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柏林牆不僅是一堵牆，它也是冷戰世界的一個標幟。冰冷的柏林牆在氣勢洶洶地豎立了二十八年之後竟然倒了。

二十年來，一個問題始終在無數人的腦中徘徊：「那件驚天動地的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到底誰是這場世界政治版圖巨大變革背後的推手？」

有人說，東德共產黨政權的崩潰是東德經濟崩潰、國家負債纍纍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有人說，那是因為東德百姓人心嚮往自由，阻擋不住的逃亡潮加上西德媒體的助力，衝破了戒備森嚴的柏林牆。有人說，這些觀點都對，只是東德的經濟並不是在一天之中崩潰的，柏林牆的建立也從未能阻止過西德電臺、電視臺的電波進入三分之二以上的東德家庭的客廳；東德民眾從一九六一年開始就大量試圖逃亡，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大部分東德人，包括西方國家的政府實際上已經在無奈中認可了柏林牆還將存在很久很久的現實，一位當年的逃亡者說「八十年的東德像一潭死水」。一潭貌似死水的社會怎麼會突然冒出了如此強烈的生的慾望？一個貌似強大的政權怎麼會突然像假冒偽劣的豆腐渣工程一樣分崩離析了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東德民眾首先在心中推倒了那堵由恐懼砌成的「心牆」，才能推倒真實世界中由磚頭和金屬砌成的柏林牆。

對此，在二十年前的那場推倒心牆的和平革命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牧師富勒爾說：「如果有什麼可以被稱為奇蹟，那這就是奇蹟！」

慶柏林牆倒20週年 千幅巨畫展骨牌效應

文 ◎ 黃怡安 攝影 ◎ 吉森

十一月九日是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紀念日，約一千塊彩繪圖案的巨型骨牌構成了骨牌牆畫廊，綿延一點五公里，七日開放參觀，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及民眾流連。

畫廊從國會大廈後面的運河河岸開始，沿著原來柏林牆的位置，向南到波茨坦廣場。每塊股牌高二點零五米，寬一米，厚四十厘米，重約二十公斤，材質是泡沫塑料。超過一萬五千名德國中小學生參與繪製，表達新一代德國人對柏林牆的認知。雖然是個嚴肅的主題，但看到各種不同的創意，不禁令人莞爾。

參訪民眾諾瓦克（Guenter Nowak）說：「圍牆的倒塌非常關鍵，我想大部份的柏林人都會感激使其成為可能的人。」

綿延的骨牌牆於當地時間九日下午七時三十分由民眾推倒，象徵圍牆倒塌在歐洲及世界引發的骨牌效應。

　

在東歐集團解體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前波蘭總統華勒沙（Lech Walesa）、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代表二戰後管轄德國的四個國家美國國務卿希拉裡、英國首相布朗、法國總統沙柯吉以及俄羅斯總統麥維德夫，都將參加柏林圍牆倒塌的紀念活動。

耗資五百萬歐元的音樂會九日晚上登場，由著名指揮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在布蘭登堡門前指揮柏林國立歌劇院管弦樂團，曲目包括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的《華沙倖存者》（ASurvivor From Warsaw）、貝多芬第7號交響曲第四樂章等。

據《彭博社》報導，二十年前曾為東德民眾舉行音樂會的柏林愛樂指揮巴倫波因回憶，圍牆倒塌時他和柏林愛樂管弦樂團正在錄製莫札特的歌劇。「星期五早上我們在團練，團員們非常興奮，他們希望為東柏林人辦一場音樂會。」據說，雖然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音樂會是免費的，但入場券一票難求，人們排了一整個早上的隊只為拿票，只有持東德證件的人才能索票。對許多人來說，那是第一次聽到柏林愛樂的演出，也是第一次進到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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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牆在萊比錫 開始倒塌

文 ◎ 周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塌，兩德重歸統一。（AFP）

二十年前，象徵禁錮的柏林牆，倒在萊比錫人的祈禱和蠟燭底下。而有「變革時代的英雄」之稱的克裡斯蒂安．富勒爾正是整個事件的推手。回顧這一切，富勒爾笑笑地說：「如果有什麼可以被稱為奇蹟，那這就是奇蹟！」

克裡斯蒂安．富勒爾（Christian Fuehrer）剛出現在萊比錫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前的廣場上，就被守在教堂前等候的一群記者包圍了起來。日本電視臺的攝像機、法國、義大利和德國電臺的話筒像一小片黑壓壓的樹林紛紛對準了富勒爾。「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您認為德國的統一大業已經順利完成嗎？」「東德佬和西德佬之間的鴻溝彌合了嗎？」「二十年後，重新站在這個廣場上，您是什麼心情？」問題像潮水般湧來。

富勒爾恐怕是德國出鏡率最高、最有名的牧師，其實這位老者已經在去年正式退休。二零零八年三月，年滿六十五歲的富勒爾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正式宣佈不再擔任東德第二大城市萊比錫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師。除了富勒爾之外，不得不召開一個小時的新聞發佈會，宣佈退休並向公眾告別的地區牧師，在德國恐怕沒有第二個。退休還不意味著富勒爾可以退出公眾的視線，這個被視為二十年前那場東德和平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的傳奇牧師依然還是世界各國媒體追蹤的對象。

