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糧食價格危機 誰的責任？
【大紀元7月18日訊】由糧食價格飛漲導致的饑荒蔓延是一場可怕的人類悲劇。小麥的世界價格三年之內就幾乎上漲了兩倍，僅在去年一年就翻了一番，而大米價格的增幅則在三個月內就超過了50%。很多貧困國家，現在吃一頓飯的花銷比一年前多了40%。這樣的漲幅與漲勢，對於食品消費支出占總預算75%的家庭而言，無異於一場噩夢；同時，它很可能意味著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要重新回到貧困線以下，幾年來為求發展的努力近乎徒勞。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一局面的形成？鑒於經濟關係的複雜性，我們不能像人們通常所做的那樣，只是給予泛泛的解釋，而是要深入挖掘糧價危機背後的真正原因。可以說，這場危機是數項政策共同作用的「無意後果」，是由於這些政策切斷了決策者與責任之間的聯繫而帶來的扭曲效應。
首先讓我們來重溫一下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後果，其中之一就是每年有數百萬人可能因為參與全球經濟而擺脫貧困。這顯然是個好消息，但它也帶來了糧食需求的增長，尤其是對肉類（而飼養家畜又需要穀物）食品需求的增長。現在，我們需要搞清楚的就是：為什麼糧食的供給跟不上需求的變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糧食供給無法跟上需求變化的人為原因。雖然氣候災害也是影響的因素之一（比如，澳大利亞的旱災），但我們重點要考慮的是導致市場失靈，價格失控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政治原因，因為原本市場可以依據需求的變化調節供給，從而保持價格的相對穩定。
補貼與保護主義政策的扭曲效應
將導致糧食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富裕國家的補貼政策，有時是非常正確的。補貼通常會帶來兩種效應：一是使生產者將投入都集中在受補貼的農作物上。如果政府對生物燃料作物的生產給予補貼，那麼其後果很可能就是糧食作物減產，穀物價格上升；二是如果富裕國家同時推行補貼與關稅保護政策的話，那麼這就意味著貧困國家無法在糧食市場上同前者競爭，當然也就無法發揮他們的競爭優勢。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非洲國家之間的保護主義政策，降低了提高地區市場生產效率的可能性，當地的經濟發展已陷入停滯狀態。由此可見，保護主義政策要對糧食價格危機承擔部分責任。
模糊的農業土地產權
瞭解農業土地產權的制度性安排對於理解今天的糧食問題是至關重要的。有些國家的供給短缺問題，並非全都是由於外部原因導致的。在市場無法發展的地方，將罪責都推到市場頭上顯然是不合邏輯的。非洲農業的主要問題，是土地產權的模糊不清使生產者沒有投資的積極性。因此，發展政策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通過制度性安排——必須與當地傳統相結合——使「農業生產者」能夠為自己的行為決策負責，以為這些國家提供發展農業的動力。只有存在制度性激勵機制，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能力才會真正顯露出來。在這一方面，中國的做法值得效仿。近年來，它加強了對農民「財產權利」的保護。
國際援助機構的負面作用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干預政策，與其在援助過程中所投入的數量龐大的資金相比，幾乎可以說沒有取得任何積極的結果。與其初衷相反，它們的援助使一些貧困國家的經濟陷入了「持續的附屬狀態」。烏托邦式的「大推進」項目及其後續的結構調整項目，給受援國帶來的是生產力的下降與債台高築。為了償還巨額貸款，有些受援國被迫發展非糧食出口作物，比如棉花。因此，援助政策破壞了一些貧困國家的糧食安全。另外，國際機構的援助也為腐敗滋生——一小撮不負責任的政府工作人員在同國際機構的合作中謀取私利——提供了溫床。而目前，仍有很多貧困國家正在以人民受壓迫，經濟自由被剝奪為代價，接受國際機構的貸款援助。
金融危機的消極影響
最近的金融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糧食市場，因為水稻和玉米現在成了投機者的避風港。因此，我們必須找到金融危機與糧食危機之間的間接解釋關係。研究發現，金融危機的背後是美國銀行提供了太多的高風險貸款，但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些風險貸款與聯邦儲備政策間的緊密聯繫。所謂的「格林斯潘主義」至少產生了一個重要的扭曲效應：即聯邦政府為冒險的輸家（即銀行）提供了某種程度的「保障」。正是這一錯誤的政策激勵導致了銀行不負責任的行為，並最終引發了一場全球危機。在此，聯邦政府的政策效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行為效果驚人的一致：上層組織將其他組織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後者則因此無法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然而，無論是國家還是市場，都只有在決策者的責任得到保證的條件下，才能夠有效運轉。
昂貴的石油
最後，石油價格的飆升影響了運輸成本，並最終被轉嫁到糧食的消費價格上。石油價格的上漲，可以說是世界範圍內石油需求的增長與石油卡特爾組織沒有及時調整生產造成的。除此以外，石油也是金融危機時期投機者的一個投資避風港，因此石油價格的上漲，也可以部分間接地歸因於那些要為金融危機負責的人。
總而言之，對於身處災難的人而言，幫助其緩解痛苦的緊急援助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後，我們還必須從問題的結構性根源出發來幫助其解決問題。各種組織與各個國家的「責任」代表對自己的言談並沒有抱以負責任的態度。我們聽到他們在發表觀點時，多次引用羅斯福新政、世界銀行的持續援助、新的市場扭曲，甚至法國農業部部長提出的歐洲持續的保護主義政策等作為例證。而這些都是壞的徵兆。糧食危機應被視為在制度體系內推廣責任理念，重新審視發展政策的契機。這也意味著，國際援助機構及相關政府，無論其是貧困國家的政府還是富裕國家的政府，都應該改變態度。
【伊曼紐爾-馬丁博士（Dr. Emmanuel Martin）是卡托研究所法語項目網站編輯】
－－原載：《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20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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