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和水利部，向毛澤東提出修建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議。毛澤東本來是竭力支持以建設大壩和水庫來治理中國河流的想法，但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失敗，使毛澤東火冒三丈，以致對大壩工程的熱情驟然大減，便以戰備為由，拒絕修建三峽工程的建議。

但是到了1970年12月26日，毛澤東卻欣然接受武漢軍區、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和水利部為他準備的生日禮物──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並做出莫名其妙的批示：「贊成興建此壩。現在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從此，中國基本建設開始執行毛澤東在建設中隨時修改設計的方針，並給中國留下了無窮的禍害。直至目前為止，中國的黨史專家們，對毛澤東這個指示的本意，還不能做出解釋。

毛澤東去世之後，華國峰按照毛澤東生前的安排接班，華有一個宏大的經濟發展計畫，建設10個大慶、以及10個鞍鋼……，同時也包括了三峽工程，而當時提到的三峽工程，還是1958年中共中央批准的正常蓄水位200米的方案（比較方案195米和190米）。但如今，中共面對三峽工程歷史，從來不提華國峰，因為華國峰下臺原因之一，就恰恰是這個宏大的經濟發展計畫。

華國峰在權力鬥爭中失勢，鄧小平又回到了權力的中心，成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誰也不否認，這位總設計師是掌握實權的「天子」。1980年6 月底，鄧小平在女兒的陪同下，經西安、成都，回四川老家省親，而實際上，鄧小平此次出訪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親自到長江三峽地區看一看，為三峽工程決策拍板做個「調查研究」。

7月11日，鄧小平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東方紅三十二號」輪船，沿水路出川，陪同的人員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四川省省長魯大東、長江水利委員會（當時稱長江流域辦公室）副主任魏庭琤、宜昌地委 書記馬傑、葛洲壩工程局局長廉榮祿等。

在輪船上，鄧小平主要聽取魏庭琤關於三峽工程的彙報。魏庭琤在彙報中極力誇大建設三峽工程的效益：在防洪上，能保護中下游地區免遭滅頂之災；在發電方面，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發電站，年發電量1100億度，相當中國年發電量的一半；在航運方面，能使萬噸輪船從上海直達重慶；有利於南水北調，解決北京和華北地區的缺水問題，並且促進三峽地區經濟發展，等等。

其實三峽工程的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和區域發展幾個目標，定義不準確，諸多目標之間根本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時實現。

鄧小平的老家是四川，三峽工程造成四川省移民過多，是他最擔心的問題之一。為此，中共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調整了他們的策略，不再堅持200米方案，而是採取分幾步走的方法，首先爭取中央最主要領導人做出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決策，然後再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常蓄水位和大壩壩頂高程。他們提出了一個低壩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移民人數不超過50萬（需要實際移民33萬，有些縣城因為大部分被淹沒，要求全部搬遷，移民總數可能達到40至50萬）且主要淹沒區域在湖北省，而不是四川省。為保險起見，甚至還做了預備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28米，壩頂高程海拔145米，基本上不淹四川省。

於是，1982年11月24日，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時對三峽工程進行表態：「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至此，鄧小平為三峽工程開了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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