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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文學之悲哀

【大紀元6月22日訊】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建議:史書除秦記外皆燒;非博士官所管,天下所私藏的《詩》、《書》、百家語皆燒;敢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妖言誹謗者滅族;吏見知不舉者同罪……

秦始皇批了個「可」字,便結束了中國開明專制的歷史,進入了獨裁專制的時代,在此以前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立刻被剝奪得乾乾淨淨。公元前 140年,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一道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了中國宗教神學一統意識形態的歷史,使儒家思想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隨著封建制度從名義上結束,三民主義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思想。

文學雖是一門語言的藝術,但很少有人玩弄不涉社會,不表達作家思想觀點的純藝術。在開明專制時代,由於學術、思想和言論都很自由,文學創作也跟著一起自由,一些統治者還將文學作品作為他們瞭解民情的途徑。據文獻記載,還有專門從民間採集詩歌的人,將蒐集到的詩歌逐級往上報,供統治者施政時參考。自從進入獨裁專制時代後,文學創作就失去了它往日的自由,其寬嚴取決於統治者的個人德性。清朝滅亡後,文學有過一段輝煌期,但好景隨著中共的掌權而結束。

中共當政後,對文學創作的控制與封建君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今為止,像毛澤東那樣嚴酷禁錮學術、思想、言論自由,還不厭其煩地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在中共製造的紅色恐怖中,文學成為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個。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就成為中共權力範圍內文藝界的創作指南。歸納這篇講話的旨意就是:文藝應為統治者服務,按統治者的意志行事,是統治者的一種統治工具。我還沒有發現古代的帝王們針對文學創作作了這樣的明文規定,這是十足的惡霸行為。

一些靠文字換取功名利祿的御用文藝理論家,奉承毛澤東的文學「為我所用」的旨意,還搞了一套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用以「指導」文學創作,叫國人樹立起為無產階級服務、說穿了就是為毛澤東思想服務的文學觀。在中國,因為只允許一種文學觀存在,所以,硬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否定一般意義上的人性的存在也好,批判一般意義上的人道主義也好,總之,青紅皂白只能由他們搖唇鼓舌去,反正旁人也沒反駁的地方。

每一個稍知中國現代文學的人都知道,從五十年代初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裏,中國的文學無時不刻圍繞著毛澤東、共產黨、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轉圈子,只許唱頌歌,只許粉飾太平,只許描寫階級鬥爭,就連政治色彩較淡的作品也不能寫。這種過分要求文學為一種思想服務的作法,是一種置文學自身特性於不顧的自私行為,不僅嚴重摧殘了文學,也扼殺了作者的創作靈性,使這段時期的文學一無是處。

現行的文藝政策,不僅限制了作家的創作自由,也壓抑著作家的創作靈性。被中共豢養著的那幫以文學為工具去邀功謀祿的馬屁作家,他們在創作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個人的創作意願,而是思想內容是否通得過審查。這種創作心態,想屈原、杜甫、莎士比亞、惠特曼、曹雪芹諸輩是不曾有的。在這種文藝政策的鉗制下,要想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國的作家久經政治風浪,因而政治嗅覺靈敏得過敏。幾年前某省一份最有影響的文學期刊的一位編輯問我:「你常看報刊上有關文學的文章嗎?」我如實相告難得看那些東西。他用略帶揶揄的口吻說:「你應該多看。我就常看,不然就吃不準寫什麼可以發表,寫什麼不可以發表。」「六‧四事件」過後不久,他向我要稿,我給了他幾首詩,他見其中有一首詩是攻擊「官倒」的,說:「現在風向變了,這不宜發表了。」那首詩不久在另一家詩刊發表,並未見有誰來找我和詩刊的麻煩。真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

文學不是為了哪個政治團體、哪種思想、哪種主義、哪個人而誕生的,而是因為人類生活需要它而誕生的,可中共卻將它據為己有,這是作家的不幸,文學的不幸,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鄧小平上台後,把加在文學身上的政治枷鎖放鬆了些許,但離開將文學從政治的囚籠裡釋放出來,完全恢復它昔日的自由,還遙遙無期,只能等到中共倒台的那一天……

大約寫於1994年(//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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