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數年前讀過張蔭麟先生的《中國史綱》，今再重溫，記憶很深的是他特出的見識，準確的表述，比如他說秦始皇「武力統治不夠，還要加上文化的統治；物質的繳械不夠，還要加上思想的繳械」（P148），這實在是一語中的話。「思想的繳械」，在四九年後是一種常態，至今如此，誰敢有思想並且將其發表出來，便是一種罪過。不特此也，人們看到稍微與此前說法不同的東西，特別是比較直白地點中政府要害的事，總是善意地勸人少說為佳。這種關心當然令人至為感動，但人之異於禽獸者恐怕不在於你道德比它高尚（我們常說某某禽獸不如，就是人類對動物有一種先天且超然的道德優越感），而是說你是有思想且能思考的人。如果不具備此點，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至於激成顯學的如對於「革命」之闡釋，張先生早在1933年發表的言論，其見識之不凡，就可以讓許多樂於論證 「革命」是如何的正當，並為暴力尋找無限說辭的人歇菜。關於這一點在王家范先生對張蔭麟先生的《中國史綱》的導讀有比較好的發揮，王家范還說參照張先生的《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和《南宋亡國史補》以及《中國史綱》的第十章「改制與『革命』」，一定有更深的體會，可惜《素癡集》買回來還尚未讀過，不便多談。「革命」來自《易經》的革卦，但張先生確有與別人截然不同之闡釋。「生生之謂易」，正如王家范先生所說：「與時潮最不同的是，文內反覆申述，要把『易 』應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會鐵序原是活的，原是一個活的有機體。所以革命的『命』要當生命解。只有創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舊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於尋死。」王先生這個建立在張蔭麟先生這篇《玩「易」》基礎上的發揮，實在也是看到制度創設和功能演化的底裡。而張先生的原話則應該特別標示出來，以作為中國社會改進的戒鑒：「創造新的生命，以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易一個舊的，那豈是病夫易室，貴人易妻那樣容易的事，而急促得來的？」

原來不說「革命」是「政治上不正確」，是不緊跟黨走，因此許多人生怕自己不革命。那是因為共產黨是以革命和暴力起家，他們需要通過論證暴力和革命的合法性，來去掉政權合法性的焦慮，從而天下獨「革命」為最佳。現在倘說「革命」，就像你要號召大家學習歷代的農民起義一樣，那一定是在踩現存政府所埋的雷。官方原先為了論證革命和暴力的合理性時，他們是多麼「葉公好『農』」，四九年後大陸的農民起義研究所產生的各種垃圾是如此之多，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史學門類可以超過。直到九十年代以降，學界悄然不再談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了，即便談也不再是沒有理智的一味讚賞了。官方也深知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雖然各個被官方掌控的電視台還常放《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樣的暴力影片，但像《太平天國》這樣的「革命教科書」於九十年代末在中央電視台匆匆放完後，好像再也沒有重現熒屏，大抵他們「好農」的葉公，真的怕「農」來了夠他們喝兩壺的吧。

現在像我這樣不贊成革命，但又要促成官方努力改良的人，恐怕像胡適先生在國民黨時代面臨的困境一樣，兩面不討好。在受苦的民眾看來，我們是不體恤他們的苦處，飽漢不知餓漢饑；在官方看來，我們雖不提倡革命，但時常批評他們的諸多不是，讓他們頭疼而憤恨。但我想知識份子在一個不民主自由的國家，就像在一個老式家庭中，沒有制度之保障，其尷尬可謂兩姑之間難為婦。因為知識份子總是一些有點理想的人，而理想的人當然也就難免幼稚，因為不想學那些不得體的老謀深算。其實學問淵深、見解特出如波普爾的「零星社會改造工程」以及哈耶克的演進擴展原理，在急於拿到自己權益的「革命群眾」和死不想放棄不當利益的極權政府那裏，何嚐不是一種雙面的幼稚呢！但知識份子的獨立與理想，在於對公正公平的執著，想要從一個矛盾叢生的社會平穩漸進過渡到一個人人之利益都得以保障的社會，這樣的想法雖然困難，但如此思考並將其表達出來為眾多的人知曉，就是獨立知識份子的思想既不向官方繳械，也不完全受「群眾」左右而投降。我想張蔭麟先生泉下有知，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後學這樣粗疏的看法吧。

2008年7月24日7：59分於成都(//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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