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的儀表莊重嚴肅，前來晉見的官員被太宗的威嚴震懾，經常舉止言談失當。太宗知道這個情況後，每當有官員前來奏事，一定和顏悅色，希望聽到官員們的直言勸諫，明白朝政和教化的得失。

貞觀初年，太宗曾對王公大臣們說：「人要看清自己的像貌，必須有一面明鏡；國君要想知道自己的過錯，就必須借助於忠臣指正。國君要是自以為賢明，大臣們又不能糾正國君的過失，想讓國家沒有覆亡的危險怎麼可能呢？若是國君失掉了國家，他的臣子也不可能保全自己的家室。像隋煬帝這樣的暴君，臣子都不敢說批評意見，因此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犯錯誤，以至於國破身亡，而虞世基等人也很快也被誅殺。前朝的歷史教訓距今不遠，諸位以後每當看到我做的事情有對百姓不利的，一定要極力勸諫。」

貞觀元年，太宗對大臣們說：「正直的國君任用奸佞的大臣不能治理好國家；正直的大臣輔佐奸邪的國君也不能治理好國家。只有君臣都正直，如魚得水，才能使天下太平。我雖然算不上賢能，但慶幸有諸位經常糾正補救，希望憑借你們耿直真誠的勸諫，使天下達到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回答說：「我聽說木材經過墨繩的比量，才能鋸的直；國君從諫如流，才會變的聖明。所以古代聖明的國君，必定有敢於勸諫的大臣七人，如若諫言不被採用，則寧肯相繼諫諍，至死不渝。如今陛下廣開言路，聽取各方意見，愚臣身為諫官，又處在這個無須忌諱的開明朝代，真心願意隨時將我的愚見完全講出來。」太宗稱讚王珪的話，下令從今以後，凡是宰相入朝商討國家大事，必須讓諫官一塊前來，參與討論朝政。如果有好的建議，一定要虛心接受。

貞觀十六年，太宗皇帝對房玄齡等大臣們說：「能正確瞭解自己的人才是明智的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比如寫文章的人、從事技藝的工匠，都愛誇自己的本領高超，別人都趕不上。如果讓高明的文士或工匠，品評議論他們的作品，那麼他們文章的蕪雜之詞、製品的粗陋缺陷，就會被一一發現。如此說來，國君需要有敢於勸諫的大臣來指出他的過失。日理萬機，如果都由一個人決斷，不僅費心勞苦，而且也不可能每件事都處理得盡善盡美。我常常想到魏徵，他遇事隨時都勸諫糾正，所說的大多確實是我的過失，就像是明鏡照出面容一樣，美醜都呈現出來。」於是，太宗舉起酒杯，賜酒給房玄齡等人，勉勵他們。

貞觀十七年，太宗皇帝問諫議大夫褚遂良：「以前虞舜製造漆器，大禹在祭祀的器皿上雕花，當時進諫的就有十幾人。製造酒食器皿這樣的小事，怎麼需要苦苦勸諫呢？」褚遂良答道：「過分的雕刻鏤飾就會妨礙農業生產，製作精美的刺繡或織綿，會加重婦女的工作。一旦形成奢侈淫逸的風氣，就是國家危亡的開始。漆器製造不停止，進而就會製造金器；金器製造多了，就想製造玉器。所以敢於進諫的大臣必須在國君錯誤剛開始的時候就加以勸諫，等到過錯已鑄成再去勸諫，就來不及了。」太宗說：「愛卿說的很有道理。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不對之處，不管是剛開始或已經快要完成了，你們都要勸諫。近來翻閱以前的史書，發現也有臣下進諫的，國君就回答說，『已經開始做了』，或者說，『已經准許這樣做了』，竟然知道錯了還不停改。這樣下去，國家出現危亡禍亂也不會太遠了。

評講：

唐太宗李世民不僅虛心納諫，而且還很注重防微杜漸。正如太宗皇帝對臣下所說的：「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也就是說，不管事情（或國家的政策）進展到什麼成度，只要發現做錯了，就馬上停改。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如果做錯了事，不僅會給自己造成損失，而且還可能影響到周圍的人。那麼，如果一個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現了錯誤，那將會給老百姓造成多大的損失啊。我相信神是慈悲的，神會給做錯事的人或政府糾正錯誤的機會，但如果這個政府明知錯了還一意孤行，那麼這個政權離敗亡之日亦不遠了。而且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及執行政策的人，都將因其犯的錯誤（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災難）而受到上天的懲罰。

《左傳·宣公二年》有這樣一句話：「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那些還有機會糾正錯誤的執政者，不要錯過了稍縱即逝的機緣。

摘自 正見文章：//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8/23/47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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