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成都這幾年似乎成為各路傳媒炒作的新寵，但這些炒成都的傳媒，無一例外，是媒體的商業程度比較高、思想也比較新異的廣東傳媒。《新週刊》說成都是第四城，《南方人物週刊》則說「四川人是天下的鹽」，這回《南方都市報》旗下的《風尚週報》則將成都附著在「中國的書房」這一比較雅緻的主題上。作為一個在成都生活二十多年的外地人來說，我聽到他們這樣的搞法，第一反應是，成都有什麼資格配作「中國的書房」？我想這樣把成都弄高了摔下來的疼痛感，一定是很強烈的，倒是不缺乏可笑性。但鑑於傳媒依靠話題吸引眼球的時代已然來臨，人人都想製造一種讓人銘記的說法，何況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傳媒。人類對萬事萬物都有一種命名的癖好，傳媒更是有創造諸種說法的強烈衝動，因此我們姑且將這樣的命名接受下來，再來看這個說法，它的認可度有多高？
一
成都是漢代全國四大城市之一，但文明之風卻普遍不及長安、洛陽，這說明熱愛讀書於成都人來說，在彼時還是希罕之事。但成都這座城市受到相對較多的教化，並開始播撒讀書種子，應該從漢代興辦石室的文翁開始。自茲以後，成都文脈雖不能跟得風氣之先的江南沿海相比，更不能與京畿的文化抗衡，但總是有些讀書人能在國中有一定的聲名。但成都不管怎麼說，從來沒有成為過中國文化及讀書的中心，它總是暗藏在帝國的邊緣，和物質上相對富有的溫柔鄉里度過自己的靜好歲月，當然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蜀中大屠殺，自是因家國板蕩而付出的代價。
有史可考的是，成都是世界雕版印刷術的發祥地之一，「西川過家」、成都「卞家」、「樊賞家」等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有實物可考的私人出版社和私人書店，其印刷品不僅遍佈國內還遠傳國外，目前世界上現存的幾件唐代後期的印刷品大都為西川刻本。大書法家柳公權的侄孫柳玭隨唐僖宗逃亡到成都時，記載了當時成都書業繁榮的盛況：「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鑾輿在蜀之三年，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柳氏家訓序》）。作為藏書家的柳玭，到了中國刻書業發源地之一的成都，儘管是在末世陪同皇帝倉皇出逃異地，到今天學道街一帶尋書，也是一種慰籍。所以筆之於書，於自己家訓裡隆重記載，意在教導自己的後代，哪怕是非常時期也不能廢書不觀，正所謂詩書繼世長。到了有宋一代，成都及眉山地區，是與浙江、福建鼎足而三的刻書中心之一，世傳所謂的「眉山七史」可謂價值連城的超級寶貝，但現在存世已稀如星鳳，遠非一般人能飽此眼福。
文脈的遺風承接，賡續不輟，販書者和買書人的故事，近千年來，大多發生在幾條主要的街道上。如青石橋、臥龍橋、學道街等地。到二十世紀的祠堂街、春熙路等開始成為書籍聚散之地、文化人流連之所，民國時著名的文化人，被胡適先生譽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達115萬字的《吳虞日記》裡大量記載了他流連各地買書的蹤影，我在近期所著的《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一書有專章描述民國書市，至於抗戰時期朱自清、陳寅恪、葉聖陶、蕭公權、易君左、李方桂、顧頡剛、錢穆等人都間或有流連書市的記錄，作為抗戰大後方的成都盡顯文化薪盡火傳的作用，為彼時絃歌不輟的學子提供了難得的精神食糧。
二
世德駿烈，先人清芬，在四九年後遭受刀劈斧削的清洗，散落在學道街、鹽市口、青石橋、玉龍街等地的二百四十四家成都舊書店，一九五六年便被公私合營的成都古籍書店所代替。舊籍要麼被棄如敝屐、流落街頭，要麼滾進還魂紙廠，「真正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敬惜字紙這等舊人物的把戲，如此自絕於人民，還有哪個敢去玩？
一九六七年，在瘋狂的打殺中，不少十來歲的小青年用背篼背著各式書籍，聚集在春熙路孫中山銅像旁——這地方在八十年代是個名叫龍池書肆的著名地方——神色不無幾分詭異地交易著，間或有清三代上好的線裝寫刻本。這些用背篼背來不少書籍的青少年，多半是進駐各個機關單位的「中八二六」（文革時成都有「八二六」和「紅成」兩大造反派，「八二六」控制市區，「紅成」控制市區之外。而「八二六」又分成大學生和中學生等許多組合，中學生組成的八二六簡稱「中八二六」），而中國特色的各機關單位均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圖書室，便成為「中八二六」這幫沒有獨立經濟來源的小年輕們明火執仗佔有取拿的對象。比「中八二六」年齡稍長的一撥書蟲，便在其中廉價收來，再以更高的價格賣給另外一些不要命、只要書的人，以賺書其中的差價，或者以書易書。其中最為昂貴的便要算四冊一套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據說非四十元不能到手，意味著普通人必須一個月不吃不喝才能如願。在這群以書養書的書蟲中便有我的朋友陳墨兄。
