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6日訊】
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宇欣。我們今天，我們要向您介紹的是一位曾是大陸的企業家，香港的千萬富翁朱柯明先生的故事。
旁白：朱柯明，喜歡穿白衫配吊帶褲，高高大大的北方男子，威武中透著斯文。他爽朗的笑聲、敏捷的思維、自信的神情很容易感染周圍的人。
主持人：朱柯明先生，1957年生於北京。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畢業，1992年移民香港。他愛好哲學藝術，畫過油畫、國畫，設計過大陸的一流園林別墅，後來成為擁有近百員工、家資千萬的成功企業家。可是你可曾想過他就是起訴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第一人。
觀眾朋友也許要問，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家資千萬的富翁，藝術家，為什麼要起訴江澤民呢？這個問題，朱柯明他說;他已經答了不知道多少遍，那我們就聽一聽朱柯明先生細說他的人生和心路歷程吧。
朱柯明：我是從香港回到大陸以後才辦企業，那時候我是國家幹部，在一個國家的外貿公司裡邊當職員，瞭解中國社會的人都知道在中國沒有甚麼家財萬貫的，都是國家的人，掙的工資也都有限。
世界都是開放的,中國自己是封閉的，但大家都在注意中國的市場，大家都在打中國市場的主意，我想我在中國土生土長我在北京長大，我瞭解中國社會我瞭解中國人，我想不如自己回去辦企業可能來的更快，但沒有資金，家裏沒有甚麼存款，中國正規的家庭不是貪官的家庭他沒有這麼多的資金去辦一個企業，那要幾十萬上百萬資金，是我過去在單位裡的信用，湊的錢辦企業。註冊資金是幾十萬，實際上運轉資金不止，是的一百多萬，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起的家，然後我又陸陸續續把錢還給人家。開始時我挺喜歡傢俱的，覺得中國改革開放，現在都換新房子，傢俱可能很好，我又喜歡設計，做世界一流的傢俱，辦公室設備，都是系列的，有包裝，很嚴格的，做得也不錯。
自己在做裝飾公司之餘研究尾氣，沒多長時間我研究出來了，是物理性的，當時也講究北京要綠色要環保，而且也說以後要奧運如何如何。都覺得這很好的，而且當時申請專利的時候，國家專利局的處長也都很激動說，哎呀，這是對國家很有利的一個東西，那個時候一算帳，這個專利如果實現的話，每年的資金盈利是億萬元為計數，多少億萬人民幣為計數，很好的，正在活動，正在開發當中，成品都已經有了，正在推廣當中，這不就被抓了嗎？
被捕以後這些東西要說損失的話，就不止是千萬，絕對絕對不止是千萬。我有兩個專利，一個是吸鼻通，給兒童的。我就發明這個又能止癢，又能把裡面黏的液體、不乾淨的東西都給吸出來。達到這麼一個目的，研究出來了，已經做出模具了，經山西的一個軍隊企業，我做出模具了，準備批量生產了，那一個我想我能賺二十塊錢不成問題，纖維橡膠，那也是每年幾千萬的收入，也都沒有了，共產黨一抓我都沒有了，搞機動車尾氣那個，正在推廣也沒有了，每年億萬元的這個也沒有了，那是很有前景的，汽車防撞報警也沒有了，測注水肉，還有其他的，我有很多想法。
段巍：我做醫生，尤其是在東南亞比較多，以前剛開始在歐美，後來在東南亞接觸一些高官。我很喜歡木製傢俱，看到國外往歐洲走的木製傢俱非常好，我就進口了很多，中間有些傢俱運到中國以後嗑碰了需要加工，正好朱柯明有工廠，有企業正好也是做傢俱的，所以我就跟他接觸到，我也是在尋找人，國內現在跟外邊不一樣，外邊的人沒有像國內這麼複雜，所以你要把這些東西交給一個人的話，必須牢靠，我接觸他之後，這小伙子不像的那些吃喝嫖賭娼的那些人，比較有腦子，不像其他人一看就不能接觸，一接觸還行，事業企業都做的不錯，我想學法輪功都是好人，他要能學法輪功肯定不會坑矇拐騙。所以我講，好了，你要想跟我合作，你最好能夠學法輪功。
