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中共向來熱衷於「政治經濟學」，以前常把馬克思老祖宗的那套掛在嘴上，無外乎向社會公開宣示:利用自己掌握操控的政權，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去發展有利於維護自身統治、強化自身特權的經濟。如果說昨天他們按照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去進行「導向」操控，還不至於過分將經濟社會拖入惡性發展軌道的話，那麼今天他們脫離了原教旨主義，對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創造性發展」，則在把社會經濟完全拖入維護自身統治、強化自身特權這一軌道的同時，也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更加陷入了過分惡性發展的深淵。自90年代以來，中共財政和大小權貴越來越富有，然而社會成本代價卻也隨之越來越高昂，最終通過種種方式轉嫁給庶民，使得百姓一方面難於獲得經濟收入的明顯增長(相當部分人都幾乎沒有增長，不少人甚至還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承受急速攀高的生活費用支出，而越來越陷入了貧困的邊緣。

這還不算甚麼。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得百姓自由權等人身權、基本生存權乃至生命權被肆意侵犯剝奪，讓人觸目驚心。中國人民在中共的強權高壓下，越來越陷入了水深火熱，越來越陷入了深重的苦難而難於自拔。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獲得自我解救的力量。

幾乎從90年代鄧氏老人南巡後開始(少部分是在此之前)，中共一直堅持著他們的「中國特色」，以至於在中國大陸，派生出了在自由民主國家看來，在所有具有良知良心的人看來最荒唐、最難容忍、更難理解接受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現象。中共似乎正以他自己的經濟實踐，證明著他的馬克思老祖宗那個斷言：資本「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一、 黑、惡、毒、淫、醜「產業」橫行無忌

產業之1.

人體器官經濟和「人肉宴席」經濟：2006年廣州人體器官移植峰會聲明稱，「中國的人體器官十分短缺，中國每年約有15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但僅有約1萬人能夠接受移植手術」。另據武漢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透露，目前中國內地每年開展臨床器官移植約1萬1000例，其中來源於公民逝世後捐獻的器官不到30例。2004年和2005年腎移植分別達7300餘例和8000餘例。2005年1月1日至 2007年6月24日，中國大陸肝移植登記9911例，故意隱瞞未登和漏登的，佔多數還是少數?按照中共權貴黑箱運作的慣例，恐怕不在少數。《中國日報》援引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口徑報道說，中國目前捐贈器官者中65%為死囚。而據大赦國際組織統計，08年中國共判處死刑至少7000例、執行死刑1718例。

我們不妨假設08年中國執行了死刑2000例。於是這幾組數據，就透露出中共撒謊的一大事實，他怎麼也無法自圓其說:第一，中國目前每年臨床器官移植遠遠不止1.1萬例;第二，就假設每一位死囚犯都自願捐贈器官，也只能滿足腎移植需求的37.5%，遠遠不能達到黃潔夫所說的比例，仍然存在6000餘例的供體缺口。由於公民逝世後捐獻的器官微乎其微，那麼這個缺口又從甚麼渠道得到彌補呢?

答案是:活體摘取器官。

而活體摘取的對象，一是法輪功學員，由官方秘密進行。依據為:中共1999年開始迫害法輪功，次年是迫害的高潮。恰在2000年，南京軍區器官移植研究所成立(此後逐漸成為中國赫赫有名的器官移植大戶)，由此中國肝移植例數逐年增加，到05年達到高潮，而此前中國的器官移植技術幾乎毫無進展;2006年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案曝光後，肝移植數量急劇下降，2007年的數量只是2005年的一半;此外還有不少法輪功學員和其他囚犯在出獄後的公開指控投訴。二是採用秘密綁架手段，從普通民眾身上摘取，由黑社會與醫院配合進行，還有中共權貴參與，譬如國有醫院負責人和黨政機關主管醫療衛生的官員)。在這方面，近幾年一些媒體有過多次報道。近期(8月31日)《財經》雜誌《器官何來》，披露了貴州省黔西南州興義市一起「殺人盜器官」案。死者是經常出入威捨火車站旁同心路、被居民稱作「老大」的流浪漢。據調查，廣東中山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的3位醫生參與了此案。另外近年來，各地在突然間大量出現了中年人和青少年、幼童神秘失蹤的報道、報案和尋人廣告，據統計每年失蹤的青少年和幼童高達10萬之多，這也是在中國器官移植技術獲得突破性發展之後，逐漸出現且日益嚴重的惡性案件……

即使就按中共其每年器官移植1.1萬例和捐贈器官者中65%為死囚的公開數據，其每年活摘人體器官也在萬例以上。而實際活摘的人數，肯定還會更多。如果按照中共對其自身不利數據至少作數倍隱瞞的習慣推算，那麼其實際活摘人體器官的數目，則更加難以想象!

中共之所以如此殘忍歹毒，那是因為暴利驅動使然。根據行家提供數據，一個人的器官用於移植的價值，高達50萬美金，而且人越年輕價值越高。而一個普通人終其一生，能為中共財政和貪官所創造的財富，在他們看來遠遠難以達到這個數目。中共在執政後，特別是在其經濟發展中，就一直有「殺雞取卵」的掠奪式經營陋習，更有為了他們個人和集團利益而殺人不眨眼的種種前科。現在有了利用人體器官獲取暴利的機會，在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社會監督制約的情況下，他們又怎不會讓自己的陋習作進一步「昇華」，乾出「殺人謀器」的罪惡勾當呢?

摘去器官後的人體，在某些人的手裡，還有進一步「利用價值」：在廣東等沿海地區，駭人聽聞的「人肉宴席」應運而生。如果說過去的「人吃人」只是一種比喻;在「大躍進」年代一些人吃人肉，是因為飢餓難耐瀕臨死亡而迫不得已的話，那麼今天的權貴和豪富們在富得流油、食不厭精的情況下吃人肉，則是享受一種樂趣:一種真正地吃人的樂趣;「人吃人」已由比喻演繹為一種活生生的現實，由迫不得已演繹成了權貴及豪富一種最能「自我求證」、「自我實現」其身份、地位和價值的以惡為樂、以惡為榮的消費嗜好!

「以惡為樂、以惡為榮」，正是毛澤東等不少中共權貴們的嗜好。中共邪黨誕生以來，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今天的中共，已經成了古今中外邪惡勢力的集大成者!

寫到這裡，我已經義憤填膺了，相信不少人都會因此而憤慨不已的。但對中共來說，活摘人體器官及其「人肉宴席」，是一種非常誘人的「產業」，每年可為中共權貴、財政、國保、警察及其「准警察」黑社會，創造高達數百億乃至上千億人民幣的財富，而且幾乎不需向「原材料」器官所有者支付「原料」成本費用。如此無本萬利的「朝陽產業」，在「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和「一切向錢看」的中共眼裡，真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生財之道。因此他不可能輕言放棄，相反卻要動用一切暴力機器，千方百計為其保駕護航!

中共，也只有中共，才能幹出如此毫無人性謀財害命的罪惡勾當。他們已經在這個地球上，史無前例地突破了道德和人性的底線。他們高高地鼓起的腰包裡，幾乎每張鈔票都沾滿了淋淋鮮血。那麼那些靠著向中共出賣靈魂而發跡而養活自己的人，能夠洗刷自己的罪惡嗎?

