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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春天，我們奉命組織了全國婦女支持尼克松顧問委員會，仍由我擔任主席，委員會中不少是在社會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婦女，艾森豪威爾夫人瑪咪是我們的榮譽主席，會員包括魯斯夫人、秀蘭鄧波兒等婦女領袖，還有共和黨國會領袖的夫人，如福特夫人、狄克遜夫人、陶爾夫人等等。
1968年8月9日，尼克松在邁阿密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一天後，他選擇安格紐為其競選夥伴。現在競選活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共和黨方面是尼克松、安格紐；民主黨是韓福瑞、穆斯基。尼克松接受提名的演說十分感人，他講到自己出身寒微，努力奮鬥，一心要為這偉大的國家貢獻已力，他講到這些機會唯有在美國這國家才能實現，代表大會上許多婦女感動得熱淚盈眶。我坐在記者席旁邊的一個特別席區內，當全體起立為尼克松鼓掌時，我注意到記者們坐在椅子上，絲毫不為所動。我高聲請他們起立。
會議大廳裡氣球四處飄揚、人們互相擁抱、高聲歡呼，尼克松多年來的夢想終告實現。下一步是要贏得總統寶座。稍早在代表大會上向尼克松挑戰的除洛克菲勒之外，還有其他人，但都失敗了。尼克松以一個請貧的律師，成為加州國會議員、參議員，當副總統8年，然後1960年競選總統敗給肯尼迪，1962年競選加州州長，又告失利。經過一連串的挫敗，現在終於揚眉吐氣了。我們也替他高興。
他從加州搬到紐約，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我常想，當他加入穆基、羅斯、顧斯理、亞歷山大與米契爾的律師事務所時，有沒有想到再度從政，或者一心只想賺點錢。1969年1月20日他就正式上任做總統了。所以在1969年1月1日，他的名牌將從第二十街五樓事務所的辦公桌和大門上移去。
那幢大樓坐落於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區中心，旁邊就是紐約股票交易所。據我所知，尼克松是由他的好友華納·朗伯特藥品公司董事長鮑伯斯特推薦進入這家律師事務所的，鮑伯斯特是那裡的重要客戶。
尼克松加入律師事務所時，帶來兩位女秘書，一是跟了他許多年的路斯瑪莉伍茲小姐，另外是位動人的小姐莎莉·史卡妮，史卡妮小姐後來嫁給了白宮講稿撰寫人保守派共和黨員布肯南競選活動展開後，我和尼克松又見了幾次面，一次在堪薩斯城，他偕夫人同來，對高級婦女助選人員發表演說，派特·希提和我兩人把他們二人介紹給所有志願工作婦女。尼克松演說完畢，他要我接著講越南問題。
早先米契爾告訴過我，爭取提名的其他共和黨人士會在越南問題上大作文章，尼克松則不預備這樣做，尼克松與米契爾要我繼續提供他們有關越南的新資料，並希望與越南保持更密切的聯絡。這是交代給我的任務之一。
為了爭取有利地位，使越局有轉機，約翰遜總統想要保護越南的米倉－－湄公河三角洲，但擺在他眼前的卻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越戰已經拖得太久了，美國民眾愈來愈不耐煩，左派、右派均對約翰遜展開攻擊。重整軍備，向前推進，美國報紙也多不支持越戰。
我還記得美駐越空軍司令約翰·羅衛爾將軍為此事遇到麻煩，而且因此去職。國務院以其不遵守命令，將之召返，他們稱羅衛爾將軍在停火令下達之後，仍未停止轟炸。
3月底，約翰遜宣佈他不打算競選連任，但是他對越戰局勢甚為擔憂，在這同時，他當然希望民主黨能夠贏得總統選舉。於是又有新的政治花樣——到巴黎去和談。
競選期間，各項問題辯論日趨激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後，我們在華府維拉飯店設置了全國公民支持尼克松——安格紐委員會總部，不過，大部分命令仍由紐約方面下達，競選總幹事米契爾、財務委員會主席史丹士的辦公室均在紐約。我每週自華盛頓去紐約一次。
當時，我擁有三個頭銜：共和黨政務問題委員會顧問，全婦支持尼克松——安格紐顧問委員會主席，全國婦女財務委員會主席。記者們寫了許多篇有關我的訪問報導。很多競選工作人員都奇怪米契爾為何經常打電話給我，他們自然不知道，米契爾和尼克松是要從我這兒得到關於越南局勢最新發展的消息。同時我們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到家，或許是因為我和尼克松之間，還有我和米契爾之間的保密工作實在做得太到家了，因此許多尼克松左右的人也不清楚我們在什麼時間談話，什麼時候見面。即使見面與談話，也無第三者在旁。
其實，越南的阮文紹早就說過他不準備參加巴黎和談。
而民主黨則認為越葡若參加這項「巴黎和會」可能增加韓福瑞獲選的可能性，因為選民可能會因為越戰有一線和平曙光而投民主黨的票。
