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岳芸台北報導）法國重量級學者索爾孟（Guy Sorman），目前是韓國總統李明博全球事務顧問，他指出198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體制崩解消逝，朝向自由經濟邁進，中國也由農業世界轉變成工業社會，尚未跨進自由體制內；印度和巴西這兩個新興經濟勢力則領先中國，明確地投入了民主自由陣營。

應允晨文化之邀，索爾孟來台出席11月14日「大師講座：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巡禮」。從歐洲出發的索爾孟，長年來探索世界的腳步從未停下，新書《經濟不說謊》透過深度探訪當地頂尖的產學觀點，把脈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發展，主張面對金融風暴仍要堅持維護自由市場的制度。

索爾孟表示，這本書的中文版讀者是很幸運的，因為是依據已出版的法文版與英文版，經過再修訂，裡面的數據是最新的，所以中文版是最完備的。其中有一章〈中國令我憂心〉，是2005年起他在北京和愛好自由經濟的獨立經濟學家茅于軾（1929-）多次對談，還有他從毛澤東時代至今多次停留中國的觀感。

「經濟成功之因：老練的包商」

中國是世界第三大生產國，不過，就每個人平均產值來看，中國在全世界排第101名。在全球化的分工架構下，中國提供廉價、專業、有效率的勞工，索爾孟認為，若無海外華人的支援則無法成功。他也指出，造成中國相對成功的原因，絕不是奇蹟，它只不過是個老練的包商，很會利用自身與下單者的優勢。

更進一步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國輸出產品，是由國外企業設在中國的工廠所製造的。茅于軾強調，中國並未創造新的經濟。索爾孟則認為，中國經濟並非運作良好，只不過「時機」有利於它的發展。只要中國保持低技術的包商地位，就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威脅。

中國農民進城打工的辛酸

索爾孟讚揚中共的大量公共投資，諸如有時過度集中於道路、橋樑、機場、能源的基礎建設，有效地提升了中國的生產效率；可是仍然存在一大堆無法運作的事務，像是僱用了全中國一半工人的龐大國營企業，而且共產黨還把資本主義視為濫用的「壓榨勞工」發展到極致。

中國農民為了擺脫赤貧的環境，只得完全向國營或民營企業老闆效忠，他們的工資被壓低，有時甚至領不到錢。受壓榨的勞工沒有任何發言權，抗議或許持續不斷，但總會遭到無情的打壓。索爾孟表示，中國勞工真正的保護來自西方，因為北京當局無法坐視海外訂單與資金撤離。

茅于軾：中國虛假的中產階級

為什麼中國非常有錢，中國人卻如此貧窮？這是很令茅于軾納悶的問題，誰從中國的經濟成長獲利？是共產黨各個領導人、軍方代表、家族成員等。

索爾孟指出，西方政治學家對中國有許多幻想，諸如民主改革，可是別期待中國大約有兩億人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會要求民主改革，因為一旦共產黨失去權力，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將會首當其衝。他引用茅于軾的說法，他們大部分是共產黨員，並且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具有親戚或顧客關係，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

對於中國農村慘狀知多少

在中國新經濟裡，即使最偏遠的鄉村也會因經濟成長而獲得若干好處，索爾孟補充他個人的觀察，但相對輸家實際是農民。儘管共產黨最近對鄉村地區減免賦稅，但農村的悲慘情況依然，只能寄望離鄉背井打工的人。索爾孟表示，中國鄉村成為毫無希望的地方，即使在其他包括印度在內的貧窮國家也不多見。

他還提及，在貧窮的河南省，艾滋病吞噬了全村人的性命這種慘狀，中央政府完全知情，但外國人士多半不會深入鄉間就不會察覺，城市居民則不會前往鄉間察看，或是不在乎那些「鄉下人」。