產業之2.毒淫醜經濟

毒品生產和買賣，高危毒食品、毒飼料的生產經營;高危、劇毒、超污染項目的生產經營;嫖娼賣淫、假冒偽劣產品和盜版文化產品的生產經營;等等。其經營者要麼是官員或官員家屬、親友，要麼就是通過行賄或分乾股等收買手段，與官員利益捆綁在一起的人。筆者曾走訪包括老家在內的幾個縣，據當地人私下透露，幾乎每個縣城都有一至數家酒店半公開經營毒品生意，而且其經營者都與書記、縣長或其他權貴有一定股份利益關係;或有親緣、親戚、朋友關係，至少關係非同一般。至於這非同一般的關係背後，究竟隱藏著多大權錢交易黑幕，外人難於揣測，但其交易的存在則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很多百姓的一致看法。而除此之外，各地酒店經營色情服務業，卻幾乎是完全公開的，甚至有哪些官員、警察參與經營，有哪些官員、警察的股份，哪些官員和警察是其保護傘，都幾乎是人所共知，已無任何秘密可言。

中共自20世紀90年代起，開始以「解放思想」為名，由其權貴帶頭嫖娼，不少地方還是本地中共書記帶頭創辦和經營「夜總會」，以此求得在色情服務業上的「零的突破」。我老家的縣城是一個經濟落後的中等縣城，在鄧小平南巡前，僅有為數很少、大部分屬於「業餘兼職」的妓女，零星、隱秘地存在於一些小型、不規範、服務檔次很低的民營旅店。鄧小平南巡後，縣委書記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帶頭與組織部一位官員合資，在縣城中心地帶興辦了一個半公開經營賣淫業務的「娛樂城」，此後不滿兩年，縣城具有半公開色情服務性質的「娛樂城」如「雨後春筍」般滋生出來，達到了80家左右，後來的高峰時期甚至達到了100多家(不包括無權無勢的業主開辦的隱蔽性色情服務場所)，幹部帶頭嫖娼成了「公開的秘密」。就這樣，婦女賣淫男人嫖娼在中國泛濫成災，崛起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產業，在不少地方甚至成了重要「經濟支柱」，以賄賂等公開或半公開的方式，為中共權貴積累著可觀財富。因此即使面對強烈的社會道德輿論譴責，中共權貴仍然我行我素，對嫖娼賣淫進行無度放任、縱容，甚至對賣淫「小姐」進行公開或半公開「引進」、勸留和變相「政策保護」。不少地方為了財政創收，還強行規定民警定向聯繫賣淫小姐充當「線人」勾引嫖客，勾引成功後即向民警秘密「報案」，迫使嫖客在「人贓俱獲」情況下交出高額罰款，或以少於罰款數額行賄「私了」。罰款上交財政前，要按比例給「報案」小姐回扣(一般口頭交代、傳達)和給辦案民警奬勵，使得娼婦和民警都因物質刺激而提高了勾引、敲詐嫖客的積極性，中共財政也獲利頗豐。唯一受害者是嫖客及其家庭:在不知不覺中，誤入了中共權貴與民警、娼婦所精心構築的詐騙聯盟陷阱。

被民間譏為「繁榮娼盛」的嫖娼賣淫泛濫成災，導致淋病、梅毒、艾滋等性病大流行，由此而刺激了相應的治療產業經濟，還在十多年前就成了一大極具市場潛力的「朝陽產業」，如今已獲得了「蓬勃發展」，為中共財政做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看來中共的確「光榮、偉大、正確」，當初一個舉措就創造了今天好多好大的發財機會，真的該「流芳百世」、「名垂千古」了。

毒食品成了當今中國的一大「特色產業」。近年來中國大陸有毒食品惹禍害人的新聞層出不窮。「三鹿毒奶粉」案——以高毒、高危的三聚氰胺添加於奶製品中，使得數十萬嬰幼兒和少年兒童深受其害，揭開了中國食品製造行業令人觸目驚心的黑幕。據北京不願透漏姓名的官方人士披露，截止2008年10月底，中國大陸實際上報的與食用三聚氫胺毒奶粉有關的病例超過3752821例。其中10歲以下佔66%，10~18歲7%，18~35歲3%，35~55歲10%，55歲以上17%。實際死亡人數為33989人:其中，10歲以下佔77%，10~35歲4%，35~55歲6%，55歲以上13%。繼這一案件曝光後，僅中共官方公佈的對國內各奶製品企業突擊抽檢數據，產品高度含有三聚氰胺的企業就高達數十家之多，而這些企業在國內佔據了很大的產品市場份額，以三聚氰胺毒奶為重要原料的下游食品企業則更多。然而，這還只是毒食品泛濫成災的冰山一角，其他毒食品從大人毒到孩子，甚至腹中胎兒也難逃厄運。包括毒大米、毒麵粉、毒油、毒鹽、毒豬肉、毒狗肉、毒豬油、毒麵條、毒饅頭……等有毒食品，內含激素、色素、防腐劑、吊白塊、甲醛、蘇丹紅、瘦肉精、漂白劑、增白劑、保鮮劑、催熟劑、福爾馬林、工業鹽、硼砂、尿素、氨水……甚至敵敵畏、1605和3911劇毒農藥等名目繁多的化學添加劑和農藥，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威脅，帶給了國人一種前所未有的警醒:在目前市場銷售的加工食品中，絕大部分都是能夠導致嚴重積累性理化中毒和生物病原性中毒、乃至最終致人於死命的毒食品!

緊隨著這一案件，還有因為中共嚴密封鎖和打壓，因而只能在小範圍內(主要是在國外自由進步的中文媒體上和部分電子郵箱)曝光的更多更大的案件。其中最令人震撼、憂心的是，河北作為目前中國最大的動物飼料添加劑及獸藥產地，幾乎所有生產動物醫藥和飼料添加劑的大型公司，都在獸藥和飼料中大劑量添加碘化鉻蛋白、瘦肉精、假獸藥等有毒物質，其中含有碘化鉻蛋白等的肉類加工成食品後會使人迅速致癌，其危害更甚於三聚氰胺。三鹿事件曝光後，當地諸多企業仍在添加這類有害物質，只是有些從公開轉入地下。飛龍動物藥業公司就是這樣的廠家之一。據曾在其中一家從事技術工作的王海珍女士透露，這樣的企業在河北省有數百家，而未經註冊的有上千家。其他省市也都或多或少存在這種情況。而更加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中共不僅不予以有效制止，反而對舉報人進行殘酷打壓迫害。王海珍女士的丈夫高松林，就是因為從2005年開始舉報三聚氰胺毒飼料、碘化鉻蛋白毒飼料和其他毒飼料，後來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並判刑四年。迫使王海珍走上了為丈夫上訪維權的道路……