共和黨的看法剛好相反，他們認為巴黎和談該在大選後進行（其時離開大選只有10天），不然的話無論誰做總統都會有更多麻煩。因為在大選前的那10多天內，美國朝野，說實話，哪兒有空去處理越戰，更哪兒有時間去安排巴黎和談。
大選前10日，約翰遜總統在電視上表示巴黎和談已經在望，他說他有理由相信越南南北雙方已同意到巴黎去。美國民眾不瞭解越南整個局勢，聽了這番話，以為如果巴黎和談能在總統大選前展開，或許就表示越戰即將結束。這是一項對民主黨有利的聲明。可惜阮文紹不願低頭，使約翰遜和黨內人甚為氣憤。
約翰遜的國情咨文演說方結束，我就接到米契爾的電話。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記得相當清楚，當時我正在史利頓公園飯店參加柏兒·梅絲塔夫人的晚宴。米契爾通過我的私人秘書，把我給找到了。由於在梅絲塔家中不方便講話（梅絲塔是民主黨人），他問我能否回個電話給他，我匆匆記下一個私人電話號碼－－914－－W07－－0909。又是米契爾的一個新電話號碼，他常換電話號碼，怕人偷聽。
我和男友葛柯倫一同參加宴會，他建議我到他哥哥大衛的公寓打這個電話，大衛也住在史利頓公園飯店，當時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賓客都去觀賞電影時，葛柯倫陪我到了大衛家打電話。電話一下接通，講話的是米契爾本人，他說：「安娜，我現在是代表尼克松打這個電話，我們的越南朋友必須瞭解共和黨的立場，這點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讓他們知道這一點。」
我回答說：「我只負責傳遞消息，現在我們要想影響他們，無論怎麼說，都非常不智。我們必須記住一點，他們的行動也必須符合國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紹總統會為他的國家著想，我的看法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沒有辦法左右他，畢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爾只關心他們會不會到巴黎去，我說：「這我不知道，不過，我不認為他們會這樣做，因為許久以前，阮文紹總統告訴過我，如果他們覺得這是一項政治行動，那麼他們去巴黎是有害無益的，我想他們暫時不會參加和談。」
米契爾隨後對我說：「如果明天你有什麼消息，一定要打電話給我，切記！切記！」我說：「我會盡力去打聽。」
我們談話時，我的朋友葛柯倫在一旁用分機，聽到了我們之間整個的談話內容，因為在華盛頓這麼多年，我也學會了一些智慧——當你和別人作這類重要交談時，最好是有位證人在場，當然如果是律師，那就更好，為的是以防萬一。
選舉前幾日，阮文紹公開宣稱，越南政府不會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謂「和平談判」。民主黨對於阮文紹這項宣佈。大感憤怒，繼續對越南政府施加壓力，要他們派代表前往巴黎，並聲言若民主黨獲勝，阮文紹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頭。共和黨這方面，從尼克松到米契爾，自然是大受鼓舞，認為是我之功，因為彼時民意測驗顯示，尼克松與韓福瑞的聲望，相去不遠，勝負只一髮之間。阮文紹總統拒絕派代表團赴巴黎，他的這項行動直接間接造成了尼克松的獲勝與韓福瑞的失敗，是無可諱言的。
當年的競選佈局大致如下：當時美國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長是共和黨人，每一州都設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設有支部。但總指揮部是在紐約，第一因為尼克松住在紐約；第二因為米契爾的律師事務所也在紐約，人家向他們看齊。
1968年11月5日是美國總統大選日，因我住美京，必須在美京投票，於是一大早我先在華盛頓投了票，然後飛到紐約，和米契爾、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黨領袖會會在華爾道夫大飯店，一同等待選舉結果揭曉。那是一個凜冽的冬日，大家都緊張而興奮。
在辦好旅館登記之後，我應米契爾之請，到競迭總部去看他，那時許多人正等著見他，但他走出來，先譴我進入他的私人辦公室。他對尼克松在這次大選中旗開得勝，十分有把握，然後他以嚴肅的口吻對我說：「這次整個總統競選活動的焦點放在越南，在這方面，你為尼克松做了許多事，幫他不少忙，我認為你已經為美國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相信選舉結束後，尼克松會召見你，讓我們保持聯繫！」然後他和我一同離開辦公室，許多人仍在那兒等著。他告訴我他要去理髮，我倆一塊走出來，經過那些訪客身邊時，他告訴他們，他很忙，晚一點再和他們談。他說：「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見到許多這一年裡為尼克松競選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湯姆·伊文斯，伊文斯擔任米契爾的助理；我也見到了宣傳部的赫伯·柯萊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個很正派的人，掌管新聞方面的事務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財務委員會主席，也來找我傾談。墨雷·邱提納是尼克松的政治顧問（已於1974年去世）；伊蓮娜·威廉姆斯負責照料捐巨款給財務委員會的人士。她正忙得團團傳。