媒體上一旦提到富勒爾的名字，後面總會加上一個別稱作為後綴，最常見的是：「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運動的偶像」、「和平革命中的優秀牧羊人」或者「變革時代的英雄」。富勒爾（Fuehrer）這個名字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領袖」。其實，除了這個名字之外，富勒爾和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形像有著天壤之別。他既不高大也不威嚴，實際上正好相反：這是一個小個子牧師，有著一雙溫和而透澈的眼睛，不做彌撒時，成天穿著一身牛仔裝，脖子上圍著一條藍圍巾、手裏提著一個貼滿彩色貼片的黑公文箱，看上去更像一個在工地上班的老工程師，臉上時不時露出像孩子般的笑容，這使他顯得甚至有些脆弱，只有一頭像鋼絲一樣豎立著，剪成在德國人中非常不常見的小平頭的銀髮，透出這位老者倔強的性格。

信仰和希望能戰勝恐懼

一九四三年，二戰還在激烈地進行著，富勒爾出生在萊比錫一個牧師家庭。大學神學專業畢業後，富勒爾順理成章地當上了牧師。一九八零年，二十七歲的富勒爾進入了萊比錫的尼古拉大教堂。從此之後，他的名字和這個教堂的名字越來越緊密地融合在一起，直到這兩個名字都成為了德國現代傳奇的代名詞。

一九八二年，東西方冷戰進入了激烈軍備競賽的年代。位於冷戰前線的東德人和西德人一樣惶惶不安。「德國已經經歷過了兩次世界大戰，莫非我們還要再經歷一次嗎？」帶著這樣的問題，一群年輕人來到了尼古拉大教堂，在他們的要求下，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們決定為這些年輕人舉辦一場定期的活動來祈禱和平。從一九八二年起，富勒爾牧師擔任了每週一下午五點舉辦的這場「和平祈禱」的主持人。接下來的兩年，東西方軍備競賽越演越烈，和平，像天堂的夢一樣遙不可及。隨著時間的流逝，參加「和平祈禱」的人越來越少。富勒爾記得「最少的一次只有六個人。那天，一個婦女對我說：『牧師先生，您可千萬不要取消和平祈禱，如果連祈禱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就徹底失去了希望。』」

「和平祈禱」堅持下來了

一九八六年，一批申請了「長期出境許可」的人來到尼古拉教堂尋求幫助。當時，東德有幾十萬人申請永久出境。在東德當局的眼中，這個舉動就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的徹底背叛。申請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壓，讓他們更加痛苦的是受到不準備離開東德的老百姓的、排擠，甚至辱罵。「走，或是不走」成了壓在無數人心裏的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富勒爾牧師為他們在教堂舉辦了對話活動。他沒想到的是，這批和東德共產黨「離心離德」的人的到來使得「和平祈禱」日益興旺。與之同時，尼古拉教堂更加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的眼中釘。

尼古拉教堂被東德國安視為「挑釁者和顛覆力量聚集的地方」。富勒爾被看作「刺兒頭」裏的頂級人物。在後來解密的東德祕密警察的檔案中，富勒爾找到了有關自己的紀錄：對富勒爾的監視最早始於一九七三年，那時他還是個二十歲的毛頭小夥子。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九年，東德國安對富勒爾進行過兩次密集型的監視。富勒爾鋼絲似的頭髮引發了祕密警察的聯想，他們把針對富勒爾的行動命名為「刺蝟行動」。在八十年代，東德國安在富勒爾身邊安插的特工人數不少於二十八人。

富勒爾不願意被別人當作英雄：「我那時成天提心吊膽，但是好在我的信仰和希望總是比恐懼還要更大一些。」每當提到那段緊張的日子，這個有著四個孩子的父親總是說信仰和對家人的愛給了他堅持下去的力量，以至於在東德警察守在大教堂前抓捕參加「和平祈禱」的民眾的時候，這個平時總是很謙和的牧師敢打開窗口，憤怒地拍著窗臺，衝著在下面抓人的警察喊：「你別以為不會受到懲罰，我們會記住你的長相！」

「這就是奇蹟！」

一九八九年，萊比錫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禱」成為渴望和平變革的民眾的聚集地。十月九日，六千人聚集在萊比錫市中心的幾個教堂裏同時參加「和平祈禱」，七萬人參加了祈禱後的未經申請批准的和平示威遊行。根據史料記載，當天東德軍隊嚴陣以待，有七千名全副武裝的軍人駐紮在萊比錫，隨時準備大打出手，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參加遊行的人數是武裝軍人的十倍。「他們對一切都有所準備，唯一就是不知道如何對付蠟燭和祈禱。」

