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嬉皮聽了這番話，他的腦子突浮現了昔日的一番對話，於是接續說道：「是啊，這種思想竟然延續到二十世紀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海德格。一九三五年，那時還是納粹統治初期，海德格在課堂上為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政黨辯護，這個演講稿在五十年代初以『形上學導論』之名稱首次出版，文中並未刪掉他戰前支持納粹的言論。崇厚兄在幾年後閱讀到這本書，對海氏的倨傲態度非常地不滿。我記得他那時說，有些哲學家在思想領域有著深邃卓越的高見，但一論及政治就暴露出他們的幼稚與無知，甚至連最基本的政治常識都有所欠缺。他舉出海德格在卅年代一度加入納粹黨，高喊希特勒萬歲，以及同時期的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嚮往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一度想移民去定居；另一個是處在生命末年的齊克果(Kierkegaard)強調超越的宗教信仰，憎惡這個世俗世界，政治思想極端的保守反動。」

　　「崇厚兄說，海德格哲學中有關科技的論述非常重要，」老嬉皮回憶的說，「其中有些迄今閃閃發亮仍值得一讀。海德格像史賓格勒一樣認定，地球上刻正發生一種精神的沒落，用他的話就是：諸神的逃遁，地球的毀滅以及人類的平庸化、扁平化。為了挽救世界文明的沉淪，德國民族作為地球和歐洲的中心，必須承擔起神聖的歷史性使命。而處在歐洲中心的德國當時正受到兩股毀滅勢力的夾擊，美俄兩國表面雖對立，其形而上學則是相同的，二者扮演著梅菲斯特的角色，它們是精神力量的剝奪者，而德國才是世界精神力量的守護神。為什麼美俄是摧毀精神力量的代表？海德格認定美俄這兩極的本質都是把科學和理性詮釋為智能、技術、工具理性或數理理性，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是一丘之貉，都是虛無主義的化身，他們並沒有認真看待作為西方文化的精神中心之『科學』。須知，德文的『科學』(Wissenschaft)一詞的涵義比一般科學更廣泛，它指的是一種理論上嚴格的系統性學問，有時更被視為一種窮天人之際、為生民立命的哲學體系，而真正科學的沈淪導致了精神的潰散和衰竭，為了獲致一種精神的覺醒(Awakening)，唯有德國民族崇高的精神文化才能走中道的路線，打倒美俄兩極，挽救西方文明於既倒。不幸地，從1935年到1945年這十年的歷史證明了德國人獨特的論斷完全是一番癡人妄語。海德格犯了當時德國知識份子的典型錯誤，一股勁的排斥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連帶地也否定了它的優點：維護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也因此他有意地忽略了納粹法西斯其實和蘇聯共產黨一樣，本質上都是草菅人命的暴政。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在1966年接受『明鏡』週刊訪問時還斷言「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世界的沉淪」，他似乎承認德國人的歷史使命已經終結，但並不認為英美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體制的勝利具有任何意義。我猜測，1976年這個思想界的巨人逝世時，他在內心深處仍然沒有對他一度參與納粹活動表示真正的反悔和道歉。」

　　「一個大哲學家，竟然會如此頑冥不靈，真是罕見啊！」柯老說。

　　「那麼，希特勒為什麼要屠殺數百萬手無寸鐵的猶太人﹖」建南又問。

　　「一個在政治統一比較落後的民族，」老嬉皮說，「它突然獲致一種精神文化的顛峰，在一種狂妄的民族主義信仰下宣告自己是世界的救星，正如許多宗教狂曾自奉為『救世主』一樣，心理學上，這可能是一種阿Ｑ精神的折射，將自卑情結潛意識地扭曲為狂妄自大。希特勒下令屠殺六百萬猶太人也要從這種觀點來解釋。一般說來，如果是單純的厭惡猶太人，只要將他們驅逐出境，不再予以理會就是﹔我想，少數極端的德國人其實很害怕猶太精英在社會各階層中的影響力，擔心德國心靈的猶太化，這對他們而言意味著現代性頹廢和腐化的根源。希特勒和他的納粹屬下顯然不只是厭惡猶太人，他更害怕這個民族的聰明才智以及數千年來養成的憂患意識和求生本能，只有把猶太人從地球上掃光，德國人才能做一個第一流的民族，因此希特勒非要發動歷史上最殘忍的『種族淨化』，而為了實現這個【終極的解決】方案，又有多少的德國人要昧著良心或喪心病狂地去配合犯罪呢。我們現在緬懷這段歷史，仍在為那個時代的瘋狂和愚蠢而搖頭不已，痛心不已。」

　　「老嬉皮，你的分析可真精闢，問題是：如果德國人走上這條末路，他們所根據的『共同體』理想和浪漫主義精神豈不都錯了？我記得你和李兄還一直認同浪漫主義的…」柯錫仁敏銳地提問。

