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無權勢者的睡眠
【大紀元5月9日訊】有人最近給我算了一筆賬：一個人的一生按90歲計，前20年矇昧無知，渾渾噩噩，不曉人事為何物，後20年老眼昏花，涕泗橫流，佳麗當前也不能「柔情繾綣」，只有「想入非非」的份。掐頭去尾，一個人正常工作的年限至多不超過50年。在這50年當中，每天睡覺按8小時算，佔去了三分之一，吃飯、生病按4小時算，佔去了六分之一。這樣，一個人全部工作的時間加起來也不超過25年，這還不算那些無聊的應酬，有聊的娛樂，談戀愛，生孩子等。
從積極的方面看，這算法當然意義明確：它可以給人鞭策，催人奮進，教人珍惜光陰，黎明即起；但細想一下，也不全是那回事。人活著當然要工作，但活著本身不是為了工作。吃飯、睡覺、娛樂、甚至包括生病這些過程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不全是工作的輔助和手段。這麼想，對於一門心思「頭懸樑、錐刺股」，擊楫中流的人來說，當然是一種消解，但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就可能是一種安慰：比如，對一個一生無業的流浪漢來說，他就不是「一生無業」，而只是25年無業。我們常說「某某人一生窮困潦倒」，但實際上只要他不是愁得睡不著覺，餓得等不到天明，就不是「一生」不幸，而只是「三分之二」人生不幸。因為一旦睡著，大家就都一樣，沒有幸與不幸的區別。
小時候家裡窮，父母天不亮就上山勞動，直到夜半才能回來。我和弟妹們每天能吃兩頓飯，但沒有一頓是能見到太陽的，常常吃著吃著就睡著了。父母當然更辛苦，但迫於當時的壓力，誰也不敢說什麼。全村的社員每天被「生產隊長」驅趕著，來到工地上，主要任務是修梯田、打壩，除了午休時集中起來，念「老三篇」，唱「語錄歌」外，剩下的時間即使拉屎送尿也要向背操著手的領導請假。他們在工地上平均每天要干16個小時左右。母親說，每天的土方量是分好的，只有拚命地干，才能趕半夜挖完。挖的時候他們絕不偷懶，為的是爭取時間回家睡覺。這時候，工作和睡覺的關係是正好顛倒過來的：不是睡覺為了工作，而是工作為了睡覺。
印象深刻的是父親每天晚上回來，倚在土炕邊，用廢紙捲起一根菸，嘆一口氣說：「幸虧老天爺留下了睡覺，不然人會累死的。」語氣裡充滿了對生活的酸辛和無奈，但也不無慶幸在裡邊。
也許是這樣的場面刺激太多，長大以後，我對一切教人「熱愛生活」、「忘我工作」、「一切為了事業」的說教都充滿警覺。在我看來，上帝將人降生在大地上，是很難說有什麼目的的；即使有，人也不知道。人如果非要給自己的生命設計一個目的，那就是在肉體生命行將結束以前，盡情地享受生命本身的一切壯麗和美好。在從出生到陸地生命終結之前的這段行程中，「工作」不過是一條用來到達的船。如果它不能增加坐船者的快樂，幫助坐船者欣賞沿途的風景，體驗順流而下的眩暈和美，那麼，人們是可以泅海而渡的。也就是說「工作」只有當個人變得可以選擇，可以負責時，才有道德討論的價值。一個人依照自己的良知和判斷，犧牲在他看來較低的價值，從事一項他認為有較高價值的事業，與一個奴隸在皮鞭下完成了一項精美的工程，是有本質區別的。對一個不能自主選擇命運，身體、睡眠、甚至生命都完全被國有化的「農奴」或「准農奴」來說，工作再努力，再有成績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古希臘的哲學家第歐根尼喜歡躺在木桶裡，亞歷山大大帝來看他，驕傲地說：「我可以為你做點什麼嗎?」這位哲學家只是翻了一下白眼，說：「走開！不要擋住我的陽光。」這個故事被很多人傳頌，認為它體現了哲學的尊嚴和精神的高貴。但人們忽視了這個故事的兩個細節：1，第歐根尼要求塵世的凱撒，不要擋住他的陽光。因為陽光不是君王可以賜予的；2，亞歷山大果真移開了，儘管很不情願。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奪走他所不能賜予的。在這一點上，我父親一點也不比第歐根尼差，他與第歐根尼一樣認識到了，「睡眠」和陽光不是君王可以賜予的，而是天賦人權（「老天爺留下了睡覺」）；他與第歐根尼的區別只在對手不同——我父親的對手不認為，生命、身體和時間是上帝給的，所謂「無法無天」是也；即使知道，也不認為不能褫奪，所謂「與天鬥，其樂無窮」。