一胎化政策的效應

由一胎化政策所引起的種種人口、經濟、社會效應，索爾孟指出，這也是中國一個史無前例而難以測量的風險。茅于軾表示，在一胎化政策下，婦女為了擁有第二個孩子，必須對家庭計畫專員行賄，如果有人不付錢，黨政人員就綁架婦女，強行施以絕育或人工流產手術，這是違法，但卻從未見政府祭出重罰。

索爾孟認為，在一胎化政策下，高齡父母被迫自食其力；長期而言，面對人口老化與勞工減少，中國經濟該如何調整？沒有人能夠預測，但這是很讓人擔憂的。

索爾孟：中國經驗是短暫的

儘管中國的群體性事件發生頻繁，茅于軾認為多半是自發的，毫無組織章法，沒有領導人，他不認為那些能夠撼動中國的政治體制。索爾孟則問道：「寧可不公，也不願動盪不安：這也可以作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寫照。但這樣能夠持續多久呢？」

索爾孟為共產黨的未來感到捉摸不定，他說共產黨無法代表中國社會，重要幹部完全沒有農民、工人、婦女，已經和人民脫節，媒體只能反映黨的意志。他和茅于軾有共同的看法：從1979年以來，共產專制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結合，並不是可持久的模式。

IMF前首席經濟學家：人民幣是政治貨幣

書中有一章〈真正的貨幣〉，索爾孟訪談IMF（國際貨幣基金會）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Kenneth Rogoff），也談到了人民幣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各個領導人拒絕讓人民幣自由匯兌？羅格夫說，中共透過控管人民幣，也達到控制人民的目的。人民幣無法自由匯兌，中國人就無法自行兌換外幣，也不能夠挪動資本而不受監管，所以中國的貨幣是屬於政治貨幣。

羅格夫還說，如果最終對於美國、中國、全球經濟存在一個風險，那就是中國是顆不折不扣的定時炸彈，因為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他補充道，全球經濟的諸多大風險，從來不會出現在大家平常已經預期之處。

印度崛起vs中國崛起

在印度，索爾孟會談了執掌印度經濟計畫委員會的阿魯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海外觀察家常把目光聚焦在中國，索爾孟則對比另一個大國──印度，各大城市一片寧靜，基礎建設破敗如往昔。比較中印兩國，容易讓人以為中國很有活力，索爾孟直言：「這只不過是個假象。」

中國只是把經費投注在大城市經濟成長與大量基礎建設兩方面，索爾孟剖析，中國農村的殘破窮困並不為大家所看到罷了。

中國政府做了決定就會行動，毫不考量民意；在印度則是民意優先，阿魯瓦利亞表示，基礎建設計畫常常因為環保、景觀、部落文化等論戰而胎死腹中。

印度企業發展出許多價廉物美的品牌，受到亞洲與拉丁美洲等開發中國家歡迎；國內市場的需求也促使印度經濟的成長，不像中國那樣依賴海外市場。索爾孟對比中印兩國，長期來看，印度雖然因為民主而拖慢經濟發展的速度，卻顯示出比專制中國更穩定的可預測性。

索爾孟小檔案

1944年在法國巴黎出生，1964年獲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博士學位，任職於法國國家行政學院。1975年創辦Sorman出版社，1979年參與創建非政府組織──國際抗饑餓行動組織，擔任主席；1993-1995年，任法國外交部長顧問，負責對外文化活動；1995-1997年，任法國總理顧問。

曾為法國全國人權諮詢委員，擔任過北京經貿大學、智利聖地亞哥大學、加拉加斯大學、里約熱內盧大學、哈佛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目前也是美國《華爾街日報》《城市論壇》（City Journal）、法國《費加洛雜誌》等媒體的專欄作家。

自1983年以來，已出版《美國保守革命》《自由解決》《世界新財富》《我們時代真正的思想家》《資本論、影響及結果》《印度製造──探索現代印度的文明精神與智慧》《美國製造──凝視美國文明》《謊言帝國──中國雞年紀行》《伊斯蘭製造》等二十餘種著作，並在15個國家翻譯出版。在台灣出版的，都是由法文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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