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桑尼採訪報導)「六．四」過去19週年了。當年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民主的權利而被中共軍隊開槍鎮壓，這血淚寫就的歷史，成了中華民族難以癒合的傷口。本報記者對一些六四親歷者進行了採訪，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發表了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和她所具有的歷史價值。

　　

中共用暴力和謊言苟延殘喘

　　原北京警察、64後因辦地下民主刊物而被捕入獄7年的孫立勇說：「天安門事件到至今有19年了，北京至少還有10人因64被關押在監獄裡面。64 不僅是我心中無法釋懷的一個痛，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痛，是這個民族一個巨大的傷疤，至今依然還在流著血。64對我來說，不僅帶給我很大的震撼也改變了我一生的路。」

　　對於如何看鄧小平說「殺20萬人保 20年穩定」，孫立勇表示：「我覺得平安談不上，只是保了中共這條命。它一天都沒有平安過，中國有那麼多退伍軍人、被拆遷戶以及維權人士都在上訪，這20年來中共一直是如坐針氈，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它只是用了暴力和謊言在苟延殘喘，它永遠都不可能平安。」

　　孫立勇還說：今年的4月23日我們去堪培拉，奧運火炬傳遞，有2萬學生在那裏。我們和學生辯論：「你們被中共利用了！當年鄧小平殺的就是學生，那之前的幾年，學生還在天安門遊行時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標語，但幾年後，鄧小平翻過來就讓學生的血流滿了天安門廣場。」不過，學生們的表現讓孫立勇悲哀，他說 「我當時覺得很悲哀，中共的洗腦教育使這一代人忘記了歷史。」

　　

天安門究竟有沒有殺人

　　前北京某雜誌社記者任雪冰，以親身的經歷證實六四鎮壓的殘暴。他說：在6月3日以前的時候，我曾經有機會採訪了中共將領、代總長楊成武、軍委副秘書長洪學智、原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副主席李德生，還有原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他們都說人民軍隊不會開槍對人民。但戒嚴令頒發以後，形勢就變了，當時北京瀰漫著一種恐懼的氣氛。但是學生沒有理會，他們一直在天安門堅持著自己的信念。老百姓本來只是在邊上鼓掌歡呼，後來他們就義無反顧的參與進來了。當時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我一定要記住這個時刻。

　　所以我整天在天安門廣場，拍了很多照片，學生遊行、軍人戒嚴、學生如何勸軍人不要殺學生，軍人們也是信誓旦旦，義憤填膺，應該支持學生。可是沒想到6月3日晚上形勢大變。當時我在木樨地一帶，軍隊在往前推進，結果市民要衝到最前面，學生說不，我們沖，你們在後面。有老頭老太太拿著涼席就躺在道路中間。

　　後來發生的事，我身邊就有人中搶倒下了，但是我就意識到這是個歷史時刻，我應該記住，是鮮血喚醒了我，所以我拿起相機。當時我也在搶救傷員，我看到有無數的老百姓不顧自己的安危，都在搶救傷員，我能做的，只能是記住這歷史時刻。我隨著他們去了幾家醫院。

　　後來我到醫院看見成批的死傷者躺在醫院的過道裡，尤其是復興醫院，樓道裡排滿了死難者的屍體，我說的是排滿了，不是擺滿了，擺是要時間的，而排不需要時間，來一具，扔一具，地面都被鮮血染紅了。有一位醫生指著一具血肉模糊，頭上都是腦漿的人流這眼淚痛說著中共的殘暴，他說我行醫20多年，都沒見過這麼殘暴的。有一個女學生跪在她同窗的屍體前痛哭。後來我又去了鐵路醫院、郵電醫院、北京3院，情況和復興醫院差不多，人們默默的緊握雙拳，怒目蒼天，發誓要向中共討還血債。

　　我拍完照片，街上還響著槍聲，這時軍隊已經開進了天安門。大批的人就躲在樓旁和樹叢底下。我拍的照片在他們搜查之前必須要洗出來。我敲開了一家沖洗店的門，老闆說，我也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兄弟你進來吧，我跟你洗，你進來不要出去。我很感動。他說，我洗出來全給你，一張都不留。他也沒跟我要錢。

　　出來之後，我把自行車扔了，碰上了一個蹬三輪的，請他帶我去海軍大院。他讓我上車說，「嚴格的說今天我不拉人，只拉死傷者，但我拉你，因為你是記者。我是中年人，下崗了，老婆沒工作，還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沒辦法。你看人家的車燒的都是汽油，而我的車燒的是骨油，掙的是血汗錢。我知道這兩天很危險，北京不太平，但沒辦法，一者我要拉死傷者，二者我要養家餬口。」他最後一句話讓我眼淚下來了，我只有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什麼叫民族的凝聚力，通過普通百姓，我看出來真正老百姓心裡在想什麼。

