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大象也能起飛？比較印度和中國
【大紀元6月13日訊】比較印度和中國，是個太大的題目，根本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這裡只是談一個大概。因為這兩個國家實在有很多相像之處，值得一比﹕
首先，中、印都是大國，中國人口13億，排世界第一；印度也超過10億，排全球第二。印度去年慶祝了獨立60週年，明年是中共建政60年，兩者的近代政府長度也差不多。
其次，過去半個多世紀中，無論印度還是中國，都長期排斥資本主義。中國是共產國家，當然不實行資本主義。毛式計劃經濟把中國變成「一窮二白」的全球最貧困國家之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主要是人為政策所致），造成四千多萬中國人死亡。
印度雖然獨立後就實行民主制度，但早期領導人尼赫魯信奉社會主義，因此基本走計劃經濟，結果使印度也成為全球「又窮又白」的國家之一。據前「遠東經濟評論」駐印度記者德烏密（Sadanand Dhume）在今年第一期美國「評論」雜誌發表的「印度是盟友嗎？」文中數字，到尼赫魯去世的1964年，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韓的一半。隨後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先後掌權了15年，到她被暗殺的1984年，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韓人的四分之一。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政府對經濟控制達到高峰，銀行被國有化，產品有定額，價格被管制，稅收高達97.5％！印度成為全球知名的「控制執照政權」（License-permit regime），結果官僚主義橫行，生產力低下。美國《新聞周刊》曾報導說，1986年印度鋼鐵業雇用了24萬7千員工，生產出600萬噸鋼。同年南韓的私營企業Pohan用了一萬員工，生產出1400萬噸鋼。
第三，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印都開始經濟改革，經濟都呈增長趨勢。中國過去二十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8％。而印度的經濟增長率近年也多在6％以上。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主要是利用外資（有港台等海外華人的巨大投資優勢），發展出口和服務業。但中國製造的產品，多是國營企業和外資結合的產物，而不是本地私營企業製造的。而且中國經濟發展了近三十年，仍完全以國營企業為主；對私營企業則百般限制。而所謂民營企業，也多是產權不清，因幾乎都是掛靠國家部門，結果公司總裁根本不像西方那樣真正擁有這個企業的資產，並不是真正的私有制。因此中國打入世界的產品，既沒有打出世界名牌，更無全球知名的大企業家。
印度的情況則不同，他們的改革是走向充分市場化和私有制。因而他們的私營企業是真的，不僅產生世界級企業，還有跨國公司如Infosys、Wipro、Ranbaxy等，更產生全球大企業家。根據上述德烏密文章引述的數字，自印度經濟改革以來，已有12家企業進入「紐約股票市場」，還有3家進入美國「納斯達克」。去年印度最大私營鋼鐵公司「塔塔」以113億美元收購了英荷煉鋼廠康利斯（Corus）。最近，印度「塔塔」集團還以23億美元從美國「福特」汽車公司買下兩個名牌車廠積架（Jaguar）和越野路華（Land Rover），更引起國際關注。「塔塔」還研制出售價僅2500美元（不到2萬人民幣）的迷你小車，其市場和潛力更被商界重視。
去年印度Bastiat新聞獎得主瓦瑪（Amit Varma）2月初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印度的新偶像」一文說，「20年前，誰也不會想像，全球十個最富有的公司總裁，四個會是印度人。」美國「富比士」雜誌最近公佈的全球前十名首富，印度的鋼鐵大亨米塔爾（Lakshmi Mittal）排第二（第一是美國股票大王巴菲特），第六、第七和第九也都是印度人。米塔爾的公司前年收購了歐洲的大鋼鐵廠阿塞洛（Arcelor）。
瓦瑪在文章中說，反富傾向在印度剛獨立時就很明顯。尼赫魯就曾當面對「塔塔」企業創始人、富豪J.R.D. Tata說，利潤（profit）是個骯髒的詞（a dirty word）。印度是全球年產電影最多的國家，但印度電影中的富人形象，幾乎都是欺負、剝削窮人。瓦瑪感嘆說，在全球最窮的國家，卻宣傳反富；但現在則今非昔比，過去印度人崇拜電影明星、板球高手、還可能包括自由戰士和政治家，但現在的偶像已包括「發財致富者」。2003年印度MTV在年輕人中做的民調，榮獲「年度偶像」的是印度億萬富翁、當年44歲的信誠電信集團（RC）總裁阿尼爾．阿姆巴尼（Anil Ambani），他比敗了印度電影巨星S. R. Khan和高人氣的板球冠軍 S. Tendulkar。在上述「富比士」評出的世界十名首富中，阿姆巴尼名列第七（他哥哥名列第六）。
第四，中、印的文化背景也比較接近，都屬東方文化，但對經濟的影響卻不同。面對台海兩岸的經濟發展，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曾感嘆說，「中國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細胞」。但經過共產黨半個多世紀以欺騙和暴力為核心的「黨文化」洗腦，中國人的「精明」勁頭也體現在造假、詭詐、欺騙上，因此中國才是全世界有最多假的東西、甚至有毒產品的國家。而印度人多信接近佛教的印度教，雖然佛教的超凡、與世無爭等教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印度人積極參與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這也是有十億人口之眾的印度在奧林匹克拿不到金牌的原因之一），但它卻會制約造假、欺詐等「短期行為」，有更多的誠信。而誠信，不僅是任何正常社會的道德根基，更是市場經濟能夠成功的底座。
最後，中、印兩國最明顯的不同是政治制度。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一直實行民主制度，至今已舉行14次全國大選。雖曾發生過英迪拉．甘地和她的兒子都在總理任上被暗殺的政治危機，還有宗教衝突（印度有一億五千萬穆斯林，佔全球第二；第一是印尼），落後的種姓等級制度等，但印度的民主制度仍非常堅固。
但中國迄今沒有民主，更無真正選舉，13億中國人完全沒有印度人那種個人政治選擇自由。中國的經濟雖高速發展，但卻由於是混合制（政治專制伴隨市場開放），而被西方專家稱之「盜竊經濟」，即權力者乘機瓜分國庫、中飽私囊；腐敗已成為制度性的。在這樣一種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再加上中國人與日俱增的民族狂熱和既自大又自卑不健康精神狀態，誰也無法預測未來中國會發生什麼，中國的前景是「不確定」的。而印度是可「確定」的，在民主、法治制度下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逐步富有。印度被稱為「大象」，現在大象也要起飛，與「中國龍」一爭高低。兩者誰更有優勢，整個世界都在關注。
2008年5月8日於美國
——原載台灣《看》半月刊0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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