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筱超:中共對書的暴力

朱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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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5日訊】古今中外的獨裁者都對好書有仇視的惡習,都對好書採取暴力手段。中國有焚書坑儒和文字獄,對書的暴力實際上是獨裁者對人的暴力。我是一個老新華書店工作人員,和書共處了一輩子,對此深有感觸。

國民黨治下書店還有自由天地

記得小時候日本侵佔中國時,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書店還是比較有自由的天地,雖有一些查禁,還沒有今天這樣滴水不漏、悶死人的感覺。較寬鬆的年代是解放初期的四,五年,書店裡有古今中外的許多書,當時「延安文藝座談會」還沒有「統治」全國書店。書店裡「封建才子佳人,崇洋媚外」的書,和有自由獨立見地的書還不少。當時中國有不少有才華有思想的新老作家,巴金、老舍不用說,青年作家也很多。即使在「抗美援朝」前線的安東(現在是丹東),一到星期天,書店裡人總是滿滿的。

一九五六年的所謂「胡風反革命」是五七年反右派的序曲。中國有多少優秀的人才因為書而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無法計算,但是書也因此被打下了十八層地獄。許多許多的好書被定為「政治犯」列入報廢書目,從書店消失。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是一場中國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反人性、反思想、反文明的野蠻政治暴力,扼殺了中國大批有思想有才智的知識分子,也毀滅了多少萬的優秀書籍,它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實有過之而不及。也從此對書有了一個「新聞出版暴力署」,專門對書籍實施各種暴力。

書,包括孩子們用的課本,是人類取得知識、智慧和道德信仰的主要源泉,尤其是優秀的有創意有思想的好書,更是人們的良師益友。書也有壞書,對人進行愚昧和醜惡的灌輸。

五七年反右以後,中國出版發行的書,基本上沒有真實作家的作品,而只有御用文人的宣傳品。即使有勇敢者敢寫,也無法在中國出版發行。偶爾在文革結束的短短的時日裡,有過一點「右派文學」或「自由文學」,但很快就被暴力了。中國人寫了文章,只有到香港和國外去發表,出版成書,偷偷地回到中國來暗地裡發行。

60年毀書多於百個焚書坑儒

新華書店公開發行的書,是經過了無數次暴力──作品審查、出版批號、印刷許可、訂單審核訂購,最後才能面對讀者。我做過書店的進貨工作,當過書的生殺手,在政治運動中稍有一點「問題」的書,我是不敢輕易進書的。有一種內部發行的書,專門供給領導的,包括《金瓶梅》等,倒是稍有開放之意。另外一種暴力是用一種書來壓倒許多書。文革期間,新華書店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毛澤東著作、革命歌曲、樣板戲、中央文件等。許多許多的書,都被報廢打入銷毀的冷宮,甚至就像書法的字帖也難逃死亡的命運。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建國六十年銷毀的書,比一百個焚書坑儒還要多。

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年,書的命運又走了另一個慘狀,受了另一種暴力。中共的新聞出版署在加強和完善它的暴力審查系統的同時,開放了所謂的書的市場,為眾多的壞書、黑書、黃書打開了大門,尤其是生財之道的書、低級庸俗的書,加上精美的包裝,擺滿了書架,而真正有思想有見地的書很少能夠出版發行和讀者見面。最可惡的是對中國歷史的抹殺,凡是對中共不利的歷史書,一概不能有,就連學生的課本,也要刪除,而取代的則是灌輸愚民的大批官樣謊言文章。

對書的暴力即是對人的暴力

中共對書的暴力,實際上是對人、對作者的暴力。這種暴力,扼殺整整半個多世紀的中國作家。中國人在這種文字和書的暴力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寫作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好作品。有人說中國沒有諾貝爾文學獎不公平,這是對中共最大的諷刺。這種暴力的惡果,還會影響到中國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扼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會有久遠和巨大的影響。

中國的書的命運和中國人的命運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中國人民擺脫了一切統治的暴力,中國的書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天地,不受任何暴力的迫害。

轉自《爭鳴雜誌2009年10月號》 (//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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