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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底，台北陸續舉辦多場記者會與研討會，聲援高智晟律師在中國北 的遭遇，其中今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假台北台大校友會館由台灣律師界與人權團體主 召開聲援中國維權運 的記者會，最能代表台灣律師界的心聲。作為一個台灣律師，可能係身處環境不同，實在很難接受一位律師為宗教團體及其信徒辯護，竟然會受到政府當局的停業及監視。
什麼時候才能吃一頓飽飯一九六四年我出生在陝北農村。那是中國人普遍貧窮的時代，我們在這普遍貧窮的環境裏又是屬於最窮的。記憶中的父親常常坐在炕頭上自言自語「什麼時候才能吃一頓飽飯？」我十歲那年父親去世了。父親在醫院那段時間我們已經傾家蕩產。他走的時候家裏欠了醫院八十塊錢，連屍體都領不出來。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第一天我一口氣走了八十里路，到了黃陵縣城，一點東西都沒吃，肚子餓得很厲害。經過一家食堂的時候，我看到裏面的人在炸油條。那時已經是農曆的十一月份，我身上穿著一套破舊的上衣，我把衣服脫下來捧上去說：「我快餓死了，能不能換兩根油條？」一九九六年我們家的生活開始有所改善。我一九九四年自學大專畢業，一九九五年考取了律師資格，一九九六年開業當律師。這兩年的變化非常快，迅速的扭轉了自己的人生和家裏的經濟環境。母親最近對別人說她享了七年福。算起來就正是我做律師的七年。母親苦了一輩子，在她晚年的時候我終於盡了一些力量讓她過上了一段好日子。愛一個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個人的生命聯在一起。一九八五年，青春靚麗的女通訊兵耿和在軍營中與伙食管理員高智晟相遇，被其善良的人品所吸引，從傾心、愛慕，最後兩個生命緊緊地拴在了一起。九八年在烏魯木齊，有一次高智晟回家交給耿和一筆錢，耿和一看都是零錢，問是怎麼回事，高智晟告訴她：「當事人給我的代理費都是十塊二十塊湊起來的，那是他們的血汗錢。我的錢掙得越多，我的當事人的苦難也就越多！」命運沒讓高智晟選擇，從他律師執業第一天開始，就匆匆把他拋進了扶羸弱，護一方的角色。很難說這個角色對高智晟最終意味著什麼，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個維權律師要比其他的律師承擔更為深重的道義，付出加倍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