朱柯明：我做事情不是要做成我們家的個體戶，我那時候企業辦得也可以，我說這不是中國大鍋飯，也不是個體戶也不是夫妻店，它就是一個企業，你要對你的良心負責，你要對你的產品負責。他們每次發工資會說謝謝老闆，我說不是我當老闆發給你工資，是你用心把產品做好，得到社會的承認，有顧客買這東西了，把錢反饋回來，是顧客承認你的工作，他發給你的工資，不是我發給你的，你一定要對得起你的良心去做事情。
我有很多朋友，過去的同事都辦了很大的企業，有集團公司的經理，平時和他們也有接觸，我後來發現掙錢也不行，掙那麼多錢幹甚麼呢？我看這些人的生活，搞小老婆，玩女人，而且自己在酒樓飯店沒有人樣的地方消費，甚麼所為的卡啦ok，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旁白：錢有了，名有了，難道就像這些人一樣醉生夢死，就是最後的目的了嗎？朱柯明的內心深處充滿了迷茫和惆悵。
朱柯明：九八年以前我基本上是無神論者，也是甚麼都不信的，過去我也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信仰，比如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還有道教，因為在中國文化也有這些東西，在國外文化裡面也能瞭解到這些東西，我都瞭解但是我都沒有信過。
段巍：我說最好你能看看這本《法輪功》，看了《法輪功》以後，三天，他突然間夜裡頭打電話來，哎呀，這本書神了，冒金光！冒金光！
朱柯明：首先從我個人這裡講，我從法輪功受益了，我從過去一個不知道人生目標的人，我從過去一個抽煙喝酒無度的人，我明白了甚麼叫正信，我通過學法輪功我自己的身體變好了，而且我也知道人為甚麼活著了，甚麼叫真正的正信，而且我的家人也受益了，比如我母親，他生我們六個小孩，我是老三，她渾身的病，類風濕，每年都感冒一次，一感冒就發燒，一發燒就轉成肺炎，就打點滴，她通過學法輪功以後，沒有得過病，脾氣也變了很多。而且我瞭解很多學法輪功的，我認識的朋友，很多學法輪功的，很多都是企業大老闆，因為都是在這個圈裡面的朋友，還有我過去的老領導，他們學了法輪功以後全都轉變，而且這種轉變不是政府人為強制的，法律強制的，人看不到他還要做壞事那種形式，不是，他是真正的主動從內心改變自己，做好人，給國家社會帶來了很大好處，每年中國這一億多人，或者共產黨不反對的話更多的人學法輪功，會給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帶來多大的好處，能夠節省多少醫療費，這是很大的。
主持人：正如朱柯明先生自己所說，他博覽群書，上下求索。他修煉了法輪功以後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義，朱柯明按照「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作一個真正的好人。很快手下的員工發現老闆改變了。原來脾氣暴躁，罵人不留情面，現在變的寬容起來了。朱柯明還買了好多的法輪功的書籍，讓公司的員工以及家裏的親人也開始學煉法輪功。
朱柯明：1999年720以後，我們開始很驚訝，當時我就哭了，我和段巍和王傑一起看新聞，當時我們就哭了，我覺得這個國家怎麼會這樣那？這個政府怎麼會這樣那？這麼好的功法，我這麼好的師父，為這麼多人的某了這麼大的福利，為這麼多人帶來這麼大的益處，還有福份，你怎麼能夠說他不好？這麼好的功法，你怎麼能去說他是邪的呢？！我當時就哭了。
段巍：我們三個人去公園看，到處都開始已經有些警察了。
