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林達的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筆記》描繪的是一個四十多年前在內戰中結下血海深仇的國家如何成功地由專制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故事，讀來尤為令人深思。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過程，給人的感覺是「極左」和「極右」都很可能導致災難。正常的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社會民主主義(美國有時叫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有時叫保守主義)互補，就是溫和的左派和溫和的右派的互補，或者說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補。但西班牙的情況比較複雜。

從時代來看，西班牙內戰前後的這段時期，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全世界範圍內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嚴峻挑戰的時期。不管東方西方，在凡爾賽體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國家這時都發生逆轉，變成左派專政或右派專政。甚至原來就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像波蘭，像德國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紀就有所謂的自由選王制，所謂的城市共和、貴族民主制度，這時也發生了專制化傾向。保留下來的民主國家很少，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北歐一些地方，其他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專政，像布爾什維克；有的是右派專政，像希特勒。

這種左右派專政在今天看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紀初，俄國當時的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就講過，黑色百人團(即所謂的黑幫，俄國的極右翼)和紅色百人團(即所謂的紅幫，極左翼)，其實是差不多的，區別只是他們所處的階段不同。按照維特的說法，極右派是已經墮落的專制主義者，極左派則是處於浪漫期的專制主義，浪漫專制主義到一定時期都會墮落的。今天看起來，東南亞也是這樣的。原來緬共、紅色高棉一些人，當年為理想主義不擇手段，搞得很恐怖；現在一旦沒了理想，唯利是圖同樣不擇手段，販毒、開賭場、綁票……無所不用其極。

從西班牙的具體情況來講，它在1930年代的悲劇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時期特殊背景下的社會矛盾特別尖銳，既得利益階層和社會下層的衝突特別嚴峻，加上當時國際背景不利於自由民主，極左的和極右的極權國家都分別在拉西班牙的左右兩翼。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來看，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互相反饋放大機制。其實也不光是西班牙有這種情形，拉美也是一樣。寡頭主義統治的時候用專制手段來掠奪大眾，使正常的市場經濟、正常的利益博弈無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們的機會，就又做得特別極端。要避免這個過程，我覺得要既提倡一種非寡頭主義的右派，也提倡一種非民粹主義的左派。

──轉自秦暉博客!(//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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