益而捨棄道義，自取滅亡的國家和民族卻從古到今比比皆是。如果將國家比作一顆樹，那麼利益就是它的枝葉，價值才是它的根本。貞觀名臣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寫道：「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源泉，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正如樹木需要深深扎根於土壤，國家的價值同樣必須深深扎根於道義的土壤才能長治久安，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綿延上下五千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冬天來臨之前，城市裡的園林工人往往會修剪掉行道樹的一些枝葉，目的是為確保樹木能夠安穩過冬。一旦春天降臨，新的枝葉自然會生長出來。治國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危機的嚴冬降臨，最重要的不是保護國家的枝葉——利益，而是保護國家的根基——價值，以色列的復國就是最好的證明。
六四大屠殺和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充分暴露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性。然而在利益政治的誤導下，不少國家在這二十年間不惜損害國家的價值與中共邪黨做交易，美其名曰「雙贏」，這無異於自伐根基以嫁接枝葉。根基若殘缺了，大風一來樹就被連根拔起，枝葉再多又有何用？道義不是用來拉選票的口號，更不是用來交換利益的籌碼，它是國家的根基——價值所賴以存在的土壤。
和歐洲那些熱衷於利益外交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不同，這兩百多年來，美國是推動民主和人權最積極的國家，也是發展最強勁，崛起最迅猛的國家。可以說這兩個世紀的歷史就是美國夢成就的歷史，也是上帝保佑美國的歷史。然而在與中共邪黨「雙贏」了二十年之後，美國夢破滅了。短短二十年「與狼共舞」的結果就是過去兩百餘年積累的霸業雨打風吹去，歎息之餘不能不讓人深感神言可畏。
耶穌告誡人們：「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利益的背後是寬門；道義的背後是窄門。美國的歷史和現在見證著義利的取捨主宰國家的盛衰。這一論斷不僅僅來自人類以往歷史的經驗，也來自於對宇宙自然法則的信仰和對神佛的信仰。雖然現代政治學難以理解，實證科學也無法證實，然而正如現代政治學和實證科學無法證實天道和神佛的存在一樣，只能反過來證明科學本身並不代表真理。只要天道和神佛是存在的，那麼義利的取捨就必然主宰國家的盛衰。
我並不反對謀求國家利益，相反我贊成積極謀求國家利益。利益之於國家，正如衣食之於個人。人要生存就不能沒有衣食，國家要存在也不能沒有利益。可是這並不代表人活著就是為了衣食，也不代表國家存在就是為了利益。道義是第一位的，利益是第二位的。道義是目地，利益是手段，是為道義服務的。
人生是一個過程，豐衣足食只是為實現人生的意義而提供的物質條件，並不代表人生的意義本身，更不代表個人的價值。在歷史的長河中，國家也是一個過程，利益只不過是為了實現國家的意義而提供的條件，並不代表國家存在的意義，更不代表國家存在的價值。惟有道義，才是一切個人與國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是個人和國家所應追求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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