朱柯明：當時還拿他當國家主席，寫的是拿江澤民當國家主席給去的信，最開始去了四封信，讓全國人大轉交，讓政協轉交，讓轉交，直接寄給江澤民這四封信。沒有消息，我們認為它這個國家好像是民主了，那個時候認為中國改變了很多，還是沒想到控告他。後來我們就想，既然給江澤民去信不管用，那我們就把這個事情向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協，給這兩個機關去信。那時候寄就不是幾封了，一下就是上百封的給他們寄，而且那個時候信的名字叫，致全國人大政協委員公開信，寫得也很厚。寫完信以後，我們手寫的位址郵政編碼，都是幾百封幾百封的寄。寄完以後，鎮壓法輪功的情況在社會上還是沒有見到改善，而且還變本加厲。
去到中央上訪的人，挨打挨關挨扣，還有老人被強制趕出住房，斷水斷電，越來越厲害。我們發現不行了以後，我們又給其他政府部門去信，比如各大部委，後來又給各大新聞媒體去信，還有給公安部門去信，後來又給世界各地去信，去了很多信，無數封，開始時是幾百封幾百封的寄，開始貼郵票，後來買了信封就印了郵票那樣的信，大批大批的寄，寄完以後還不管用，我們告訴人大政協了，告訴世界各地了，告訴國家政府機關了，告訴新聞媒體了，告訴所有的老百姓了，這個現狀還沒有改變，最後我們想沒有辦法了，但也要跟政府講真相。
想到法律程式，開始我寫了一個起訴書，控告政府，起訴書也寫得很長，但是沒有法律條文的規矩格式，就是按照自己想像寫的，純粹在講道理、很厚，準備拿出去的時候，其他的也學法輪功的講，這樣不行吧？不符合法律程式，而且法院可能不受理，必須得正式的法律檔，法院才能受理。
我也覺得挺神奇，我本身不是學法律，我是學藝術的，我是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畢業的，我是學藝術的。但當時那種環境我覺得很緊迫，如果不把法輪功這個邪教問題及時糾正過來的話，每天每刻每時都有人在遭受迫害，而且對國家政府對百姓都不利，所以說想儘快解決這個問題，心情是這樣的。但是想起法律程式又不懂法律怎麼辦？我們就從技術做起，我們就開車到北京最大的西山圖書大廈，選擇各種法律書，法律文本，法律彙編，還有起訴申訴的各種寫法，我們買了一大堆書，抱回來了以後看了三天，看了三天以後我發現唯獨以《申訴狀》的形式去申訴，才可以達到真正控告的目的。
申訴必須有具體的人物，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事情非得告江澤民，和對這件事情有直接關係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對這個事情是直接有責任的，告他是沒有錯的。羅干當初是政法委書記，羅干是專門管法院檢察院公安還有監獄，他是管這個系統的，迫害法輪功鎮壓法輪功很多都是羅干親自下的指示。他的指示是兩套，對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暗地裡面都是用口傳電話的方式傳達到個級的工安部門和派出所。當時寫完了以後，一共有四十多頁，給他列了九大罪狀，有迫害法輪功的罪狀，而且還有關於法輪功賠償方面，還有關於他們違反國家憲法和法律這些事情，羅列了無數的罪狀，一共是九大類。
旁白：2000年8月25日，第一宗狀告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案啟動。兩名法輪功學員向中國最高檢察院和中國最高法院提交《申訴狀》，狀告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與政法委書記羅干迫害法輪功的違憲、違法行為。
朱柯明：列完了以後我們三個人全都簽上名了，全都簽字了，我想告要以真名實姓去告，我們法輪功修的是真善忍，我們也不怕把自己的名字寫上，但知道可能會有危險，我們就真名實姓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上面。但是後來出現的不是三個人的名字，而是兩個人的名字，我們擔心共產黨抓我們的話，留一個人能夠照顧我們，能夠把我們這個事情在外為界傳達出去，就把段巍名字給取消了。