　　 64以後，我把照片送給美聯社和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然後我就回到了天津。在路上，每隔10里地，就有戒嚴部隊架著機槍、帶著鋼盔，停車檢查，尤其是學生。車上人都保護學生。我回到天津，6月15日我有個同事被捕了他供出了我，我就被逮捕了，被判了16個月。最後報外保外就醫，因為每一天我都面臨著暴打，我的兩個門牙打掉了，打得我鎖骨骨折。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用鋼釘給釘上了。後來繁重的體力勞動，使得鋼釘從肉裡鼓出個大包來，後來破了，傷口感染後，保外就醫出來了。

　　對於天安門有沒有殺人，任雪冰表示：「都說天安門裡面沒有殺人，但是很多人說殺了。我後來接觸了一位中國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他的鄰居是天安門廣場的清潔工，說是在清潔天安門廣場的地溝時，因為地溝堵了，掏出很多象骨頭渣滓一樣的東西。他說那就是用火焰噴射器，把人燒了以後，再用水沖，給衝到地溝裡了。」

　　原116師高炮團中尉軍官李曉明，當年曾隨戒嚴部隊進駐北京。他對記者介紹了當時戒嚴部隊中軍人的不同表現：39軍116師師長徐峰因沒有及時進入天安門清場而受到軍委批評被迫提早退休。

　　李曉明說，「總的來說，我們116師當時受到軍委的批評。本來清場任務是我們師執行的， 但是我們的師長徐峰，他有個人的看法，他遲遲不讓我們進到天安門廣場。事後雖然沒有受到直接處分吧， 讓他提前退休了。」

　　「相反的我們有個步兵團長艾虎生， 他自己率領整個步兵團，是116師唯一的按時進入到天安門廣場清場的，他後被提升為116師師長， 現在可能是39軍軍長了。」

　　

歷史對於罪惡具有永恆的懲罰權

　　原湖北院校學運領袖、因64事件被關押3年、並受到酷刑的馮海光說：「19年過去了，可以說是一代人，但歷史它不會自動忘記。英國的歷史學家阿立登說，歷史對於罪惡具有永恆的懲罰權。中共的統治者就是要讓人們忘記64，忘記所發生的事情，但是我認為歷史最後一定會用它的方式來顯示真相。我呼籲全球華人記住19年前6月4日這一天，要找出歷史的真相，恢復正義。」

　　「中共自借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復辟專制王朝以來，它所遇到的危機，就是毛死以後。像當時的清王朝，想借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技術來維持他們江山的長治久安。但經過了戊戌變法6君子流血以後，並沒有吸取教訓，仍然沒有像日本天皇一樣真正的實現民主，被辛亥革命被滅亡了。」

　　他還說：「中共今天所走的還是老路，沒有走上變革之路。像台灣國民黨有勇氣放下架子開放黨禁，也有膽魄走下台，現在又上了台。而中共不敢，因為它知道它對人犯下了滔天 罪行，它怕接受歷史的審判。而今天的經濟改革中，它並不是把人民的生活提高到什麼程度了，而是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把社會財富做大了，絕大部分成果歸官僚集團所有，從而製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恰恰是由於專制統治所造成的。現在有不少人把64比喻成擴大化的戊戌變法，就是說戊戌變法是一群君子、舉人在運動，而89運動就包括了許多群眾和學生在一起。」

　　

六四 的歷史地位和民運前途

　　法學教授袁紅冰表示：「64運動到今天已經19週年了，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64的歷史地位？我對六四有一個這樣的評價，就像戊戌變法6君子的血洗去了改良和革命之間的界限一樣，64北京市民和學生的血也洗去了當代中國改良和革命之間的界限。上個世紀的80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中共內部取得了一定的權利的時候，當時的中共確實存在著一種改良的可能性，而他們兩個也是難得的有人的良知及民族理念的人。但是隨著64的槍響和大屠殺，不僅殺害了許多的學生和市民，同時也使得中共黨內部的健康力量受到了徹底的摧毀。從此以後，中共不可能再進行自我改良了。」

　　他說：「64之血就是一個基本的分界線，64之後只能通過徹底否定中共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而現在的中共官僚集團已經墮落成了一個由殺人犯、貪污犯、受賄犯、嫖娼者、溜須拍馬者、賭徒等共同構成的黑手黨集團。他們已經成為當代中國苦難的根源，成為中國罪惡的根源，他們已經成了中國人民的公敵。歷史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判斷，那就是只有徹底的否定中共暴政，中國才有可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任何對中共官僚集團的幻想，都將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我想這就是64所具有的歷史地位。」

　　中國民主運動的前途如何？袁紅冰認為：「現在國內民主運動的形式有了很大的發展，我想將來中國人爭取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國內的維權運動。當此起彼伏群體性的維權運動從一般的人權訴求轉向政治訴求的時候，那麼中國民主的進程就會極大的加快了。那什麼是從一般的人權訴求轉向政治訴求呢？就是當人們普遍的認識到，中國的人權災難都是由中共專制統治造成的時候，人們要拋棄造成人權災難的根源的時候，那麼人權運動就已經開始民主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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