蠟燭戰勝了坦克，直到今天，富勒爾牧師談到這一幕，還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如果有什麼可以被稱為奇蹟，那這就是奇蹟！」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這一天，七萬名東德民眾用雙手捧著蠟燭不僅戰勝了坦克，更重要的是戰勝了自我內心的恐懼。不僅在東德，整個東歐共產國家內，恐懼的心牆在那一年被徹底推倒。

柏林牆倒了，每週一次的萊比錫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禱」還在繼續。在《新紀元》記者採訪結束時，富勒爾牧師突然想起了什麼，回過頭來對記者說：「您知道嗎？我知道在中國，有一個法輪功信仰群體遭到很嚴酷的鎮壓，我曾經在和平祈禱會上為他們祈禱。」

為了紀念當年那場決定性的和平示威遊行，萊比錫市政府於一九九九年在尼古拉大教堂前廣場的地上安放了一塊紀念銅牌，銅牌上印著大大小小的腳印，指向當年遊行隊伍行走的方向。

「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的戰爭和不公正，」富勒爾牧師把腳踩到銅牌上的一個腳印上，笑著做出前進的姿勢說：「我們今天還要繼續走下去」。◇

「我們今天還要繼續走下去」，克裡斯蒂安．富勒爾牧師把腳踏在八九和平革命紀念銅牌上。（攝影／王金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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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奇蹟， 就不是現實主義者

專訪克裡斯蒂安．富勒爾牧師

文 ◎ 周蕾

東德萊比錫尼古拉教堂牧師克裡斯蒂安．富勒爾。（富勒爾提供）

克裡斯蒂安．富勒爾曾是東德第二大城市萊比錫當地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在這個教堂裏誕生了東德的現代傳奇：七萬人手持蠟燭走上街頭，衝破了恐懼築成的「心牆」。在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之際，《新紀元》採訪了富勒爾牧師。

《新紀元》問（以下簡稱問）：一九八九年六月，很多東德居民都從西德電視上看到了天安門大屠城的情景。您看到這些影像時，是什麼心情？

富勒爾答（以下簡稱答）：我們覺得很可怕。我們知道共產黨在歷史上是怎麼鎮壓反對力量的：一九五三年，東德工人運動遭到鎮壓；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和波蘭的鎮壓；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事件；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六四」。克倫茨訪問中國時，讚揚中國共產黨拯救了社會主義。當時我們就想，看來他們是想在這裏仿傚所謂的中國模式——開槍，使用武力把人們從街上趕走。大家都感到非常恐懼。

大家對「六四」感同身受，因此我們覺得和中國學生血脈相通。從一九八二年間，我們和波蘭工會的瓦文薩、和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以及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維爾就有很多聯繫。我們一直關注世界各地的運動以及其所在國的反應，和那些為人權而抗爭的人有聯繫。

問：據我所知，柏林的一些教堂為「六四」亡靈舉辦了彌撒。萊比錫也舉辦了類似的活動嗎？

答：尼古拉大教堂常年一直定期舉辦「和平祈禱」，這項活動其實是整個東德和平革命的支撐力量。從一九八一年起，我們開始在這裏舉辦「和平祈禱」，最初規模很小。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們開始每週一定期舉辦「和平祈禱」，一直不間斷地延續到一九八九年，不，應該說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個活動的獨到之處在於：我們總是聚在這裏，始終在同一個地方，每週都是，人越來越多，討論的題目也總是和現實相關。很多其他城市和很多其他教堂也搞過很多活動，主題常有變化，有時在這個教堂辦，有時在那個教堂辦，不像我們這裏始終如一，雷打不動。中國當時發生的「六四事件」也是和平祈禱活動上的議題。我們非常關注這個事件。

外國記者的推波助瀾

問：「和平祈禱」一連舉辦了這麼多年，在您的記憶中，哪幾次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答：「和平祈禱」最初是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內的年輕人搞的，因為太危險，所以參與的人很少。一九八六年，一些人來找我，他們跟我說：「我們遞交了永久出境申請。您能否為我們組織一些活動？」因此，我就為這些想出境的人組織了一個「對話圈」。當時全國有幾十萬人遞交了永久出境申請。具體人數不詳。我記得，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九日，我在晚上給他們搞了一次活動，請了五十個人，結果來了六百個。從那以後，這些遞交了永久出境申請的人就成了教堂的常客，在這裏他們受到重視，在這裏沒有人辱罵他們，他們可以就個人的困境和大家交流。這些人成為了參加「和平祈禱」的基本成員。

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開始，警察開始封鎖所有通往尼古拉教堂的道路。開始的時候，他們沒有帶警犬和警棍，只是擺出一副威脅的樣子而已。但是，這種恐嚇沒有奏效。老百姓對他們視而不見。這讓東德的警察感到很詫異。隨後，他們封鎖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沒有掛萊比錫車牌的車子，星期一下午全都不讓進城。警察同時封鎖了火車站，沒有萊比錫居住證的人也不讓進城。他們越這麼做，來的人就越多。