與此同時，工業環境污染問題，也成了嚴重威脅民眾身體健康、乃至直接威脅人們生存的一大嚴峻問題。譬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效益，不顧民眾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地從國外引進在其本國已被淘汰或禁止、因高度污染而極易致癌的PX等等化工項目，且在項目選址上，毫不顧慮對居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影響，安排在人口聚居、活動頻繁的附近，帶來這些地方居民的大面積高頻率致病，其癌症發生率高於社會平均值數倍至數十倍之多，導致民怨沸騰。在這些地方，居民多次抗議政府和企業的胡作非為，強烈要求企業遷建，政府、企業不予理睬或推諉、高壓威脅恐嚇，絕大多數都與政府、警方、企業發生了大規模暴力衝突，有的甚至釀成了衝突中人身傷亡的血腥慘案。另外不少廠礦、企業附近居民，因為工業排放粉塵、毒氣、毒液污染，而導致重金屬積累性中毒、病原性生物中毒的惡性事件，在各地都有頻繁發生。如2009年8月中旬，在陝西省鳳翔縣，長青鎮東嶺集團冶煉公司環評範圍內，兩個村莊731名兒童接受權威血鉛檢測，確認615人血鉛超標，其中166人中度、重度鉛中毒。一些不乏正義良知的知識分子，如南京師大博士後、副教授郭泉等，因此而為民眾奔走呼號依法維權，中共政府不僅不予接受和反省、糾改，反而以抓捕判刑、監禁、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予以迫害、打壓。

這些項目害了民眾，卻肥了企業老闆、政府財政和貪官;民眾很難從中得到一點經濟上的實惠，而幾乎只有悄然而至的疾苦，和健康與生命權的無情剝奪。

老闆、政府財政和貪官的富有，總是要建立在民眾的痛苦和屢屢白骨之上——似乎，這就是中共「天經地義」的邏輯。我們是否能夠改變這樣的邏輯?甚麼時候能夠改變這樣的邏輯?

二、腐敗特權壟斷「產業」方興未艾

產業之3.官爵批發經濟

在中國，人們在仕途上的追求，已被幾乎所有中國人看做了一種謀取巨額暴利的「生意」，因此便有了「投資」之說。一個人如果打算謀取一官半職，便會盡早看准對象(上司)、找准機會進行「投資」，因為在當今中國的絕大多數人看來，升官與發財是密切相關的兩件事情。有錢並願意在官場「投資」，就必定升官;一旦升了官，就必然發大財。不「投資」卻想升官發財，無異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痴心妄想。因此用金錢「投資」官場，也就成了升官發財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近年在中國西南部落後地區的一個縣，要想當上一個普通局的局長，起碼也要花上二三十萬，要當上財政局和其他要害局的局長，則至少需要50萬到100萬;而要當上縣級的黨政首長，就至少要花出去200萬元以上了。

所以現在的中國，如果有不花錢行賄就當了官的，那就真算得上奇跡了。而且已經當了官的，還得繼續向上司「進貢」，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官位，並有進一步上爬的機會。否則不僅不可能上爬，就連已有官位也很難保，於是以前的所有「投資」都會打了水漂。因此現在的官員是被逼著搞貪腐，而且是螺旋式遞進、越貪越大的循環貪腐:他若不貪，不循環遞進、永無止境地貪下去，怎能收回當初行賄的那些「投資」?誰願做賠本買賣?如果他不越貪越大，怎麼能夠對得起自己那些持續不斷的大額投資?怎麼能持續不斷地取得顯著「經濟效益」?難道他作了那麼久那麼大的投資，就是僅僅為了那麼點微利，甚至僅僅為了「盈虧平衡」嗎?

因此中共的專制極權，早已把中國的官場變成了一個深不見底的社會「黑洞」:無論是誰，只要因為一念之差而誤入了這個「鬼門關」，就幾乎再也沒有了回頭之路，直至逼迫著你的道德良知和良心徹底泯滅，成為萬劫不復的罪人和惡人。

當今中國的罪人和惡人，總是和手裡的特權及其億萬家財聯繫在一起的。信也罷，不信也罷，反正權利及財富總難跟好人和善人結緣。這個制度已經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風的銅牆鐵壁，把好人和善人遠遠地擋在了外邊，不變成壞人和惡人，是無論如何也難擠進那個圈子裡去的。因此難怪你我一輩良民，總是如此窘迫窮酸!

買官賣官和貪污腐敗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一對孿生兄弟。採取如此手段爬上去的官員們，豈有不貪之理?

如此「投資」——升官——發財——再「投資」——再升官——再發財的官場運行機制，能把反腐敗做到甚麼程度呢?官場上的人幾乎都是腐敗嫌疑犯，靠腐敗分子去反腐敗，能靠得住嗎?相信這樣邏輯的人，他的智商不是值得大大懷疑嗎?

產業之4.特權壟斷經濟和公共資源倒賣批發

金融、電力、電信、傳媒、出版、文娛、煙草等產業和產品的國有及其專營專賣，和土地、礦山等自然資源、公共建設項目的發包和承包、國有企業的破產轉制、變賣，等等。以上國有企業，中共政府允許其中部分政策性虧損，虧損部分由政府財政予以補貼。譬如中石化和中石油，中央財政在2005年和2006年兩次出台補貼政策，中石化分別得到一次性補貼100億元和50億元。2007、2008年也獲得了補貼。對供電部門，也連續多年給與了數額不菲的政策性補貼。據老家縣供電局一位朋友透露，他在單位裡的福利待遇很好，是因為國家明文規定供電部門只准微利保本，甚至允許略虧。而事實上的電力定價，遠遠超出了盈虧平衡點，加之電力一直處於賣方市場，因此不會虧損，而且每年都有大量盈利。為了獲取國家財政補貼，供電部門就採取了兩招:一是拔高職工工資、巧立名目濫發奬金和實物;二是肆意揮霍，僅屬局長一人支配的巧立名目的招待費用，每年就達200萬左右(當然還有一招他沒說穿:官員狠狠地貪佔)。對他說的後一招，本人曾有過一次切身體驗:那天縣水務局一位朋友突然要請我出去吃晚飯。我知道他十分拮據，加之我早已厭煩了吃喝之風，因此婉言謝絕。誰知他搶著告訴我說供電局長做東，那位局長多次因為空虛無聊，而在心血來潮中請他吃飯……那次一起吃飯的有4人，加上飯後歌廳消費，支出了近3000元，都是當場打電話叫該局出納次日前來結賬買單。特別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頓飯竟然進了兩家酒店:在第一家酒店，擺好了酒菜，每人3瓶啤酒(20元/瓶)已經打開;剛動了兩次筷子，喝了兩口啤酒，局長突然宣佈:去××酒店喝五糧液。於是大家又立即起身去了××酒店，點了更高檔的菜，喝了3瓶五糧液……據那位水務局朋友說，有他在場的多次消費中，這次消費還算低檔次的，以前動輒就是六七千，有時甚至過萬。就是這樣，供電局年年上報虧損，年年都能獲得數百萬元的政策性虧損補貼。

近日網上爆出中石化打破中國記錄的腐敗額，一盞燈2000萬，裝修大樓4億多，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個人日均公款消費4萬多，創造了中共貪官揮霍公款之最。然而也許在中共司法機關的眼裡，這只算小菜一碟:以中石化年收入近萬億、日收入近30億元計算，揮霍額僅佔了銷售收入的十萬分之一點幾;而那位供電局長的揮霍額，則佔了銷售收入的百分之幾;比起中共不少貪官的揮霍來，陳同海還算是「量入為出」的一位;幾乎不考慮收入狀況無度揮霍的官員，在中國比牛毛還要多。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只給陳同海判了個死緩，也「情有可原」的。中共司法的「難言之隱」，不便明說，只好如此一判了之。國人們，是不是該予以「寬宥體諒」呢?

