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報導】台灣法學教育面面觀系列專題之二

（中央社記者吳曼寧、黃自強台北二十二日電）隨著全球化的腳步，智慧財產權、專利法等跨國法律案件不斷增加，更凸顯法律專業人才養成的重要性。因此，如能突破傳統窠臼，進行跨科系整合教學，並思考改革國家考試方向，讓法律學子學以致用，不淪為拘泥於國家考試條文背誦的法匠，恐是台灣法律教育的當務之急。

法學教育改革，非一夕之功，要如何因應時代做變革，各界看法不一。如以輔大法律系教授陳猷龍研究鄰國經驗為例，日本從2OO4年起實施「法科大學院」制度，主要招收非主修法律系的大學畢業生，經三年訓練後以通過司法考試為目標，希望培育出具專業知識的法律人才；韓國經一番討論，也決定自2OO9年一改傳統，成立類似日本制度的「法學專門研究所」。

台灣也曾有立委希望進行制度性改革，讓台灣法學教育能與國際化的趨勢接軌，前立委陳明真即曾向立法院提出「高等考試法官檢察官律師考試條例草案」，希望成立「法律專業研究所」，藉管制考試人數和提高錄取率，改善現有制度問題，但遭學界強烈反對。

他認為，台灣司法人員考試錄取比率偏低，法律系學生雖完成四年的法律課程，但大多數學子在畢業後仍需補習才能榮登金榜，讓補習教育取代正規教育，甚至有學子補習多年仍無法圓夢，不僅浪費生命，也凸顯台灣的法律教育是否出現問題等爭議，「拿這些時間拿來做別的事不是很好？」因此，既然律師無法達成市場所需服務，台灣應效仿韓國，大刀闊斧變革。

不過，抱持不同態度的政大法學院院長陳惠馨認為，國家不能只培育法官和律師，法律人應朝多元化發展，台灣自1991年東吳大學成立法學院碩乙組後，各校逐漸開設科技法律研究所、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等，已呈多元化發展，「不一定從左到右才是改革，台灣早就有法科大學院的制度了。」

提到改革，台大法律系專任教授顏厥安認為，近二十年法學和法律受到全球化、尤其以美國主導的衝擊，雖然學界對是否要改為美式學士後教育的爭辯不會太早結束，但另一個改革重點是在國家考試的方向與方式。

他分析，考試領導教學，國考由學界出題，若教學沒有調整，「國考僅是反映出學界的觀念」，從國考科目來看法學教育，「其實改革談了這麼久，教學方式、觀念、內容沒有太大改變」。

以律師高等考試題目為例，輔大法律系教授陳猷龍認為，考試題目採申論式，內容深入又複雜，考生往往來不及思考，幾乎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因此，在時間有限、題目問題點多情況下，不易測出鑑別度。

換句話說，其實國考不必複雜，能考出基本解題能力即可，如此也能降低特別深入某領域的「獨門暗器題」。尤其，考試院從未供布過答案，讓外界十分詬病，社會科學確實無標準解答，但既然是考試，必定有答案供參考。

顏厥安建議，可將參考答案公布一段時間，接受各界討論與質疑，答案可以有一個以上，只要能掌握重點、分析合理就可以給分，這些都是可行的改革方向。

另外，提高律師高考的錄取率，也是可行的改革方向之一，陳惠馨表示，若效法美國的證照制度，放鬆律師證照比例，讓持有證照者能進入各產業，非以律師、法官為唯一目標，台灣法學教育的產出會更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