當年的九月四日，萊比錫召開了一個展會。很多外國記者來到萊比錫。無論他們走到哪裏都需要許可，而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採訪教會的許可。在展會期間，記者可以在全城內自由走動。

九月一日，萊比錫市政府把尼古拉大教堂的理事全都叫到市政廳開會，跟我談了兩個小時，要求我們絕對不能在九月四日舉行「和平祈禱」，要我們推遲一周。我們說，我們從來都是暑假後，九月的第一周開始舉辦「和平祈禱」，教會的活動外人不能干涉。

他們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那天，教堂裏聚集了一千五百人，我們走出去時，我發現西方記者已經圍成了一個大的半圓，在那裏拍攝。開始時，我還很不高興，認為他們把我們都拍下來，無異於替國安提供情報。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裏，我突然意識到，他們的存在有多重要。因為，幾個年輕人突然從夾克裏抽出了一個橫幅，上面寫著「國家開放，人民自由」。橫幅舉起來不到二十秒，國安警察就當著所有記者的面把打橫幅的人撲倒在地。當天晚上，西德一電視臺報導了萊比錫尼古拉大教堂舉辦「和平祈禱」之後所發生的這一切。西德和歐洲各國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而最為重要的是，東德大部份地區都能收到西德電視信號，東德人都知道了萊比錫的情況。

這下，更多的人從全東德湧來。到十月九日再次舉辦和平祈禱時，教堂裏坐的不只是萊比錫人，也不只是薩克斯人，而是各地的都有。我們在那之前的一周，教堂已經容納不了那麼多人了。於是，我請城裏所有的教堂和我們一起舉辦「和平祈禱」，那天，一共來了六千人。

德國歷史上的首次不流血革命

問：聽說東德當局還派來了不少共產黨員？

答：他們也來了，當天下午就來了。他們的任務是佔領教堂，所以下午兩點半就進來了。他們不知道，已經有人給我打了匿名電話，告訴了我他們是誰。我對他們說，歡迎他們來到尼古拉大教堂，我們的教堂對所有人開放。不過，我很奇怪他們怎麼這麼早就來了，工人階級不得等到下午四點才下班嗎？他們聽我這麼說，坐在椅子上動來動去的，很尷尬。然後，我說，樓上暫時先不打開，以便待會兒一些工人和基督徒來了之後，還能有地方坐。這話把一些黨員逗笑了。第二天，有兩個黨員來對我表示感謝，因為來之前，領導跟他們講，尼古拉教堂的牧師煽動人民造反，是反革命。他們從來沒參加過和平祈禱，所以就相信了。現在他們知道了黨欺騙了他們。這些黨員沒有鬧場，他們成為了和平進程的一部份。每次想到這個場景，我都覺得，上帝太有幽默感了，竟然把這些黨員送到了教堂裏。因為，我們平時怎麼叫他們，他們也不來。現在黨再也無法把他們親眼所見所聞的東西從他們的頭腦中抹掉了。這一點至關重要。

那天，當我們從側門出去的時候，教堂前的廣場上擠滿了人。第二天，我們從西德媒體上得知，在場的總共有七萬人。這是東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人們用雙手捧著點燃的蠟燭。不用雙手捧著不行，否則蠟燭就被吹滅了。誰也騰不出手來拿石頭或棒子。一看就知道，這些人拒絕暴力。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人後來對我說，我們當時全都準備好了，對任何事情都有防備，唯一沒有防備的就是蠟燭和祈禱。因此，那些軍官沒有採取行動。

我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驚訝極了，我對周圍的人說：「請大家往旁邊讓一讓。教堂裏還有兩千人要出來，加入到你們的隊伍裏。」大家出來後，隊伍開始緩慢地向前移動。我們當時不知道有多少人。人們和平地向前走著。

這些人生於希特勒時代，後來又生活在一個嚴厲的無神論社會。在納粹時代，他們接受的是種族仇恨、戰爭的教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們接受的又是階級鬥爭的教育，不信神和耶穌，認為這些都是胡說，根本不存在。幾十年來受這樣影響的人，如今全都接受了「非暴力」的思想，不僅如此，他們是在身體力行地實踐著這一非暴力的原則。

一個德國哲學家曾經對我說：這是一個感人的事件。我說：如果有什麼可以稱作是奇蹟的話，那這就是奇蹟了。因為，德國還從來沒有過一次成功的革命。這是德國歷史上首次不流血的革命，沒有人因此而流血、沒打破一扇窗戶，沒有人為此付出生命。德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起源於教堂的革命，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萊比錫人從心理跨過了這堵牆

問：當您突然看到眼前這麼多人時，什麼感覺？

答：首先是非常感激，感激大家都舉著蠟燭，他們真的是在身體力行地實施非暴力的理念，也很高興。同時，心也懸著，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因為在這之前一段時間，每週一的「和平祈禱」之後，警察都會守在教堂門口打人、抓人。每次都是，我們剛出來沒多一會兒，他們就開始清場。大家什麼也沒幹，就在那裏說說話，就會被打、被抓，然後被推上卡車帶走。