在土地、礦山等自然資源、公共建設項目的發包和承包、國有企業的破產轉制、變賣等方面，也完全受著中共權力的壟斷控制。有權力壟斷就有資源壟斷，被壟斷的資源就可憑著手中的特權作任意處置，無權的人當然無法對其予以任何制約。處置中表面實行招投標，實質上是壟斷權力與最卑鄙、最下流手段的結合運用:勾結黑社會恐嚇、威脅不明真相、誠實善良或無權無勢的其他投標人，使之望而生畏不敢按自己意願競標，以此讓權貴事先內定投標人獨享中標獲利。就這樣，很多資源都以常人不可思議的低價「拍賣」給了權貴的親友，權貴由此坐地分贓。於是，「國家財政」得了「拍賣」收益的小頭甚至零頭，權貴及其親友、黑社會得了大頭;不少重大資源的所謂「公有」，就在特權官員一次次黑箱操作中，化整為零地轉化成了私有。

近些年隨著一些貪腐官員的落馬，從官方正式渠道爆出了官員們動輒貪佔數億、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的新聞，真讓國人目瞪口呆。然而這些數據仍有可能遠遠偏離實際情況，因為譬如賴昌星的遠華走私案，剛要查到江澤民死黨賈慶林的頭上，就因為江澤民的一句話戛然而止了。官員貪腐的案子，總難免與某些高層大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查到一定火候，也會像遠華案一樣不了了之的。因此就總有一些貪官的貪腐數據無法完全查證出來;他們的實際貪佔額，就總會遠遠高於官媒對外公佈數額。而且因為牽涉更高級別的官員，甚至可能是在職或已離職的頂級高官，那麼其涉案金額，就很可能遠遠高出已經查出來的單筆金額。因此單憑這點，我們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說，貪官的實際涉案金額，極有可能遠遠高於官媒公佈數額。再說官方公佈的貪腐大案，多數案犯都是「全額退贓」。這就讓我們有理由懷疑:官員及其家人平日裡揮霍無度，他們貪腐獲得的贓款應該是早就無法如數還原了。現在居然能夠全額退贓，莫不是貪官們真的掌握了阿凡提的「種金術」，能讓金子自我繁殖?亦或是貪官已經落馬，還有人願意繼續賄賂，幫他出了一大筆錢，填補了他和家人曾經無度揮霍產生的贓款缺口?或者是他曾經行賄的高官幫他填補了這個缺口?如果這些都不是，那麼就只有一種可能:他還有很大一筆涉案金額沒查出來;要是真的分毫不漏地查了出來，有高血壓的民眾，恐怕會有麻煩了!

中國人啊，努力地自我克制吧，別打翻了心裡的五味瓶!

看看一些貪官的陸續落馬，或是在我們不經意間發現的但尚未落馬的貪腐的官員，我們不難做出這樣的解讀:中國企業和資源的所謂「國有」，實質上是地地道道的官有;「國有」早已成了權貴階層強佔資源中飽私囊的「生財之道」。而部分國企上交財政的稅利，似乎也與百姓福利無關，因為這個政權，十分難以動用財政資金去解決百姓生活中的實際困難;至於國企虧損而難向財政做貢獻麼，那也無關緊要，因為下面還有十多億百姓可供壓榨克扣，填補財政缺口那是輕而易舉之事。「國有」不是國民所有，而是權貴集團所有，國民無可奈何。誰讓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力，都壟斷在了我中共手裡呢?從權力壟斷到資源壟斷，不是「名正言順」的事麼?

產業之5.公共服務產業化經濟和權錢交易產業化

例如教育產業化和產品衛生監測、環境監測評價、技術監督產業化、辦理各種證照高收費等等。當代中國教育、醫療與住房一起，成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本來，公民接受基本教育以求發展、享受基本醫療以維持正常生存的權利，是公民基本人權。保障公民人權，是任何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這樣的政府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理由。然而中共不僅無視自己的責任，反而在近十多年內，強力推行「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不僅不盡自己應盡之責，反而打著「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幌子，從小孩子需要就學和公眾生病需要救治等基本社會需求上找到了新的生財之道，對公眾進行新的盤剝壓榨;無恥踐踏勞苦大眾權益，利用百姓基本需要和痛苦瘋狂聚斂錢財，不僅突破了公眾貧窮的底線，甚至還突破了公眾未來發展和基本生存的底線。

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開始，中共便公開撕下了長期用於自我粉飾的「為人民服務」的畫皮，把普通百姓一切應由政府負責滿足的需要，當做了一種嚴重影響他們私慾膨脹的額外負擔，一種阻礙他們發財縱慾之路的包袱，必欲卸去而後快。於是，一些被權貴們御用的犬儒派文人學者，便挖空心思幫助權貴們尋找藉口。在一番搜腸刮肚中，他們從「萬惡的資本主義」美國，終於發現了一個值得加以改頭換面「綜合利用」的「素材」：20世紀50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與附近的伯克利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按照科研、教學與工業結合的思路，專門開闢了斯坦福工業園，將自身高科技成果成功應用於工業經濟，使自己的教學、科研成就與工業園的發展雙向互動，互相促進，逐漸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工業開發區——硅谷。硅谷工業園成功解決了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問題;是美國最大製造中心之一;因其分布著3000多家高科技產業和許多研究機構，對科學技術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尖端技術人才的五分之一;為本校畢業生提供了充足的就業機會，更解決了教育研究經費不足的問題;促進了世界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化，被譽為「美國高新技術的搖籃」，「教育產業化」的典範。美國斯坦福大學如此偉大卓絕、利國利民的創造，居然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盜來一個美好而又時髦的名稱，作為其向普通百姓敲骨吸髓的外衣!

