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國安部」清場–奧運綜合症(二)
【大紀元7月29日訊】有一個詞，叫「清場」。當中國處於某些特殊歷史時刻，它會倏然而出。
1976年四月五日深夜，在聚集大量市民及詩歌花圈的天安門廣場，燈光驟滅，官方宣佈清場：一萬多民兵、工人糾察隊、五營衛戍部隊、三千公安人員，狼突而出，民眾被打、被驅、被捕。
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天安門廣場燈光熄滅，清場降臨：此前的華洋一體眾聲喧嘩，突然歸於死的寂靜。圍繞清場前後，鐵甲怪獸現身千年古城，橫衝直撞，成百上千的學生與市民倒在血泊之中。
2008年3月14日， 西藏拉薩，數萬軍警突擊清場，遊行示威的藏族喇嘛，遭到鎮壓與搜捕；外國新聞記者，遭到騷擾和驅逐。
如今，2008奧運前夕，清場，再次出現了。它以更大規模，籠罩北京全城。主導者是國安部和武警。「以超常措施，決勝奧運安保」這是北京大街的橫幅。這使人想到了「超限戰」這本惡名昭著的書。一場體育盛典，一次嘉華年會，居然令北京與1989年一樣，進入戒嚴狀態，直追戰時情勢。
看來，共產黨人果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的行事方式與正常人正常政府截然相反。我們注意到，面臨大災巨難，中共「把喪事辦成喜事」；而面對喜事盛會，中共又「把喜事辦成喪事」，這兩種中共傳統，就在2008的今年，已經先後呈現。「把喪事辦成喜事」的典型，是汶川大地震；「把喜事辦成喪事」的典型，則是北京奧運。
人們看到，最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國際社會形容北京奧運最多的一個詞。當局為了確保奧運，動用11個師的武警，6萬多北京警察，猶嫌不夠，又從外省調京數萬軍警，已建立三級安保指揮體系。他們制定了周密的防範計劃和預案，實施了「平安奧運行動」，共分三階段，1-5月為治理整頓階段。6-7月是鞏固防範階段，7-8月奧運會舉辦期間，要嚴防死守保奧運。連文字，都是使用戰爭語言。
從年初開始，當局全城搜捕與驅趕身無片瓦的上訪人員、外來民工，人數多達百萬。為達目的，當局甚至用停電停水之殘酷手段，掃蕩各類地下室和簡易棚戶。同時，逮捕或放逐或限制異議人士、基督教人士、法輪功修煉者。如逮捕胡佳，永久性放逐異議人士李劍虹出境，再次囚禁杜導斌，限制溫克堅和趙達功出境……等等。
當局如臨大敵，如遇鏖戰。在北京城內，設置「三道治安防線」，層層把關。7月20日起，北京全面管制。車輛依車牌尾數分單雙號行使、奧運專用車道、混凝土等工程暫停施工，在奧運開幕當晚禁止北京地區的飛機起降，又在北京、天津、山東、上海等地，實施天上「淨空」；機場實施「兩次安檢」；對乘坐車船進入北京的旅客實行購票實名制，警察隨意登車，對進京車輛和人員大規模盤查。國內外非北京籍留京人員必須隨身攜帶至少兩種證件等。就連北京周邊農村，也進入備戰狀態，每個村口的路口都安排了一批村民，手臂上掛著治安聯防的紅袖章，在路口拉起了一根上面掛著彩條的線，隨時將一些他們認為可疑的過往的車輛與行人攔截盤查。而與北京相關的電力系統，則配合當地綜合治理部門，在每根高壓電的架下搭起了臨時帳篷，安排了臨時床，每天24小時派人值班，保衛電桿。
如此，當局視民眾為寇仇，緊張乖戾，勢同水火。管制之嚴，甚於抗戰時的日據區。閒雜人等，概不准入。中共的願景，就是在京奧期間，市民都蝸居家中，守看電視，大街則空空如也。如此清靜江山，無人搗亂，穩定和諧，天下一統，豈不快哉？
於是，好端端的奧運，搞成如此死氣沉沉。偌大京城，鬼城一座，一幅末日景象。難怪京人悲壯地稱自己是去「共赴國難」了。
這就是清場，一次最大規模的清場——北京全城清場。
這不由使人想起1976、1989、2008在北京與拉薩的清場。同樣是洶洶公眾聚集，同樣是全球媒體聚焦，最後，同樣是血跡斑斑。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定律： 凡是非官方組織的、群情亢奮的公眾浩大集會，尤其倘有國際媒體聚焦，往下的結果不問可知：清場。無論是危機還是盛會，無論是國內示威還是國際大典。
這就是共產黨的「清場定律」。當然，清場不是沒有前奏的，正如我們在上篇「真理部出場」所提到的，「真理部（中宣部）」的號角，就是其前奏。無論1976、1989的北京，還是2008拉薩的清場，都是如此。出場與清場，宣傳部和國安部，它們的出現，其先後次序是不會變的。正如蚊子叮人之前總要嗡嗡嗡在耳邊盤旋，以論證其「叮人清場」的合理性一樣，中共的清場程序是其老規矩，也是不變的。
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北京已經與日俱進，已氣粗到與列強平起平坐，並可主辦奧運的份上了，但在骨子裡，毛澤東那「（筆槍）兩桿子」的遺傳基因，卻頑強地支配著北京一次又一次清場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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