我心裏一直懸著。人群開始移動了。因為畢竟有生命危險，大家都沒有帶孩子。後來我們聽說，萊比錫的軍隊將領打電話到柏林請示，問該怎麼處理。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梅爾克下令嚴陣以待，他說：「要徹底摧毀示威遊行。」萊比錫的將領們希望知道具體的行動時間，他們把遊行的人數報給了柏林。克倫茨這時做了他一生中最正確的一件事，那就是——他什麼都沒做。萊比錫打到柏林的請示電話遲遲得不到回覆。柏林的行政機構在這一天像癱瘓了一樣，毫無聲息。因此，萊比錫的軍隊也就沒有行動。就在他們想應該怎麼辦，不斷打電話的時候，七萬人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地慢慢走上了內城的環城道。

當遊行的隊伍回到尼古拉教堂前的廣場時，我有兩個很強烈的感受，一方面我鬆了一大口氣，因為當局沒有進行「中國式」的鎮壓，沒有開槍，沒有死人，遊行的民眾也始終遵循著「非暴力」原則，非常和平。再有就是，我意識到，從這天晚上開始，東德已經不再是以前的東德。這個國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只是我們還無法預估它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問：東德覺醒了？

答：對，十月九日是一個重大突破。西德記者把拍到的遊行的照片和錄像偷偷帶到西柏林，第二天，西德的電視臺就播放了出來。這一下，全國的人民都驚醒了，各地都開始舉辦「和平祈禱」，都開始加入到遊行的隊伍當中。接下來，一個變化接著一個變化：十月十八日，昂納克被迫宣佈下臺，十一月初，政治局下臺，十一月四日，柏林舉行大型示威遊行，規模很大，但是是獲得許可的遊行。那時，人們已經不用害怕被打、被抓了。萊比錫的遊行已經改變了歷史。

十一月九日這一天真的很奇特。牆倒了。這堵牆是被人們從東部推倒的。十月九日的那一天，萊比錫的人們就從心理上跨過了這堵牆，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勝利。從這一刻開始，發生了一些不可逆轉的變化。歷史無法倒轉了。這是發生決定性作用的一個日子。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次非常有價值的經歷，德國沒有通過戰爭就統一了。這是上帝對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恩典。人民把自己從極權體制中解放了出來，沒有借助於美元或者DAX股票，沒有蘇軍或美軍的參與。

奇蹟會突然降臨，但需要人去完成

問：您剛才說這是上帝的恩典。您認為這是一場神蹟嗎？神蹟會第二次出現嗎？

答：這一切是無法想像的。直到十月八日，我們也沒想到第二天會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樣說吧，我認為是耶穌的精神感染了人，從而轉化為一個物質力量，但是是一種和平的物質力量。

人從來都無法想像奇蹟或某種全新的東西的出現。因此，誰也不必為此感到羞愧。我們當時也以為會遭到「中國式」的鎮壓，也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奇蹟。

一個猶太哲學家本．古裡安（Ben Gurion）曾經說過：「不相信奇蹟的人，就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人永遠都應該記住，有可能出現不尋常的變化，也可以叫做奇蹟，它需要時間演化發展。首先，人要向奇蹟敞開自己的心。這種奇蹟可能會出現在中國，也可能會出現在北韓，那裏也可能會出現我們這裏所曾經出現過的奇蹟。當初的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蘇聯，還有這些衛星國，軍備力量多強大啊，沒有人想到這一切會發生變化。中國的民眾可能也會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格外強大，因此無法想像會有變革的出現。就像我剛才說的，人從來都無法想像奇蹟或某種全新的東西的出現。奇蹟會突然降臨，但是需要人去承擔並完成這一奇蹟。完成這一任務的人就是民眾！不是政府高層，而是民眾。自然界的規律告訴我們，萬物是從地下開始生長，不是從天上往下長的。

問：您認為這種由下至上的變革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答：一個是一個像東德教會那樣的可以暢所欲言的空間，第二是牢記「非暴力」的原則。因為，暴力馬上會喚醒新的暴力。一般來說，暴力革命換來的往往是另一個暴力極權。民眾光有勇氣是不夠的，因為勇氣會很快地消失。人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夠不斷更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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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的接力

文 ◎ 周蕾

茵妮思．蓋博爾一九八二年參加東德田徑運動會。（蓋博爾提供）

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從東方震撼到西方，鼓勵著成千上萬顆對自由渴望的心。其中，一個東德的女孩，為了衝破共黨的枷鎖，跑出一段生命中最重要的奔跑……

這個排練廳很小，四周堆滿了道具，舞臺上灑滿了紙片。一個紅頭髮，大眼睛的女孩大聲朗誦著：「不要為我擔心，我正在經受的一切雖然嚴酷，卻不無益處。將來，我會活得更加清醒，生活也會更加美好……不要為我擔心，不過，也不要抱著我還能回來的希望。」