這是中共權力運作的一個「巨大成功」:原來被視為其「包袱」的公眾很多基本需要，通過「產業化」魔杖，居然被「點化」成了一大新的「生財之道」，為中共政權及其權貴創造了滾滾財源。於是，中共便在很多領域「循例」而進，推出了系列的「產業化」措施，譬如「醫療產業化」、民間工商業的政府職能監督檢查產業化、行政審批產業化，甚至權錢交易也公開或半公開地形成了環環相扣的「產業化」鏈條。在中共專制極權的制度環境下，所謂的「市場化」也並非在健全市場機制條件下「買賣」雙方的平等交易，而是在中共權貴「導向」下，賦予「賣方」種種特權，使得「賣方」佔有非常強勢的地位，具有隨意定價、漲價、操控「市場」等絕對權力，「賣方市場」格局被永遠固化;作為普通民眾的「買方」則處於極端弱勢地位，在價格和「服務」選擇等方面失去了應有權利，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這樣一來，種種「產業化」便將普通民眾變成了在中共很多部門、機構的刀下被宰的冤大頭，怎麼也無法擺脫中共的壓榨盤剝，越來越被逼到了貧窮的邊緣。

教育產業化把很多普通家庭壓榨得一窮二白，有不少家庭子女，因為交不起昂貴的學費，而不得不在小學或初、高中階段中途輟學，失去了獲取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甚至有的青少年憑著自己的能力和勤奮，以優異成績考取了重點中學和大學後，卻因為交不起昂貴的學費，中斷了繼續深造之路，而導致自己或家長在精神上的絕望，迫使自己或家長走上了自殺身亡的不歸之路。醫療產業化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促成了官僚權貴與醫藥商家、醫療機構和業主的利益聯結，形成了新的利益同盟。他們相互利用勾搭成奸，精心導演了一次又一次藥品、診療、輔助醫療手段的循環漲價和層層加價大戲，使得醫療價格越來越畸高不下。同時不少醫生、醫院打著對患者負責的漂亮旗號，抓住患者不懂醫療技術的弱點，毫不顧及患者的經濟承受能力，遠遠超越實際治療需要，或隨意安排患者進行價格昂貴的化驗、透視，或在處方中以價格畸高的異名藥品替代成分和性質、功能完全一樣的廉價藥品，或任意加開根本不需要的高價藥品，對患者進行肆意敲詐盤剝。如此種種，導致絕大多數公民在疾病治療方面的經濟承受能力大大下降，從而使得公民的基本醫療失去了起碼保障，不少人就連普通常見疾病的醫療費用也無力承擔，大病和重病則將更多家庭拖入了債務深淵，不少家庭因此而一蹶不振，一些家庭甚至面對親人的病痛折磨而一籌莫展，只好眼睜睜看著親人被並不怎麼危重的疾病奪去生命——應該說，是被中共專制極權及其權貴、醫療機構、醫藥商家、業主奪去了生命。

而中共在前述其他方面的「產業化」，則是赤裸裸地將權力變為金錢，最終都可歸結為公共權力的「市場化」:權貴用權力換取金錢;富翁則用金錢與權貴進行「等價交換」，分享權力帶來的巨大「效益」，變得更加富有。於是，社會的公共權力便在權貴與富翁之間進行著循環不已的流通變幻，成了權貴和富翁這兩大群體共享的「公共」玩物，普通公眾則絲毫不能得以分享，相反還被權貴們壟斷了的「公共權力」欺凌著壓榨著，成了最不幸的社會群體。

隨著各種「產業化」在中國的一哄而起，與之相應的「消費」、「投資」概念，也「配套成龍」地在中國官場與民間的種種黑暗交易中，毫不隱諱地流行起來:家庭子女接受教育是「消費」，因此理所當然就應由家長「投資」;醫療是「消費」，因此患者就應該「投資」;甚至民間工商企業接受政府職能機構的監督檢查也成了「消費」，也應由老闆、業主進行「投資」……至於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患者在醫療上究竟需要「投資」多少，則全部是由政府默許物價機關說了算，而物價機關只要在暗中得了學校、醫院的「好處」(紅包或回扣)，就可以幾乎完全按照學校、醫院的意願，進行「投資」額度(即價格)的權威確定，任何人都無法否決，「消費者」更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因為你所「消費」的「服務」，已經通過別人對權力和資源的壟斷，被強力固化為了「賣方市場」，你若怕挨宰就別「消費」，自願前來「消費」者大有人在。而職能機構對民間工商企業監督檢查的頻率和次數、價格等等，也是有章不循，全憑監督檢查者看對象的背景、實力，並按對象是否能夠給「好處」，能給多大「好處」去「對症下藥」做拍板決定。有的民間企業因為不願給監督檢查者「好處」或不懂「規矩」，便會遭到其暗算:本來產品質量沒有問題，監督檢查者通過雞蛋裡挑骨頭或公然作假陷害的手段，也要找出「問題」來，讓對象要麼給他更大更多的「好處」，要麼接受巨額罰單，嚴重者還會把有的民間工商企業逼向破產的邊緣。於是，不少工商企業(國有和民間的)只好持續不斷地給職能機構(工商、技術監督、衛生防疫、疾病監控等機構)的特權官員以「好處」，借以「融洽感情」，以防被坑挨宰。而一旦與那些特權官員「感情融洽」起來，企業便可以放心大膽地經營運作，即使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甚至像三鹿集團那樣製造、販賣毒食品，乃至於制售毒品，也不會在那些監督檢查機構手下遇到麻煩。三鹿集團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和不少地方的企業公開或半公開地制售毒食品、毒品，就是這樣在陰霾黑暗的社會背景之下，醖釀和發展起來的。本人曾於90年代辦過企業，就深深領教過上述職能機構的厲害，並被那些機構坑得喘不過氣來，弄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便不得不偃旗息鼓，從種種陷阱中撤退了出來。

三、中共「發展」新思路:折騰創造「經濟效益」

現在我所接觸的一些人，對中國社會幾乎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中共權貴們的心目中，無謂的折騰，也可為他們創造出「經濟效益」」。而且往往是越折騰，給他們帶來的利益越多越大，越能給他們帶來物欲和權欲的自我滿足。因此在他們機構越來越臃腫不堪，官員越來越人滿為患，越來越無所事事的情況下，也便生出了一種「中國特色」的智慧靈感:專門構思、尋找折騰人民群眾的「金點子」。於是在中國，千方百計折騰普通公眾的一個個「政策」措施，也就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地「應運而生」了。

其實我們認真分析就會發現，在中國目前所有黑、惡、腐、毒、淫、醜「產業」中，幾乎全部都是中共權貴不遺餘力折騰民眾的「豐功偉績」。在正常社會制度下，這些「產業」以公開或半公開的方式存在，一是絕無必要，二是幾乎絕無可能。然而在中共權貴們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省去他們壓榨、盤剝、掠奪百姓的諸多麻煩，減少諸多代價，實現「投資少、見效快、效益好」、「費省效宏」的權力「經營運作」目標。因此他們會樂此不疲，增加一個又一個「把關」環節，創造出一道又一道審批、收費和索賄門檻，最終，「史無前例」地刺激出了黑、惡、腐、毒、淫、醜的系列「產業」。

由此可知，中共說「不折騰」，肯定是言不由衷的。「不折騰」，哪來他們的「輝煌」?哪來他們權貴個人和「國庫」的盆滿鉢滿，金山銀山?

