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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評論

梁京:後奧運時代的中國政治

【大紀元9月11日訊】人們注意到,習近平9月1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有一個新提法:「必須在實踐中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必須堅決維護中央的權威,以確保黨的決策正確和有效實施」。這個新提法為理解後奧運時代的中國政治,提供了重要線索。

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已經為過渡到後胡錦濤時代做了準備,現在看來,2008年國內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加速發展,國際金融和能源危機的深化以及「新冷戰」爆發的可能,加快了中共向後胡錦濤時代過渡的步伐。對於胡錦濤來說,這當然有情勢所迫不得已的一面,但也有希望早日脫身的一面。和剛剛去世的華國鋒一樣,胡錦濤雖然無能,卻還沒有無恥到江澤民的程度。對於高度中央集權的中國來說,最高當權者哪怕有一點點超越精神,也可能給這個民族帶來生機,自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這也是中國人由衷對華國鋒懷有幾分感激的真正原因。

「瘸鴨」胡錦濤弱主臨朝,既帶來極大變數,也蘊藏著巨大的機遇,這就是後奧運時代中國政治的基本特徵。中共十七大最意味深長的安排,就是設置了一個「太子黨」與「團派」「共和執政」的格局。中國未來的政治如何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格局如何演變。

一種可能性,就是太子黨與團派的「共和執政」完全退化成結黨營私的權力之爭,成為天亡中共的手段。我完全理解,不少人樂見這樣的發展,不過,中共自毀固不足惜,問題是這個過程會不會讓太多無辜者為之殉葬,更何況轟然倒塌的專制大廈,廢墟上究竟會長出什麼東西,誰也無法預料。

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太子黨與團派瘋狂自殘的可能性其實並不高,更大的可能性是雙方都繼續玩「不出事就是本事」的遊戲,學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樣,把難題留給後人。無論從個性還是經歷來看,我認為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更偏好這種前景,真正的問題,是中國的內外大勢會不會再給他們江胡那樣的機會?2008年的風風雨雨表明,他們已經沒有這樣的機會,否則,任期還有四年的胡錦濤,怎麼這麼早就讓習近平打出「集體領導」的旗號。

所有人都清楚,中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好日子已一去不復返。面對急劇上升的環境、資源和勞動成本,中國經濟不僅不得不轉入低速增長時代,還要面對九十年代以來嚴重加劇的貧富對立和城鄉對立。所有人也十分清楚的是,應對這些挑戰需要新的政治機制。因此,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就是中共太子黨和團派的「共和執政」,有沒有可能為新的政治機制提供契機?

新的政治機制不僅要促成民意對官府的有效制約,剪除過度膨脹的官僚利益,還要能夠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在市場化的贏家與輸家之間達成一種建設性的平衡。這就對太子黨和團派的「共和執政」提出了雙重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他們有沒有本事克服龐大的官僚利益;第二個挑戰,就是看他們有沒有政治智慧在權力競爭中形成類似英國工黨和保守黨那樣的格局,把中國引向平衡窮人和富人利益的兩黨政治。

至少在表面上,太子黨與團派共和執政的競爭格局,為這種可能性提供了想像空間。當然,現實是中國出現這種前景的可能性並不大,習近平和李克強不會有這樣的想像力,也沒有這樣的膽識。更大的麻煩是,團派代表窮人缺乏民意基礎,而太子黨代表富人更加被老百姓恨之入骨。

不過,我並沒有對中國不流血的政治進步完全放棄希望。我相信中國又進入了一個封疆大吏有作為的時代。習近平強調維護中央的權威,說明他已經感覺到了來自地方大員的競爭壓力。因此,後奧運時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真正希望,就在於沒有了核心卻引入了共和執政的中共領導層,為地方的政治發展提供了空間。由此產生了這樣一種可能:各地在自求發展的努力中,催生出一代新的政治領袖,在不久的將來與民間的民主力量一道,共同完成一場中國版的「光榮革命」。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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