柏林恩斯特．布什戲劇表演藝術大學的學生演出小組綵排照。（攝影／田宇）

一個瘦瘦的，把頭髮剪成男孩樣式的女孩手裏舉起一隻白色的喇叭。喇叭裏傳出的閱讀監規的聲音讓人不禁想起冰冷的牢房：「在押人員，一個月可以給家人寄一封信件，內容不得超過十五行。」

燈光打在紅髮女孩的身上，一雙大大的眼睛顧盼流光，喇叭中傳來的冰冷的聲音，襯得女孩更像一支被寒風蹂躪著的花苞。

這是由柏林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戲劇表演藝術大學四年級學生組成的一個演出小組在為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所舉行的全國性巡迴演出前的最後一次綵排。茵妮思．蓋博爾（Ines Geipel）坐在正對舞臺的折疊椅上，專注地看著臺上，學生們正在朗讀的正是她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從無數檔案中搜集整理出來的未曾發表過的東德女作家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的作者無一不曾遭到東德祕密警察的迫害，其中很多人早已不在人世，或許已經徹底被人遺忘。

臺上的綵排已經結束，學生們坐在舞臺的邊上，等著聽取教授的反饋。

 現任柏林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戲劇表演藝術大學教授的茵妮思．蓋博爾在指導學生排戲。（攝影／田宇）

「表演的很好，可是我不想要你們過多地去表演，而是要你們用心去體會這些文字，用最純的方式自然表達，用全身心去感受那堵看不見的牆。」

尋找失落的歷史和真相

蓋博爾讓學生去感受的那一堵堵牢獄之牆在柏林牆倒塌後，早已從人們的生活中徹底淡出。從前東德祕密警察的監獄，如今已經成為了博物館。這樣的博物館在德國有很多處，記錄著東德共產黨執政時代的暴虐和殘酷。這一切並不能讓蓋博爾感到滿足：「八十年代末的東德是一個失語的國家，我們都像植物人一樣在生活，我們不知道該對自己說什麼，該對我們這一代人說什麼。」

從失語的黑洞裏爬出來，找到自己的語言，用來梳理一段混亂歷史，再用它去重現東德那段歷史，是蓋博爾二十年來不懈的堅持。「對歷史的記憶需要一代代真正的承傳下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重蹈歷史的覆轍。」

德國祕密警察檔案館贊同這一觀點，資助蓋博爾手下的學生表演藝術團在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之際，在全國多個城市巡迴演出，用情景讀書會的形式把受迫害的東德女作家們的作品重新搬上舞臺。

慶祝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的活動上，年輕的德國女孩正走過繪有前東德最普遍的汽車Trabant衝破圍牆的展牆。（Getty Images）

「二十年很長，可是需要澄清的事實、需要探知的真相、需要消化的資訊實在太多，我們的語言過於貧乏。」蓋博爾淡淡地說。

二十年的時間中，她在檔案館裏泡了大量的時間，為的是找到有關自己一家和無數被遺忘的東德作家命運的真相。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奔跑

一九六零年，柏林牆建成的前一年，茵妮思．蓋博爾出生在東德德雷斯頓市的一個共產黨員家庭。爸爸是一個在文化宮裏教手風琴的老師，至少在三十歲之前，她自己是這麼認為的。德雷斯頓是一個有著「北方佛羅倫薩」之稱的美麗古城，蓋博爾的家座落在一個長滿綠樹青籐的小山坡上，小時候的她就天天在彎彎曲曲的臺階上跑上跑下。從十四歲的時候，蓋博爾的爸爸開始頻繁出國，每次回來總能帶點好吃的東西。這個好打破砂鍋的金髮女孩突然被送到了一所寄宿的精英學校。在這裏，她的體育天賦被迅速發現，三年後她被作為種子選手吸收進耶納市體育俱樂部。八十年代初，她便成為了東德國家田徑隊的一名健將。一九八四年，她和另外三名田徑隊員組成的短跑小組以四十二秒二十分的成績打破了世界女子四百米接力的紀錄。

一年後，二十五歲的蓋博爾退役，進入東德的耶納大學學習德國文學。一九八九年，就在蓋博爾快要畢業前，北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軍隊出動坦克和部隊鎮壓學生的鏡頭通過西德電視臺迅速傳遍了東德。

茵妮思．蓋博爾和另一位女同學一起製作了好幾個展板，上面寫著「支援中國學生」。她們把展板掛在學校的牆上。蓋博爾這時還沒有意識到，她的生活將因為這個聲援中國學生的舉動而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

展板在牆上掛了大約十五分鐘，就被校方沒收。第二天，蓋博爾和她的同學被叫到學校黨委辦公室訓話。被沒收的展板成為了她們的所謂「罪證」。蓋博爾知道自己再也拿不到畢業證書。

兩個月後，這個金髮姑娘帶著少量的行李，坐上了從德雷斯頓開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夜車。接著，轉車前往匈牙利和奧地利接壤的邊境小城索普朗（sopron）。在距離索普朗不遠的小村，蓋博爾獨自一人下了火車，在那裏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蓋博爾開始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但跑的速度最慢的一段旅程：她衝進通往邊境的森林，在黑暗中摸索著忽跑忽停，用了整整一夜的時間在森林裏跑完了在正常情況下走直線只需要兩個小時的路程。第二天清晨，到達了奧地利。