產業之6.暴力罰款經濟:包括無法律依據且肆意侵犯人權的治安拘留罰款、未隨身攜帶暫住證拘留罰款等。去年10月，我去一位公安局官員家裡赴宴，席間諸友酒酣耳熱之際，同桌一位多年前因與上司不和而被發配邊遠鄉鎮的民警，突然爆出一個黑幕:在公安系統內部，層層都有治安罰款任務。圍繞這一任務，還有與之配套的任務:必須以治安為由抓人多少名以上。完不成任務的要受罰，超額完成則有奬。於是，便有不少民警挖空心思編造種種理由，動輒以擾亂治安為由隨意抓人，目的在於擠出罰款。誰只要被抓，不給錢就不放人，甚至拳腳相加，直至你撐不下去，不得不按他們的要求交出罰款為止。有的民警更以受害人態度惡劣為由，一再增加罰款數額。因此有很多受害人都不服氣，既不認錯也不交罰款，於是便會受到更加凶殘狠毒的暴打，最終釀成受傷致殘或致死的慘禍。據分析，楊佳案和孫志剛案等等，可能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民警的眼睛也就一天一天地變成了能把好人看為壞人的邪惡「窗戶」，並練就了專門獵食的豺狼虎豹般的嗅覺。任何百姓也許在不經意間，因為一句不經意的話，或者一個不經意的動作，就會構成一種「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而被民警們嗅了出來，被課以數額不菲的罰款，並成為民警拳腳和警鞭、警棍的無辜受害者，甚至像楊佳、孫志剛那樣，冤死於當權者無情專政的鐵血機器。這與我們在多年前就知道的工商、食品衛生監督等「執法」部門都有罰款任務一樣，使得我們普通百姓隨時都生活在「執法」官員們的肆意欺壓之中，隨時都可能被他們無端敲詐、暴打，甚至像楊佳和孫志剛們那樣，被中共鐵血機器「專政」到生命的盡頭。

產業之7.監獄、收容經濟

在中國各地的監獄，絕大多數都有自己的工廠或農場，無償地強迫囚犯做工以獲取暴利，甚至強迫囚犯從事遠遠超出其體力和生理極限的勞動，是十分普遍、也為國內外人所共知的現象。而且在所有的監獄和收容、收審所，都無一例外地利用一日三餐和日用消費等機會，對囚犯、嫌犯、被收容人員及其家屬進行令人瞠目結舌的盤剝:飯菜檔次極差，且常常只有餿飯餿菜，卻以高於普通檔次市場價格2-3倍的天價收費;由看守代買的香煙和日用品，也要達到市場價格的2倍以上。

更不可理喻的是，近年北京還悄然興起了「截訪經濟」:因冤情而從全國各地來京上訪的訪民，被一些警察、國保人員暴力攔截後，以「幫助解決問題」作欺騙手段引帶、或以暴力逼迫押送到固定賓館，對其嚴加看守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並任由看守人員進行飢餓、虐待和暴力人身侵害，有的甚至進行公開強姦(例如今年8月3日，21歲的安徽界首大黃鎮訪民李蕊蕊，在北京聚源賓館被看守強姦)。賓館收取高昂費用，暗地裡與欺騙、押送訪民的警察、國保人員合伙分贓，既殘害了訪民、積累了社會矛盾，又發了橫財，成了中共及其幫凶一大新的財源。

產業之8.審批經濟、證照經濟和證書「考試經濟」

在中共種種「政策」藉口之下，百姓幾乎任何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甚至芝麻綠豆一般的小事，都要取得中共權力機關審批同意，否則將被視為「非法」而被課以數額不菲的罰款，或遭到其他處罰。而其審批程序又十分複雜繁瑣，且在很多程序環節都要收費，讓百姓既在時間、精力和車旅費用等多方面作了過多無益耗費，又花費了不少猶如「買路錢」一般的審批費。不少機關甚至利用自己的審批特權，伙同其他機關巧立名目搭車收費，由此獲取可觀回扣。例如婚姻登記機關強行代收婚紗費、婚前教育培訓費、未來媽媽培訓費，等等，把一個本來十分簡單，只需幾元工本費就可搞定的合法婚姻登記，強行加碼到少則破費數百元，多則破費數千元的地步。以至於一些家庭經濟困難的青年男女，被高昂的婚姻登記費用弄得一籌莫展，不少人只好乾脆回避登記環節而「非法」成婚，有的則只好一再拖延婚期，導致雙方因此而逐漸相互淡漠，以至於最後感情破裂，分道揚鑣……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各行各業的從業「資格」、「等級」考證風潮悄然而起。通過考試獲取相應的證書本來不錯，有助於減輕用人單位的很多麻煩，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從業人員在相應工作中，因為技術失誤而導致某些不良後果，從而減少不必要的社會損失和人身傷亡事故。然而權貴們卻把從業人員資格、等級考試的要求，有意作出沒有止境的「擴大化」規定，譬如硬性規定英語科目為各行業中級技術職稱過關考試的必考科目，而事實上至今為止，各行業絕大多數高工級別的從業人員在實際工作中，也很少直接接觸和使用英文資料……有關部門之所以要作出類似的硬性規定和沒有止境的「擴大化」規定，其目的在於為各色各樣的「培訓」機構創造可靠的市場空間和穩定的客源，開闢一種十拿九穩的「生財之道」。在此前提下，還由辦證機關直接辦班培訓，或由辦證機關規定考證人參加指定機構的培訓。在中國目前的價格核定機制下，往往是物價局收受「好處」後，按照辦證機關和培訓機構的需要核價，因此簡單地說是辦證機關和培訓機構合伙定價。更簡單地說，因為辦證機關和培訓機構是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構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培訓方，因此歸根結底是培訓方單方面定價，辦證人別無選擇。

中國的絕大多數證照還必須每年一次「年檢」，而每次年檢，都要照例收取高昂的年檢費用，強迫持證者作出一次又一次高昂的經濟付出。

各單位的辦證收費，一部分入了財政;另一部分則按官方規定提成比例入了單位小金庫。單位提成的所得，本質上應當算政府財政賜給其單位、乃至該單位部分人的回扣，再由部分人揮霍、瓜分、侵吞。而培訓機構的收入，則純粹是辦證單位完全可入小金庫的收入;或是辦證單位部分權貴的個人收入;或由培訓機構以回扣方式支付給權貴，作為權貴的黑色收入。

就是通過上述種種機制和渠道，審批經濟、證照經濟和證書「考試經濟」，成了當今中國官府和官員可觀的財源之一，也成了壓在不少人、不少企業、機構頭上一座不堪重負的經濟大山。