上大學的時候，我因為一場悲慘事件的刺激，夜夜失眠。差不多有四年的時間，每天晚上兩三點才能睡著，五六點就醒來了。那時候真不覺得學習、工作有什麼幸福可言。只覺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睡著。爭取睡眠就是爭取幸福；延長睡眠就是延長幸福，就是從痛苦之神手裡奪取安樂的份額。參加工作以後，失眠慢慢好了，但也並不覺得醒著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富人、闊人、權勢者活在白天，窮人活在夜晚；前者希望永遠是白天，窮人不是；窮人在白天沒有尊嚴，夢裡才有。如果說上帝給每個人的一天都是24小時，那麼，對窮人來說，惟有這8小時，沒有歧視，沒有壓迫，真正的人人平等。
尤其是這幾年經見的人和事一多，我就更不覺得，一個人睡眠時間短，工作時間長，有什麼值得誇耀的。關鍵不是從物理的意義上看他幹了多長時間，而是要看他幹了什麼，對誰或什麼有意義。有些人的工作只對自己有意義；有些人的工作則不僅是利己的，而且是益人的；有些人則根本不需要工作，能睡著本身就是貢獻。比如，貪官睡著了，就少了許多坑害黎民的機會；城管睡著了，攤販們就可以放心地做生意；拆遷辦的人睡著了，城市小業主就可以在自家的房簷下晾衣；鄉幹部睡著了，農民就可以摟著自己的老婆私語；經濟學家睡著了，百姓就可以放心購物，不用擔心被「忽悠」；走筆至此，有朋友方英文發短信邀請我吃午飯，我說：「我要睡覺，不想跑那麼遠。」他說：「國家都成了這個樣子，你能睡著就睡吧！」其實，我不能睡著又怎樣？即使我睜眼到天亮，台灣問題就能解決？以巴就會停火？中東的石油就會降價？本‧拉登就會逮住？
也就是說，我關注的不是事情的數量，而是質量；不是工作的時間，而是性質。一件事情發生得越多，並不必然說明它有意義。相對於這個時代大量出現的虛火上升、鋪張奢靡的泡沫活動，我更喜歡樸素、深刻、真正有根基、原創性的工作。如果一個人的工作只是「為做而做」的機械性重複，那麼，即使它在長度上、體積上再有規模，也和螞蟻、蜜蜂的勞作差不多。
斯大林喜歡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樣地在晚上工作，是一切獨裁者共有的風格。他睡不著，克里姆林宮的所有機器，包括人力機器，都要圍繞這種新的時間作息。他喜歡晚上看電影，就會把導演叫來坐在前邊，他是固定地坐在後邊的一個椅子上的。據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回憶，所有被請來的導演都不敢回頭，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麼，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後邊的那個椅子上，一有異常響動，就會嚇得尿褲子。雖然沒有人「因為他尿濕了褲子而送他一條新的」，但此後這些尿過褲子的成年人沒有一個感到恥辱，反而津津樂道。因為「在領袖和導師前面尿褲子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是一種榮譽，」音樂家總結說。
除了看電影，斯大林和他的親密戰友們還喜歡通宵達旦地夜飲。像許多他們批判過的「封建帝王」一樣，這些「晝短苦夜長」的政治局委員在大清洗的高潮也不忘在別墅行樂。一天深夜，莫斯科天文館接到從斯大林別墅打來的電話，問館長，別墅上方是什麼星座？起因是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在喝酒時發生了爭論：莫洛托夫認為，別墅上方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則說是仙后星座。二人相持不下，「各族人民的領袖」斯大林就建議他們打電話問一下天文館的人。但不湊巧的是，值班的天文館長不是天文學家，真正懂天文的館長早被逮捕了。沒辦法，這個行伍出身的館長解釋說，需要一點時間去向天文學家瞭解。具體地說，不是向天文學家瞭解，而是向殘存的天文學家瞭解。