孫中山銅像前的舊書自發交易歷時兩年，陳墨在這兩年賣書易書的交易中獲書甚夥，帶著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套「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叢書，下放到了「廣闊天地」，待像被捏的泥團一樣回城後，過著不穩定的生活，依舊不改讀書脾性。真是天不絕人，此時他的老朋友、七九年移居香港的九九，託人給他帶了些金庸的武俠小說來，於是他再糾結一些舊書於八二年開了一家賣書租書的「自強書屋」。每天租金庸武俠小說的人多如過江之鯽，為了加速書籍周轉，陳墨將每本書細分為可獨立的幾小冊，一天的租金為三角，生意還不錯。今日讀金庸武俠小說已蔚成風氣，而彼時讀和賣金庸武俠小說都屬於打擊範疇，雖然金庸武俠小說不屬於「下半身不正確，全身都不正確」的黃色書籍，但打打殺殺也是脆弱的愚民政權及相應的意識形態所忌諱的，開店的他總是提心吊膽，如做賊般心虛。
以我對成都舊書市場的熟稔程度，可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兩年間孫中山銅像下面的自發交易，應該算四九年後成都最早的舊書買賣。陳墨只是短暫地賣書，更多的是讀書、寫作，一九七八年後，以他為核心的一幫人組成的「野草文學社」——至今仍辦有內部的《野草》雜誌，歷二十六年之久而不衰，其間不少作品的思想，可令那些浮在檯面上的寫作者汗顏——裡許多人都開過書店，或許寫點東西的人，都有著對書籍的天然熱愛。「野草」成員黃維才女士於九眼橋頭開舊書店時，我曾於她處買過不少舊書，受益非少。更關鍵的是，「野草社」的不少成員，年齡雖比我大了不少，但他們中的一些人與我在思想上的相契程度，超越了一般書友的關係，成為道義上可以共同擔當的朋友，經歷了成都舊書市場風雲變遷的陳墨兄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三
等到我真正進入成都書林，踵武前賢去探尋舊書的時候，已是八十年代中期，如今算來我在成都各個新舊書店淘書，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二十多年來，書店的倒閉與盈虧，我都身歷其間的見證者，成都東南西北的淘書地圖，盡在我的掌握之中。關於各位行商坐賈的逸聞趣事，我擬寫系列的「書賈聞見錄」來加以有趣之記載，以存成都書籍流轉之實情。成都舊書市場，現今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大舊書市場，而淘書齋則是全國經營時間最長、經營品種最豐的舊書店，我在店主老蔣那裡所得的書籍，對我所出的十來種書籍幫助甚巨。如果沒有像淘書齋一樣的舊書店，沒有那些舊書冷攤，像我們這樣的書蟲的生活簡直不可想像。除了淘書齋以外，還有川源古舊書店、芥子書屋、縹緗書局等古舊書店也經營得不錯。成都愛書的人不少，但二十年來，可與我媲美甚至比我更痴書的，只有新文學版本專家龔明德，他的勤勉與持之以恆，都非那些好龍之葉公可比的。成都文化圈裡愛讀書，把書讀得明白的不乏其人，大略計之有流沙河、吳茂華、曾伯炎、黃一龍、車輻、蕭雪慧、王怡、鐘鳴、廖亦武、周雨樵、岱峻、李中茂、潔塵、何三畏、翟永明、何小竹、何大草、麥家、阿來、西閃、小你等人。當然，這對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確是屬於非常少的一群。
成都被全國各地的朋友調侃，說飛臨成都上空就聽見一片麻將聲。成都人之好麻將，耽於逸樂，溺於休閒，的確倍於他地。但成都也有它的多樣性，既有地方性的娛樂如李伯清之講邛崍話——曲曲（雀雀）都在跳，也有全國性的娛樂如超女，亦是全國數得著的詩歌重鎮，大批詩人聚居於此，喝酒吟詩，更少有地聚集了一批自由主義者，使得城市在柔糜中有它的陽剛，在逸樂中也有獨立的聲音，顯得比較多元而包容。當然這並不是說成都就真的可以當作中國的書房，有閒不一定有品，所以讀書在成都遠沒有蔚成風氣。單是諾大一個成都，居然沒有一個像北京萬聖書園、上海四季家園、廣州學而優、貴州西西弗一樣的著名書店，能夠作為成都的人文地標。早年卡夫卡書店有點成都書店地標的樣子，可惜不久即關張了事，於是成都從此進入了一個沒有名書店的時代，這雖然說不上什麼悲劇，但令我這樣的書蟲不爽，那是不可隱瞞的事實。
2008年4月27日於成都
（冉按：這是四月底去港私混之行前（回來不久即發生大地震），為南都下轄之《風尚週報》所做的關於成都讀書專輯，所寫篇首文章。其間涉及到成都書林許多趣事與歷史，茲於週末刊載於敝博，以供有興趣的朋友參閱。2008年6月21日7：16分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