與以上情況類似，由於制度的極端惡劣，特別是人們進入官場，實行了由少數特權官僚拍板定奪的選拔機制，而拒絕由民眾選舉產生。官僚們知道，由他們來拍板定奪也應該有個面子上的「規則」，這樣就會顯得冠冕堂皇一些。由於中國有科舉制和漠視民意的傳統，這樣的傳統在中共的「改革」中得到了因襲，因此文憑便成了中共官僚集團選拔官員的重要標準之一。在改革之初試行這樣的標準，的確促使社會形成了一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知識分子似乎在一夜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身解放，因此讓他們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起來。可是由於專制極權的制度使然，久而久之，文憑因為傳統的慣性作用成了一道硬槓子，真實的水平和德行便被逐步淡化，以至於文憑逐漸取代了水平和德行，一日更勝一日地成了人們進入官場的「通關憑證」。這個時侯，取得文憑的種種黑箱運作隨之應運而生:出現了中專、大學和碩士、博士文憑的黑市買賣。當這種買賣發展到登峰造極之時，終於被一些「好事之徒」揭穿了真相，隨之社會譴責風生水起，以至於弄到當局焦頭爛額的地步。恰在此時，網絡技術得到了大面積應用普及，當局不得不將文憑進行網絡註冊，作為其識別鑒定的正規依據。一些良善之士便滿以為:中國的假文憑就此壽終正寢了。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竟然把黑暗下的文憑交易趕到了「陽光」之下，中共權力機關，一些名牌大學(包括清華、北大等)公然做起了碩士、博士文憑「生意」:一再毫無限度地擴大碩士、博士招生指標;不管何人，只要向校方和相關權貴、導師給足了錢，你可以另外找人代考試、代聽課、代寫論文(有的甚至只需網上東拼西湊抄襲成文即可，譬如近期爆出的湖北宜城市29歲市長周森鋒博士論文抄襲案)，再加上一個「在職讀研」的名義，你的碩士、博士文憑，就可在預期內到手了。而一旦有了高學歷文憑，就會在險象環生的仕途競爭中，輕而易舉地拔得頭籌。也就是這樣，中共權力機關，不少名牌大學及其領導、導師等權勢人物，又在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的「歷史機遇」中，輕輕鬆松地找到並「開發」出了一條令人羡慕不已的「生財之道」:碩士生招生數從1982年的10778人發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為15.07%;博士生招生數從1982年的302人發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目前博士生在學規模已超過20萬人。美國有100多年博士教育歷史，年招生也只5.1萬人，而中國僅27年就實現了「超越」。西方國家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約30%，而中國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對官員和老闆考博更是一路綠燈。

用錢換文憑和學位，是當今中國權貴的一大時髦追求。權貴有了高學歷高學位，其政治地位就隨之越來越高貴，貪贓枉法的機會也隨之越來越多，越來越肆無忌憚，於是也就會越來越富有，並越來越凶惡、暴虐、殘忍、狠毒。因此，這是中國權貴一本萬利的「投資」。而對文憑、學位頒發、授予者來說，利用文憑和學位換錢這一權力尋租手段，也讓自身由暴富更加走向巨富。於是，傳統上不可更改的靠冥思苦學獲取知識，就在今天演變為了靠權錢交易獲取文憑和學位，知識和真理被不少人隨意貶低乃至拋棄，在各個大學、研究機構，幾乎毫無真才實學的所謂專家教授和學者濫竽充數，只知按照中共權貴需要搖唇鼓舌者比比皆是;而那些抱著高學歷、高學位的官員，卻在很多問題上、甚至在涉及其學歷、學位「專業」方面問題上的見解，遠遠不及具有一定經驗的中初級學歷乃至文盲百姓，更加多如牛毛。而不少苦學苦練、苦思苦鑽者，因其真知灼見，或否定、觸犯了權貴利益，或與權貴相左相右，或讓權貴相形見絀尷尬難堪，最終受到無端的排擠、打壓甚至迫害。本人近年來所接觸過和知道的一些所謂專家、教授、學者中的絕大多數，撇開其鸚鵡學舌的官方腔調和空洞生硬的專業詞彙，另有一些不厭其煩地重復的別人論點，其專業上幾乎毫無建樹，思想中幾乎空無一物，只是充當了一種傳聲筒的角色。如果不是其滿口生硬的專業詞彙和別人的論點，那麼真會讓一個庸庸碌碌的普通百姓，也會無所顧忌地產生一種「我可取而代之」的感慨。

權貴們這種相互之間的交換，給渴求知識的普通百姓，又帶來了種種嚴重障礙:高學歷、高學位的資源被權貴們肆意瓜分佔用和浪費，導致了這些資源的相對稀缺、緊俏，於是人們求知的費用等門檻就被權貴們大大地抬高了起來，普通百姓因為經濟困難等種種因素的制約，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排斥在了求知謀發展的大門之外。

產業之9.「欄桿經濟」或「圍牆經濟」、「買路錢」經濟

《水滸傳》有個劫匪李鬼，長期以墨塗臉，冒用大名鼎鼎的黑旋風李逵，手持兩把大板斧橫欄道路，打劫過往行客。後來恰遇「正宗」李逵，被李逵賜銀施教後放生。然而李鬼卻絲毫不願思恩改過，反而欲以毒藥暗害李逵，哪知李逵偶然察覺，惹得李逵拔刀怒斬，李鬼因此而小命歸西，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李逵殺了李鬼的肉身，卻在中國消滅不了劫匪李鬼的陰魂。以至於今天，李鬼居然「死而復活」，並在中國坐大到了沒有「李逵」能夠與之匹敵的地步:那個李鬼假冒李逵，今天的李鬼「名正言順」;那個李鬼手握兩把板斧，今天的李鬼手握威力無比的國家公器;那個李鬼隻身一人僅攔一條小徑，今天的李鬼數十萬成百萬遍布中國大江南北，讓幾乎所有中國百姓都不得不乖乖留下「買路錢」……不知甚麼地方哪位權貴「解放思想」突發靈感，在公路上橫放了一根欄桿，要過往車輛留下「買路錢」，於是便在一夜間冒出千千萬萬個李鬼，在中國的東西南北中大大小小公路上，橫放了千千萬萬根欄桿，強迫一切車輛(某些權貴的豪車除外)留下數額不菲的「買路錢」。後來另一些權貴「觸類旁通」，一旦哪裡發現了能夠惹人觀賞遊玩的風景、古蹟，便在那裡砌起一堵牆，立起一道門，甚至還在磚牆內攔路立起多道門，強迫觀賞遊玩者一次又一次留下買路錢。於是「欄桿經濟」或「圍牆經濟」、「買路錢」經濟，便成了中共堪以載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的「偉大創造」，成了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支柱。

其實如果仔細分析中國審批經濟、證照經濟和證書「考試經濟」，本質上也是一種「欄桿經濟」或「圍牆經濟」、「買路錢」經濟：在人們日常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中活生生橫攔一槓，不願「大出血」者則不允許過自己正常的生活，或不得開展正常的經濟、社會活動。於是絕大多數人都只好逆來順受忍痛「大出血」。這樣，中共權貴們也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裝滿了自己的腰包，實現了自己的慾望，並讓一個個新的慾望獲得「雨露滋潤」，層出不窮地萌生出來。

如果永遠甘做中共治下的「順民」和「良民」，那麼我們就將永遠難逃「欄桿經濟」或「圍牆經濟」、「買路錢」經濟的藩籬，隨時準備背著一座座經濟大山，悲哀地度過自己的一生。

我們該做怎樣的選擇呢?

產業之10 遷徙經濟

販賣城市戶口、強行規定辦理暫住證並收費，等等。其實這也屬於「欄桿經濟」或「圍牆經濟」、「買路錢」經濟的變種。在自己國家範圍內的自由居住和遷徙，是人們更基本的生存需要，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人身權利，保障國民在這方面的權利，是一國政府責任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中共非但不去承擔這樣的責任，反倒以一紙戶口簿畫地為牢，把農民和小城鎮居民牢牢限制在一種官方划定的空間內，然後利用農民入城定居、小城鎮居民入大中城市定居而需要遷徙的機會，強行規定耗費巨資購買戶口、住房;並規定外出打工者每年繳費數十元上百元辦理暫住證……。政府成了一種商業經營機構，利用國民基本需要「橫桿設卡」，輕輕鬆松牟取暴利。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漂亮旗號而不為人民謀利益，反而乾著為了人民幣(金錢)而「橫桿設卡」敲詐盤剝、魚肉人民的齷齪勾當，倒是沒有這樣的政府，社會還會好得多!

