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我們不用把歷史扯得太遠。從元至清西藏政府與北京的關係是宗屬關係還是平等關係，學界有爭議，我們可暫且擱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後的西藏確實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事實上的「獨立」狀態。這種狀況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才宣告結束。雖然這個協議也是城下之盟的產物（昌都之役解放軍重挫藏軍，已經打開進軍西藏的大門），但總的講，協議內容是溫和的，也是建設性的。協議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同時認可西藏的現行制度不變、達賴喇嘛的地位不變，可謂當代中國最早的「一國兩制」。1954年，19歲的達賴和16歲的班禪雙雙進京參加第一次全國人大，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被分別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問題暴露始於1955年。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從這一年開始加速，並迅速從內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區。這些地區不受十七條協議的約束，「民主改革」轟轟烈烈。激進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試圖將 「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強力打擊農奴主和他們的「代理人」，沒收寺院的土地、財產，大力推行集體化，詆譭藏人的宗教信仰，強迫上層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結果引起藏人的不滿、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區武裝叛亂從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軍的強力 「平叛」、「會剿」。數以萬計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進西藏，這就為1959年的拉薩「叛亂」埋下了種子，也為這樣的「叛亂」何以能夠發生、乃至何以必然發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歷史線索。

後邊的事情就不用細說了。拉薩「平叛」勝利標誌著中央政府用武力獲得了對包括西藏在內的整個藏區的絕對控制權，也標誌著西藏快速進入「社會主義」的開始。像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是聽著「雪山上升起了紅太陽」之類的歌曲、看著《農奴》這樣的電影長大的，那時真的相信在黨的領導下「翻身農奴」們早已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後來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這些宣傳有許多不真實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的黨專制體制，領導人的無知、狂妄，以及他們在藏區推行的一套極「左」政策，給西藏僧俗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62年，位列「國家領導人」的班禪喇嘛致信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痛陳他所看到、聽到的藏人經歷的種種苦難。由於班禪絕無反對共產黨領導之意，而是披肝瀝膽向黨反映藏區真實情況，所以這份被稱為「七萬言書」的文件可視為那個年代描述藏民苦難狀況的可靠文本。不妨在這裡摘引幾段：

－－關於在藏區開展「階級鬥爭」：「大部份或者不少地區，幹部對運動是否細緻和質量好壞不加考慮，一味地追求轟轟烈烈和恐怖尖銳，不看打擊是否準確，而把規模和數量作為主要的目標」，打擊了很多不該打擊的人。往往「被斗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罪行和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慾，顛倒是非」。許多無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國外，留下來的人也生活在恐懼之中。

－－關於藏區人民生活：「由於農業地區發生了『五風』和對糧食抓得過緊，以及對群眾留糧的標準低，因而造成口糧很緊」，有不少家庭「斷了口糧」，在一些地方甚至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過去西藏雖是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

－－實施「專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結束後，「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於西藏人口少，應採取不殺人或只殺極少數人的政策，但事實卻與此相反。除關押上層人士的監獄情況稍好外，大部份關押普通犯人的監獄管理極其糟糕，監管人員不關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惡言恫嚇、恣意毒打的事情時有發生。更甚者，監獄管理者「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淒慘，還讓起早摸黑地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給那些人去幹，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關於宗教民族問題：「在所謂『破除迷信』之下，反對宗教此其一；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還俗時，「首先在各寺廟以所謂『學習』和『發動』的名義，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或大房子內，不分晝夜地緊張地學習和強迫動員其互相進行批評，掀起尖銳的鬥爭浪潮；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成婚」的現象發生。在西藏，原有各類寺廟2500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70餘座；原有僧尼總數約11萬人，外逃1萬，也還有10萬，「民主改革」後僅剩7000人。特別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指沒有宗教的地方）」！

這些問題中的大部份內地也有，但在西藏卻具有更惡劣的性質，以更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加以放大。無論當政者試圖用自己的社會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動機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這樣駭人聽聞的結果都是一種罪惡，是一種由於無知、狂妄、狂熱和狂暴造成的罪惡！

在這種情況下，10數萬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籲全世界關注西藏人權、西藏問題成為全球矚目的標誌性問題之一。而當時還是冷戰時期，西藏自然成為東西方意識形態角力和中、蘇、印、美等不同國家基於民族國家利益博弈的一個交匯點。美國中央情報局確曾向西藏流亡人員提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支持，這種支持乃是美國遏制「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努力的一個組成部份。中國人當然可以大罵美國佬妄圖「分裂中國」，居心叵測，但話說回來，如果我們自己不在西藏幹了那麼多蠢事，搞得那麼多藏人四處流亡，別人又怎麼可能說三道四，或者愣往裡邊插一槓子呢？

這裡還沒有說到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來，因為它更「紅」、更「左」、更極端也更暴虐，自然給西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本文就不再贅述。

開明的中共領導人曾反思「左」禍給西藏帶來的災難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一直負責同班禪聯繫，對班禪寫《七萬言書》、向中央反映情況的過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遷就、放任班禪」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習仲勳被免職，除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這個主要罪名外，「遷就、放任班禪」也是一條罪狀。另一名被免職的中共高級官員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從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開民族工作會議，會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發表了尖銳的意見，李維漢表現得十分冷靜、坦誠，他表示歡迎大家的批評，對嚴厲指出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傳佛教大師喜繞嘉措甚至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讚他 「光明磊落，心如明鏡」，是「民族宗教界一面愛國的旗幟」。但李維漢的做法後來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說「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搞投降主義」。2

文革結束後，西藏百廢待舉，民族政策、漢藏關係需要調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剛剛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上走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萬里一起飛赴西藏考察，在飛機上胡耀邦就對隨行的新華社記者講「我們在民族地區的政策，一定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作報告，強調西藏發展必須解決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發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情況的，你們不要執行。」「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據當前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要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要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我們確定在幾年之內，免去西藏人民的徵購任務。」第三，「西藏要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於促進生產的發展。」第四「要把國家支援你們的大量經費，用到促進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來。」第五，「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胡耀邦特別強調，「輕視西藏的歷史、語文、藝術是完全錯誤的。……熱愛少數民族不是講空話，要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尊重他們的語言，尊重他們的歷史，尊重他們的文化，沒有這個就叫空口說白話。」最後一條，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爭取兩年內，藏族幹部佔到脫產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現在西藏「連部隊三十萬漢族同志，這怎麼行呢！」以上這些，可以簡單概括為六個字，那就是「免稅、放開、走人」，此即胡耀邦為解決西藏問題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3

這些主張，切中時弊，當時即受到藏區上下的熱烈歡迎。當然，由於歷史條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中共開明領導人還沒有能把西藏發生的問題上升到制度層面去檢討、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會上就強調不要算歷史細賬，應該「團結起來向前看」。4 這反映了胡耀邦作為政治家的老練、機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無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