她自由了！「跑步可是我的強項！」二十年後回憶起來，她仍然沒忘記那時的感覺。

每個人都要重新思索

不久後，蓋博爾順利進入了西德。在法蘭克福附近的一所大學繼續學習哲學和社會學。而柏林牆，則在二十天之後倒塌。

有一天，蓋博爾像很多東德人一樣翻看了東德祕密警察檔案。在這裏她不僅發現自己的密友、教練是祕密警察的線人，更讓她吃驚的是，自己的父親是一個有著八個不同姓名、多本證件、經常在西德出入的東德祕密警察國外暗殺小組的成員。蓋博爾明白了小時候，爸爸為什麼經常能出國。

離開排練廳，蓋博爾告訴我，學生中有的來自東邊，有的來自西邊。「有一個學生的爸爸以前是東德祕密警察的線人。」像很多年輕人一樣，這個學生也把父輩不光彩的作為當作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事情，「他一直迴避這一段歷史事實，參加了這次的表演後，明顯地轉變了對東德這段歷史的態度，不僅是他，每一個學生們都開始重新思索。」

汽車載著我們駛過原來東西柏林的邊界，我說：「你的四百米接力，跑了二十年，還沒跑完。與二十幾年前相比，不同的是，接棒的不再是你的隊友，而是你的學生，歷史真相就這樣代代相傳。」

圍牆倒了，跨越歷史遺跡很輕易，但對歷史的記憶則需要代代承傳下去，唯此才能不重蹈歷史的覆轍。（AFP）

轉頭看著窗外，我想起在我的故鄉，修建「文革歷史博物館」尚且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設想，在那裏，歷史連進博物館的機會都沒有，更何況要走出博物館，不知我的國人該如何談「以史為鑒」。◇

過去的柏林圍牆

二戰後，戰敗的德國和柏林被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分區佔領。一九四九年，東德成立，首都定在蘇占區東柏林；而美英法佔領區則成立了西德，西柏林也隸屬西德，但因其處於東德國境內，故稱為「飛地」。此後，蘇聯為迫使西德放棄西柏林，曾將西柏林的水糧供給切斷，美英法由此在西德和西柏林之間開設了空中走廊，將物資由西德運到西柏林，最終使蘇聯放棄了封鎖。

最初，柏林市民可以在各區之間自由活動，但隨著美蘇冷戰加劇，為防止東德人逃到西德，東德政府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沿東西柏林邊界開始建造「柏林牆」。起初都是鐵絲網，後被換成真正的圍牆。柏林牆高三點六米，總長一百五十五公里，沿牆設有三百零二個崗樓。在其建成後，一些東德人採用跳樓、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了柏林牆，先後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三千兩百二十一人被逮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塌，當時的柏林人爬上柏林牆，並在上面塗鴉，還拆下建材當成紀念品。十一個月後，兩德統一。截至柏林牆倒塌之日，至少一百零六人在試圖越牆逃亡西德時被打死，大約兩百人受傷。

柏林圍牆拆除二十年後的不同景致。（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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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牆依然存在的地方

_{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年}

文 ◎ 李莎

長達一公里半的骨牌陣在十一月九日當天推倒，象徵圍牆倒塌。（Getty Images）

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美參眾兩院共同舉辦了一個紀念活動。除了肯定東德人的勇氣和信念，更指出現今在北京、平壤、阿富汗仍有一堵牆阻礙了自由的心靈。只要有堅持的信念，大牆，終有倒塌的一天。

美國參眾兩院領袖日前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他們表示，牆不只是磚頭水泥的構成，今天的獨裁者都在過濾和封鎖電子資訊，築起網路牆，而美國必須承擔人權責任，正視獨裁者對真理的封鎖和褻瀆。儘管現在這堵牆破成碎片，分佈在北京、平壤等地，但正如二十年前，將聲音彙集起來，以我們的信念就可以衝垮這堵牆。

「美國必須承擔人權責任」

十一月四日，美國對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在首府華盛頓特區新聞博物館內、德國之外最大的柏林牆前，舉行以「牆依然存在的地方」為主題、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的活動。

參議員卡丁（Benjamin Cardin）、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霍葉 （Steny

Hoyer）、眾議員亥斯汀（Hastings）以及德國大使斯卡瑞斯（Klaus Scharioth）做了發言，前美國人權與人道事務助理國務卿施福特（Richard Shifter），以及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前東歐共產國家駐美大使也參加了活動。

美國對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卡丁表示：「分裂和囚禁人的牆不是都由磚頭和水泥構成，美國必須重新承擔起對人權的責任，不是作為任何政治領導人個人的信念或簡單的一個政策，而是作為我們國家的道德義務，來維護自由。」「無論是談論金錢或軍隊，還是能源或環境問題，絕不能脫離開人權這個核心問題。」