四、看著他們明目張膽地發「國難財」，我們該做何感想?

產業之11.災難經濟

我的小女兒只有14歲，卻早已學會了悲天憫人。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學校要求學生捐款。她明知家庭非常拮據，卻要超出學校規定5元標準的一倍捐款，她說災民太慘太可憐了。作為家長不便拒絕，但為了預防她幼小心靈受到不應有傷害，我還是作了一次特別提醒:學校某些人很有可能會截留、貪佔捐款。她紅著臉爭辯說:這絕不可能，學校領導不會那麼缺德、冷酷。我沒跟她繼續爭執，對她的要求給與了應有支持。沒想到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她一改上學日不午休的習慣，剛放學回家就倒在床上蒙頭大睡，連午飯也不願吃。我條件反射地問她是不是病了，她卻一言不發，只是露出滿臉氣憤。經過一番交流，才知道她昨晚看了本地電視台一條新聞:公佈本地各單位的賑災捐款名單，她在讀的那家中學，捐款總額不到3萬元。她說全校共有6000多名高初中學生，學生幾乎人人都捐了款，初中生每人最少也捐了5元，捐10元、20元的也不在少數;全校有接近300名在職教職員工，每人捐款多數在100元以上，老一點的有捐200元、300元的;另外有近200名退休人員，每人捐款最少100元，捐200元、300元的要佔多數，還有的捐了500至1000元。按此估算，總計至少應在8萬元以上……她說那些人連救災募捐款也敢侵吞，我們居然在沒有起碼人性的人手下讀書，你說氣人不氣人?

今後若是還要我們捐甚麼款，我再也不乾了，反正都是不明不白，讓那些毫無人性的貪官們亂貪亂用!……

這次地震後，不少人積極踴躍捐款，體現了一種人間大愛，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久違了的人性在災難中的復蘇，當時的情景，讓一些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頗感慰藉。然而權貴們在以後時間裡一些無恥貪婪的行為，卻給踴躍捐款的國人，帶來了不可饒恕的傷害。震災還沒完全過去，就有賑災帳篷被權貴貪作私用或變賣獲利的醜聞發生;不少地方民間組織賑災募捐，要向官方機構上交提成;一些地方不少單位權貴侵佔、截留募捐款項(譬如我小女兒在讀的那家中學);災區一家銀行，用賑災款為職工辦福利;地方政府官員，用八方募捐得來的資金買豪車，修建堪比白宮的洋樓，等等。特別從災區頻頻傳出「不良信息」：地方權貴層層克扣、截留上級政府下撥、要求全數發給災民的賑災款，不少地方災民實得錢款僅有下撥額的30%左右，有的地方還更少，由此激起災民控訴、上訪，地方權貴又調動警力予以暴力彈壓。本人沒有機會深入災區調查訪問，不知災區權貴貪佔、侵吞賑災款究竟有多麼嚴重。但有位距震中200多公里一個小鎮的教辦主任，在今年5月向我透露說:他們縣也有上面下撥的震災救濟款，指標早已下達到各鄉鎮。這筆款已被當地官員瓜分得所剩無幾了。至於怎樣瓜分，以一些甚麼樣的理由和名義，進行了哪些程序，他不得而知。但確定無疑的是，幾家房屋遭受地震影響較為嚴重的受災戶，僅有一家得到過一筆微薄的救濟金。為了得到這點錢，那戶人費了不少周折，受了不少刁難，最後還只得到簽字確認金額的30%(諸多花銷在外)，其餘70%落入了誰的腰包，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他幾戶知道了這一情況，因為不願接受權貴的刁難折騰，更不願背著名聲去幫權貴要錢，所以也就打消了申請救濟的念頭，寧願自己過緊日子……由此印證，震災中心傳出的「不良信息」並非空穴來風，權貴們明目張膽貪佔、侵吞賑災救濟款確有其事，並非「反華勢力」無中生有造謠誹謗。「天下烏鴉一般黑」，權貴們人性的泯滅，靈魂的骯臟醜惡，一般不會因為災難而有甚麼明顯變化。當然我們承認少數人會有一些變化，個別人甚至還會因災難刺激而由惡魔變好人，但這樣的個別人不能代表其整體，更不能改變其整體的惡劣本性。

除了以上「不良信息」，還有中共官媒《新京報》於2009年08月13日關於「地震善款可能八成流入財政專戶」的報道。說是截至今年4月30日，各式各樣的抗震救災捐贈款物，總數達到了767.12億元，其中捐贈資金約653億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支團隊為期半年的調研認為，這些來自公眾個人或企業腰包的錢，極有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變成了政府的「額外稅收」，由政府部門統籌用於災區。而民政部回應說，是體制問題讓地震捐款八成流入政府腰包。「這些捐款都要納入國庫，使用國庫就需要預算。(由於一些地區沒有捐贈使用預算)，就要重新補預算，調(捐款)出來會很難」。對此作了公開承認。既然已經進了中共財政的「國庫」，那麼就已經變成了中共權貴的囊中之物，變成了他們的財富，他們就會「理直氣壯」地當作財政資金隨意調配使用;既然調出來很難，那麼這些資金就會按照他們最方便最習慣的用途進行使用:公費吃喝、公費旅遊、公費嫖娼、公費賭博，還有可能被用於「60華誕」……公眾一腔善心捐贈的資金，就這麼輕輕鬆松地落進了權貴們的黑手，成了他們恣意揮霍、顯擺的本錢!

在我們看來，災難就是災難，每個人都應當主動獻出一份對災民的愛心，作為政府和政府官員，更應當義不容辭承擔起救助、救濟災民的責任。然而事實恰好相反，災難竟然成了他們的發財機會:權貴們個人發了財，中共財政也發了財。災難對他們來說居然成了一種喜事，一種福音，一種又可以毫無顧忌中飽私囊的大好機會。

這不奇怪。中共本身就是利用日本侵華的國難機會，開始了發跡並迅速發展壯大的。在日軍大舉進犯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共不僅不積極抗日，相反還打著「團結抗日」的旗號乾著破壞抗日的罪惡勾當:一邊偷襲抗日的國軍，一邊向日軍秘密遞送關於國軍的情報，同時利用國民黨內部一些人(譬如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瓦解，削弱國軍的抗日力量。昨天能夠發國難跡，今天為何不可以發國難財、民難財呢?

……

因為本人觀察、切身經歷和接觸的資料十分有限，本文以上所列舉的11大類，還不是中共利用特權發展黑、惡、腐、毒、淫、醜「產業」的全部，肯定還有更多「漏網之魚」，歸納分類也有不當之處。希望網友們能夠從身邊事例進行認真的歸納分析，集思廣益予以補充、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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