　　「柯老，你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老嬉皮說，「我承認浪漫主義在政治上很容易造成狂熱的民族主義盲動和反動，所以我事先已強調過『政治上的自由是精神或性靈自由的前提條件』。德國人到二次世界大戰前只經歷曇花一現的威瑪共和民主政治，這還是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強制下令實施的，德國人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這期間遭遇到凡爾賽和約的羞辱、世界性經濟蕭條及政黨政治的混亂，讓德國人瞧不起一盤散沙式的議會民主。等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進行恐怖獨裁，德國人又一下陷入法西斯統治。這裡可看出，德國人從來沒有長期地享受過政治自由，他們擁有的可能只是虛妄、懸空的精神自由。」

　　老嬉皮說完後，點了一根煙，沉思了一會兒又說﹕「德國人沒有看到這種精神一致的共同體可能從未存在過，聖經的伊甸園是個未經開化的無知樂園，不適合人們永遠居住下去，上帝才會讓那條蛇去破壞它。同樣，雅典的共同體也是虛妄的，德國人忽視了在那個時代每個雅典的公民都有許多奴隸去侍候他們，一個不平等的主奴社會如何成為美好和諧的共同體？事實上，如果真的有共同體，絕對只能透過每個人主動自律的道德修養來完成，國家的任務就在完善法治及教育，創造一個有利於人民實現私人目的和道德改善的外在環境。反之，企圖使用外在的法令強迫每個人成為共同體的有德公民，恰恰否定了每個人神聖的自由和人權，因此各種左派和右派的極權主義政權，以及狂熱的宗教基本教義派和民族主義者，他們只好訴諸各種有形、無形的暴力和謊言來實踐理想社會的藍圖，但每次都因違反人性而終歸於失敗。」

　　柯老這時忍不住插入說：「說的真對，『極權專制下的自由』一詞就好像『圓的方形』一樣是自相矛盾的。」

　　「自由民主體制當然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老嬉皮頻頻點頭，繼而說：「但是政治上強調『權力平衡』『政權和平轉移』，強調不同的政黨、宗教和結社都有『共存共榮』的發展空間，這可能是人類所能創造出的最能容忍的制度了。共產黨和法西斯提出缺乏寬容的社會工程，反而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恐怖的夢魘。這時候就出現了許多離奇的怪現象：『獨夫』成了『偉大領袖』，偉大領袖又成了民族救星，甚至成了救世主；領袖的言論著作即是人民的『聖經』，成了最暢銷的著作，遠比諾貝爾文學獎還要偉大。在這一切冠冕堂皇之下，卻濫行著國家恐怖主義，向人民作威作福。直到現在，全球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仍處在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的淫威下受苦受難呢！」說到此處，老嬉皮已難掩自己心靈那一份激動，柯錫仁頻頻點頭稱許，甚至婉如的父親也中斷了喃喃自語，靜了下來，似乎也在傾聽著。

　　婉如和三個男生對這一連串的論點都似懂非懂的，但對於三個老前輩能在廿年前討論過這樣深刻的話題，都露出驚奇的表情。

　　也許所談的東西需經過細細的咀嚼，年輕人都靜默一陣，久久未再發言。

　　婉如用歡欣的眼神望著自己的父親，為他年輕時的表現感到驕傲。心中想到一個問題，按耐不住的又發問了：「柯伯伯，我父親所說的既然和蔣介石遺言『堅守自由民主陣營』立場相一致，為何還要受到迫害？」

　　柯錫仁想了一會兒，感到這個問題很棘手，不知如何回答，老嬉皮已經接著答道：「婉如，認為你爸爸的政治立場本來不會有問題，這只是浮面的表象，反共在台灣是很自然，但反法西斯可非常的危險，因為台灣在蔣介石統治下，畢竟是走『領袖第一』的右派法西斯路線。老蔣對老美的自由民主雖然不致在官方言論上公然詆譭，但私底下對任何批評國民黨政權的意見都是很敏感的，雷震要組反對黨就被抓走。我不知你爸爸為何被戴上匪諜罪名，我猜他可能在某種公開場合批評老蔣的右派獨裁專制，這個罪名雖不就等於支持共產黨，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手無寸鐵的書生碰上野蠻的公權力，要不遭殃恐怕也難。此外，還有另一可能性，前面我們說了許多的『共同體』概念，當時的人很以為左派和右派的『共同體』都是美好崇高的理想，共產黨的『無階級社會』(Classless Society)，就是一個非常能吸引人的口號。我許多次聽過你爸說共產黨的理想很好很崇高卻不可能實現。也許特務只記錄下他說的上半句，故意漏忘了下半句話呢！這在白色恐怖當道時有如吃便飯的啊！」

　　聽了這般解析，婉如才認清了父親被入罪刑成白癡的最重要原因，也對老蔣統治下政權的本質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群人聊完時，已是深夜十二點了。徐雨在返家路上，想到兩代人隔不到三十年，所關心的事情竟然如此的不同。老一輩知識份子關心的是歷史大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而他們年輕一代卻只關心著個人的事業、個人興趣的事物。他想起老嬉皮的問題：到底時代在進步呢，還是在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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