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一點，那天風不是很大，晴空萬里，我人在聖母峰南峰約海拔八千七百公尺處，只剩下一百公尺不到就可以登頂，雪巴人卻向我提出撤退的建議，讓我當場呆住！

原因之一是雪巴人丹增的氧氣面罩出了問題，不得不下到第四營去，讓深信藏傳佛教的他們心底萌起不祥之感。但因為同時正有三十多人向著頂峰挺進，絲毫沒有撤退的跡象；再加上我背負著許多責任與國人的期許，在停留觀察約半小時之後，我們還是決定登頂，但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快上快下。

三點十五分，歷史的一刻，我終於站上世界的頂峰。倉促地拍下留念的照片之後，便趕緊下山。誰知天氣變化得很快，拍下登頂照片時天空還是一片蔚藍，等我下到八千六百公尺時卻已風雪交加，連站都站不穩，面罩與防風鏡不斷地起霧、結冰，讓我的行動受到許多限制。隨著天色漸漸暗下來，我與雪巴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最後，剩我一人獨自留在漆黑的雪地裡……

原本我以為雪巴人先去找路，會再回頭找我，但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逝，我放棄了那樣的念頭，心底感到慌亂與害怕，但腦筋卻是異常清醒理智，不停地想著如何渡過這個難關的方法。

這時，留在原地是最好的方式，免得因為走錯方向或滑落冰坡而一命嗚呼；我想挖個雪坑躲進去，但冰斧一碰到冰面就反彈，只好作罷。我知道自己的處境極為兇險，因為，要在狂風暴雪的八千四百公尺處度過長夜，談何容易！
由於意識到情況不太樂觀，我開始想立遺囑告訴我的家人、朋友及贊助廠商，明白交代「我被困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下不去？」也想到了《中國百岳》無法完成的遺憾。

原本我打算花兩個月的時間在聖母峰南側進行拍攝，因為要拍攝《中國百岳》的山峰，最好能完整呈現山的東西南北側。所以我攀登聖母峰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捕捉它南側的面貌，下山之後再接續到西藏，行程早已安排好了。
沒想到，我卻卡在聖母峰頂，下不下得去都還是未知數，何況是《中國百岳》的拍攝。一想到自己沒辦法完成計畫，莫名的幻覺突然都出現了。我隱約看見錦繡的老闆對我說「你這個瘋子！」影像就好像早期收訊不良的電視機般，一下彩色、一下黑白，跳動模糊不定。

我也感覺到一張張黑白的臉孔在對我說話，雖然無法辨識出是誰，但感覺得出來是熟悉的人。之後，影像慢慢清楚，彩色的畫面中出現了等在基地營的隊友，其中的林道明還笑著對我說：「隊長，還不趕快下來，我們要慶功了。」最後甚至連家裡的小孩也出現了。

我聽不清楚孩子的聲音，看到的是他面向窗台的黑白畫面，眼神望向遠方，好像在說：「爸爸去爬山那麼久，怎麼還沒有回家？」這一幕讓我打從心底一酸，想到如果自己真的無法回去，那我的家人怎麼辦？

剎那間，我的心忍不住悸動起來，於是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都要活著回去。

我分析出會讓自己陷入死亡的幾個原因：不是溫度太低，就是空氣稀薄、腦部缺氧而死。這時我想起尼泊爾第一位登頂聖母峰十次的安力達雪巴曾告訴過我，有一次他被困在聖母峰上，為了保持清醒和體溫，只好整晚不停地拍打全身，於是我就開始不斷地拍打身體，兩隻腳上下擺動，身體像汽油桶般滾過來滾過去，甚至大聲嘶吼、叫自己的名字以保持頭腦清醒。
而為了克服高山上稀薄的空氣，我也盡量讓暴風雪不要包住我的口鼻，一側過臉就用力吸氣。這是個相當累人的動作，做沒幾次就累得想趴下了，但我警覺性高，馬上又起身繼續地做……就這樣，一直撐到天空透出微弱的紅色亮光，太陽就快出來了！直到我聽見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才終於獲救。

這一場聖母峰有史以來最大的山難，一共有八人喪生，我是唯一受困在八千四百公尺還能獲救生還的人，但我的十根手指、腳趾都已壞死，必須全部切除；而焦黑的鼻子也必須挖掉，不過並不影響呼吸功能。原本我以為只要切一切、縫一縫就好，沒想到竟是一連串「剖骨挖肉」治療的開始；一年內，我總共動了十五次刀，東挖西補，全身上下體無完膚。之後面對的還有長期抗戰的復健工作，但我都堅忍以對，因為畢竟我活下來了！

我從來沒有過「征服」一座山的想法，排除萬難登頂，是為了要征服自己的懦弱與狹隘，現在矗立我眼前的人生大山已經夠險、夠艱難，足夠我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挑戰。@

－－節錄自「寶瓶文化」《一座山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