主持人：朱柯明先生意識到用法律途徑起訴迫害決策人。正如朱柯明先生所說：這是符合憲法，完全符合一個國家公民的權益的正義之舉。那麼訴狀寄出後，朱柯明和王傑的境遇又是如何呢？
段巍：九月七號晚上10點鐘，我正好開會。剛把衣服換上，就聽見樓底下咕嚕咕嚕聲響。嘿！怎麼這麼大聲音呢？我就衝出門來，他還在裡頭呢，因為念完了新稿，還有新的東西要再寫，我們樓底下還有九十九封信沒寄呢，今天晚上還有再去寄信。就聽底下咕嚕咕嚕，一看，我一出門口，五六個警察已經衝到樓梯了。我就喝斥，下去！警察貼到我身上說，我們是公安局的。我說公安局怎麼了？這裡是私人住宅，下去！那時候我是挺恨不是別的，我心想上頭一大堆東西，我們滿屋子都是法律的書，大法的書，還有這麼長時間寫的東西都在房間裡，他們一上來肯定都拿到了，反正怎麼樣我也是敢沖那個，因為他在屋裡還沒出來嘛，我說：下去！警察就退下去了，他沒敢說就退了，我說誰也不許上樓！我上上廁所。我上樓後，擺東西，門「啪啪」給帶上。把所有他寫的東西塞在我沙發底下，他那屋裡的門我也蹬上了。
朱柯明：抓我的時候，我正在段巍醫生的家裏面，在北京西山的別墅裡面，它們在抓我們之前就把別墅周圍的燈打壞了，院子裡一片漆黑。
朱柯明：我還在樓上，就聽到樓下比較亂，段巍醫生從裡屋下來，我問怎麼回事啊？一進到廳裡以後，一看特務警察已經進到大廳裡了，跳過私人院子闖進大堂，他已經進來了，而且他們沒有穿制服，沒有帶搜查令逮捕證，甚麼都沒有，連制服都沒有，一切都沒有，說你是不是朱柯明啊？我說，是啊。就給我戴上手銬了。
段巍：剛開始還沒逮王傑，他們不知道王傑跟他在一室，根本王傑就沒有出現，當時問道，你是誰呀？王傑。拷！那警察，拷！
朱柯明：他就給我戴上手銬了，我說我犯甚麼法律你要抓我？他也不說我犯甚麼法律，說，你自己知道。然後在屋裡就錄像，又拍又搬。實際上他就是接到我告狀澤民的申訴狀以後，按照我們簽字的名字來抓我們的。
段巍：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寫我的名字，他不知道我跟他們是一夥的。因為電腦裡我是第一個，後面他一拿電腦，我心裏就知道了，我就不管，這點事我要過。我問一個警察說，你們誰是當頭的？他說那個是警察局長。我說，你是警察局長？他說，告訴你啊，你出去可別胡說八道。我說誰一胡說八道啊？你是幹甚麼的？旁邊說這是我們局長。我說你是局長這麼樣？我說我醫生要胡說八道有你今天能活嗎？！他問王傑合朱柯明住在哪？我說甚麼事？他說要上他們房間看看。其實他們倆是分房間的，我就指他們去同一個房間。我還讓王傑藏好了。小小子也不懂，王傑都藏在大衣兜裡頭，一進去王傑那房間，把大衣櫃一打開就看見了。他（朱柯明）那房間全都是東西，我把這個門鎖上了，這個門不能進，這是別人的房子，我不讓他們進，就了王傑一個房子，是王傑一個人的，但沒有他（朱柯明）的地方，他那地方我說鎖上了，沒讓他們進，他們下去後正在找東西，我就上來把所有的東西，放了兩大袋子東西，我就趕快放露台了，我就怕他們一定要衝那個房間，我就放露台了，露台正好沒燈。
我們沒有想到自己甚麼安危，真的沒有想，也沒想到他真的來這麼一下，但是他們抓走他我也沒有一點驚慌，只是為了保護他寫的資料，不給他們添上甚麼東西讓共產黨抓到把柄，但是電腦拿走以後沒辦法了。因為我們那時候電腦只會進不會出，所有做的事寫的東西都在電腦裡。
主持人：朱柯明和王傑於2000年9月7日夜間，即發出訴狀兩個星期後被秘密抓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的家人不知他們身在何方。那麼朱柯明和王傑的境遇又是如何呢？下集節目時間繼續由朱柯明先生告訴您。感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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