美國對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卡丁表示：「分裂和囚禁人的牆不是都由磚頭和水泥構成，美國必須重新承擔起對人權的責任。圖片背景是在美國華盛頓新聞博物館內展出的柏林牆實物。

德國駐美大使克勞斯．沙裡奧特就美國幫助結束冷戰，摧毀東歐共產陣營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表示深切的感謝，他說，沒有美國不懈的努力，我們就不會有今天，我們不會忘記美國所做的這一切。

拆除二十一世紀的網絡牆

參議員布朗巴克表示：「在慶祝柏林牆倒塌二十週年之際，我們必須重新致力於拆除二十一世紀的牆。」「有一點是清楚的：雖然對肉體的暴行永遠是壓迫者的工具，但今天和明天的獨裁者都在過濾和封鎖電子資訊。我們必須面對獨裁政權對真相越來越多的封鎖和攻擊。」

參議員布朗巴克表示：「最新的一堵反對自由的牆，就是利用網路牆來過濾和懲罰表述真理資訊的聲音，這是我們面臨嚴峻的挑戰。」

他說：「我們星球上的資訊正走向全球同步共用，在網路上爭取自由的鬥爭與武力鬥爭同樣激烈。我們必須剷除暴政，讓所有良心犯獲得自由，這不僅是為了那些被壓迫的人們，也是為我們自己。」

信仰和真理是我們必須保證的兩個方面，我們要正視獨裁者對真理的褻瀆。」

布朗巴克認為，「最新的一堵反對自由的牆，就是利用網絡牆來過濾和懲罰表述真理資訊的聲音，我們面臨嚴峻的挑戰。因為雖然沒有任何暴政可以扼殺人的精神，但暴政可以努力給下一代洗腦，以掩蓋歷史的污點。

例如，沒有人會知道天安門廣場上那場民主運動是多麼勇敢，除非他們瞭解真相。而中國政府已竭盡全力從歷史紀錄中抹滅這個事件。」

「中共是人權侵犯主要因素」

布朗巴克參議員指出，「中共是當今世界各地人權侵犯的主要因素，他們可能不會直接去做，但要對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為負責。中共政權認為，為了維持政權需要這樣做。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能讓人們獲得更多自由，我認為這才是有力的制度。而他們也支援緬甸、蘇丹等國家政府迫害人民。」

他還說：「我們不應該在人權問題上妥協。上帝創造了人，是給他們自由。中共鎮壓自由，就是鎮壓人民。」

針對目前的退黨大潮以及中共的前途，布朗巴克參議員表示：「中共沒有光明的未來。它違背歷史潮流，反對中國人民，因此，我不認為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們不應該破壞自由，但他們這樣做了。」

共產黨虛假的允諾

多數黨領袖霍耶爾補充道，那些被迫建立這個牆的人們允諾了這麼多——平等，富足，親如手足。但他們提供的只是奧維爾所謂的「人臉上的靴子印，永遠的」，他們稱自己是革命者，但其行為就是要控制人類。

他說：「在那道牆內，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帶來傷害而不是帶來希望的系統，當這堵牆聳立的時候，它代表了歐洲的分隔；在思想的交鋒中，這堵牆又成為投降者的灰旗子。

在這堵牆上，那些無盡的塗鴉和空白的混凝土表面，如此完美地疊加出鬥爭——我們看到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先於它的形式而死亡了。」

「這堵牆成了碎片」

霍耶爾指出：「現在，這堵牆成了碎片，我很自豪地擁有一小塊。但在摧毀這堵牆的過程中，年輕人用鑿子和錘子，用吊車，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高興的畫面，讓我們牢記這畫面的陰暗一面。在這堵牆的碎片中，讓我們提醒自己，獨裁廣佈於我們的世界。

一部份牆在北京，那裏年輕的學生們無法在互聯網上搜索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一部份牆在平壤，那裏學校的孩子們被迫記住歌頌『偉大領袖』的歌曲。

一部份牆在恐怖份子的心裏，他們把自己的人禁錮在復仇和暴力的監牢裏。一部份牆在阿富汗，那裏的姑娘們因為想要受教育而被用硫酸攻擊臉龐。一部份牆在達佛，那裏上百萬人被剝奪財產、被強姦或種族滅絕。」

「衝垮阻擋自由之牆」

霍耶爾表示：「值此週年紀念，我們再次允諾要保持信念——要牢記每一堵牆，不論多高，多麼可怕，最終都會投降。正如我們二十年前所為，將我們的聲音彙集起來，以我們的信念——我們的聲音一定會被聽到——而這堵牆將會顫抖，總有一天，它會垮掉。

因為鮑比．甘迺迪曾說過：「一個人每次為一個理念而挺身而出，或為改進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擊，他傳遞出的希望僅產生很小的波紋，而千百萬不同能量產生的波紋互相交叉，就能匯聚成洪流，並可衝垮阻擋我們的最堅實的牆。』」◇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47期「封面故事」欄目（2009/11/12出刊）

//mag.tvsmo.com/b5/149/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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