選舉揭曉是日晚上，共和黨要員畢集於紐約華爾道夫大飯店，飯店各部分設立了臨時酒吧與電視接收機，依各人資歷的深淺，分派至各層樓，因為我與米契爾、伊文斯等人比較接近，所以拿到一個金藍色的緞帶，憑此帶即可自由出入各區。
從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爾與伊文斯忙著注意各地的選舉結果，且不時與工作人員交換意見。下午，米契爾又來找我，告訴我說，尼克松在金室發表獲勝宣言之後，即要接見我。但是西海岸的選舉結果報告到得很遲。等到所有票開出來，尼克松在華爾道夫飯店大廳宣佈他獲勝的消息之後，時間已晚，他得立刻趕往佛羅里達州。當時，大廳中擠滿了新闖記者和競選總部工作人員，根本無法動彈，秩序也很亂。
我懷著歡愉和滿足的心情回到華盛頓，深慶我們支持的候選人獲勝。
選舉之後，大家又忙著準備總統就職大典，我又被派擔任特別顧問及就職委員會主席成拉·馬里奧特的助理，此外，還要協助州長歡迎會副主席喬治·歐姆斯泰將軍進行籌備事宜，我從華盛頓競選總部搬到西南區潘興大廈的就職委員會總鄰工作。
1968年12月，發生了許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卻的，但總是纏繞在我的記憶中。當時謠言四起，眾口紛紜，競選活動告一段落，但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政治權力鬥爭正方興未艾，像我這樣無助的人物就被夾在中間。我常想，如果我是個男子漢，如果我不是華裔，情形是否會不一樣，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聖路易快郵報》記者的電話，要來訪問我，最初我以為他要談就職典禮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興大廈就職委員會主管公共關係的人員洽談。但是這位記者堅持要見我本人，他到投資大樓我的辦公室，給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聞報導。
這位記者告訴我，他自民主黨處獲悉，韓福瑞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大選前10日，越南政府拒絕參加巴黎和談，他並進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黨候選人的鼓勵與影響，才不參加巴黎和會。
民主黨人並且告訴他，我的任務即是影響越南阮文紹，他並且說，尼克松大選前一個月，要我去越南一趟。這些指控不但無稽而且荒誕，我不禁懷疑，除了兩大政黨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否共和黨內部也有人惡意中傷我，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為我有理由相信，其時我的名字曾被考慮做白宮某個職位，但我自己並沒有去爭取記者問我有沒有話要說，我答稱沒有，因為他的報導與事實相去甚遠。我又問他，這些不負責任的話他是從哪裡聽來的——民主黨抑或共和黨？他笑笑，說：「啊！兩邊都有。」
12月初，總統當選人尼克松任命資深外交家羅勃·墨斐負責新舊政府交接事宜，總部就設在白宮對面的新行政大樓。
尼克松、米契爾、狄克遜都擔心我在壓力下會向新聞界透露實情，發表對新政府不利的言論，他們想使我緘口不語，承擔他們的錯誤的責任。那時，我仍舊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葫蘆裡賣些啥藥，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後，他代表尼克松來見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新政府。我說：「罷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謝了。」
墨斐於是表示，以我對亞洲的認識與瞭解，希望以後在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訴他，我會的，因為我愛我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