汽車開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學家的門口，館長打算把他請來，請到天文館來討論這個神聖而莊嚴的課題。可仍然不湊巧的是，這位天文學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學家努梅羅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著覺，就是覺得隨時會坐牢或殺頭。當聽到窗外汽車駛近的聲音，他以為上路的時分到了。門外有人按門鈴，他過去開門，門還沒開，就心臟病猝發，死在了家門口。按中國人的想法，也算好運氣，因為總算沒有客死西伯利亞或橫屍街頭。
汽車只好開著尋找下一位。說也奇怪，他們即將尋找的這一位也是努梅羅夫的好友。因為真正的天文學家這時已所剩不多，因而，他隨時準備和好友「共赴黃泉」。好了，汽車駛近了，而且是專門抓人的黑色汽車，又是在大逮捕的高峰時段——深夜兩點半，還猶豫什麼？難道一個60歲的老漢，還準備再經受一番刑訊逼供而死？還沒等門鈴響完，他就飛身從窗子裡躍下，撲向了他終生摯愛的星星。不過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從人生態度上講，很不時髦。
倒霉的天文館長折騰了一夜，到天亮時終於弄明白了。趕緊往斯大林別墅打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沒有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守電話的人答道。
這是我所見到的關於黑夜最觸目驚心的描寫之一，被俄羅斯作家拉津斯基記載在《斯大林秘聞》裡。說明在一個從生活到自然，從生命到財產，甚至包括時間都完全被國有化的極權社會裡，人是一無所有的。當然，還有一點教訓，就是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過程，哪怕是最細微的吃喝拉撒，都最好能由自己賦予意義，一旦交由別人代為設計，那麼，事情的結果就會通向願望的反面。你看單是睡覺的目的，就哪裡是一個簡單的「為了工作」？有些人醒著，是為了讓別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著，別人就睡不著。
1953年3月1日，「永遠健康」的「蘇聯各族人民的導師和統帥」斯大林一直睡到晚上10點了還不見出來，從他凌晨5點上床算起，「全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已在床上躺了整整17個小時了。所有的保衛人員都十分著急，但沒有辦法。因為「導師」有規定：沒有召喚，誰也不許進他的房間。但這一回情況緊急，警衛員洛茲加喬夫便冒死闖入他的臥室。這時，他看見「百折不撓」的斯大林躺在地上，右手微舉，不能說話，褲子尿濕了一大片——不過不是別人嚇得，而是中風引起的。
他們趕緊給馬林科夫打電話，過了半小時，馬林科夫回答：「我沒找到貝利亞」。又過了半小時，貝利亞打電話：「關於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對誰都不要說。」又過了3小時，也就是離警衛員第一次打電話整整過了4小時，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挾著皮鞋來到斯大林的房間，簡單地問了一下病情，對警衛員說：「不要驚慌失措，別讓我們心煩，也別打擾斯大林同志。」就這樣，在「導師」尿濕褲子躺在地上4小時後，戰友們宣佈：「當家的」原來睡得很安詳。咱們走吧！又過了5小時，醫生駕到，一直捱到3月5日，不過是例行注射，寫寫病情公報而已。而他的親密戰友馬林科夫直到最後一刻，還在最高蘇維埃聯席會議上宣佈：斯大林同志還在和死亡鬥爭……
在這兒，我們不能指責「各族人民」對自己的「領袖」不關心，因為人們，包括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這些極權制度的幫凶和設計者都知道，只有「當家的」睡著了——永遠地睡著了，他們才能活，才能像人一樣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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