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長沙到處是兒童跑來跑去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國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國的兒歌。出現在街頭的另一個歐洲發明是紙糊的高帽子，拿來戴在被遊街的人頭上，作為恥辱的象徵。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來人聚集在長沙幻燈場聽毛澤東演講。毛講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說：「我們現在還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在國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減少租額，減少利息，增加雇農工資的時候。」跟毛同來的、化名卜禮慈（Boris Freye）的俄國人，事後向上司報告說：毛的講話基本「可以」，就是太溫和了一點。

毛的溫和觀點在其後的湖南鄉間巡視時發生了巨變。毛後來說：「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這三十多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從他巡視後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看出，毛髮現他很喜歡暴力，喜歡大亂，喜歡殘忍，他找到了自我。這一發現對他未來的統治產生了莫大影響。
毛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這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毛說他「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他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句也沒有提及與農民切身相關的最重要的問題：分田地。他對此沒有表示絲毫興趣。

吸引毛的是野蠻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會結構的暴力。這正是蘇俄社會革命的模式。毛不是從理論上信仰這種模式，而是從性格上走了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報告》。毛澤東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模模糊糊，在直覺上卻與列寧主義不謀而合。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人，雖然理論上信仰共產主義，可一聽說暴民打人殺人就火冒三丈，堅持要制止。他們其實不是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者，而毛卻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趕出領導圈子的兩年之後，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為中央委員，儘管只是「候補」。

毛這時隨北伐的國民黨政府住在長江重鎮武漢。他現在儼然是國民黨農運總管了，在武漢開始訓練農運人員，北伐軍打到哪裡，就把暴力散佈到哪裡。在他的訓練教材中，有一份講農協會的人討論如何對付「土豪劣紳」：「倘有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戴高帽子遊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農民暴力到處蔓延，激起了國民黨軍隊的強烈反對。陳獨秀六月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國民革命軍有百分之九十出身於湖南。軍人對所有農民運動的『過火』抱反感態度。」「軍官家庭的土地財產被沒收；他們的親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罰……士兵寄回家的一點錢也會被沒收」。軍人們發現革命一場，反而給自己的家庭帶來災難。

國民黨中相當多人早就不滿走蘇俄的路，他們的憤怒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大」上達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競有三分之一是中共黨員，另外三分之一是親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產黨員，未來將對共產黨奪權起極大作用。許多國民黨名人如今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農村暴力，要求與莫斯科的控制決裂，與莫斯科的手——中共——決裂。

就在這個時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國民黨走到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頭。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當局突襲了蘇聯使館，搜到大批文件，證據確鑿地表明蘇聯正在中國圖謀顛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與蘇聯的秘密關係，而中共領導人李大釗跟六十多名黨員就住在蘇聯使館的房產中。李大釗不久被絞殺。

從蘇聯使館搜出的文件在全國報紙廣為轉載，蘇聯顛覆計劃規模之大，激怒了公眾輿論，也震驚了西方列強。國民黨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蘇聯正給它出錢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並肩作戰。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國民黨是蘇聯顛覆計劃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後會把中國變成蘇聯傀儡。如果國民黨不改變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強會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權。

於是，有一個人抓住機會行動了，他就是國民黨軍隊總司令蔣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與共產黨決裂，開始「清黨」。他頒發的通緝名單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鮑羅廷為首，毛澤東也名列其中。

蔣介石比毛澤東大六歲，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省一個鹽商家庭。他在日本學過軍事，是個職業軍人，臉上常帶著凜然難以親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為孫中山的大本營參謀長，他率團訪問蘇聯。那時他被俄國人認定「屬於國民黨左翼」，「同我們很親近」。但是三個月的訪問使他極端反蘇，特別反感蘇聯要把中國社會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搞階級鬥爭。

蔣介石對蘇聯的這些感想一個字也沒有公開說出。相反地，他給鮑羅廷的印象是他「對我們非常友好，充滿了熱情」。有了俄國人的支持，蔣上升為國民黨第二號人物，僅次於汪精衛。蔣掩蓋他的真實色彩，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蘇聯軍援。但同時，蔣不動聲色地準備決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產黨人從關鍵的職位上趕了下去。此事發生後，吃驚的蘇聯顧問開始考慮幹掉蔣介石。索洛維約夫（Solovyov）二十四日給加拉罕（L. M. Karakhan）寫信說：「使團決定遷就蔣介石……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一年後，鮑羅廷秘密命令逮捕蔣介石。

蔣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邊一公佈蘇聯搞顛覆的文件，他就發表佈告，逮捕共產黨人。行動首先在上海，那裡蔣有了新的財源。幾天工夫，共產黨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產黨不能在上海公開露面了。但上海繼續是中共中央居住與活動的地方。此後五、六年中，上海是處於地下狀況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詞。

蔣介石在上海率先殺共產黨人後不久，汪精衛也倒向蔣，七月十五日在武漢宣佈「分共」。從此，蔣介石成為國民黨領袖，蔣政權持續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趕到台灣。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衛「分共」在即，毛澤東自言他「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長江邊上著名的黃鶴樓，在那裡寫了首詩。始建於公元二二三年的黃鶴樓是古今詩人喜歡登臨題詠的地方。唐崔顥《黃鶴樓》詩說：「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以後「黃鶴」用來比喻一去不復返的事物。這似乎說中了毛澤東在國民黨內所有的建樹，即將化為烏有。毛登樓那天正是「煙雨莽蒼蒼」的時候。「黃鶴知何去？」毛問道，考慮著自己的前途。他這樣結束了他的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過去歡呼「好得很！」的農協會暴民做替罪羊。汪精衛六月十三日告訴其他武漢領導人：「據毛澤東同志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有哥老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只曉得做殺人放火的勾當。」但毛這一著沒用，汪精衛已在策畫跟共產黨決裂，把一切鄉村暴力都歸罪於共產黨。毛只能同汪精衛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腦袋的威脅。兩年前的「逮捕」是有驚無險，他還可以雇輛轎子抬他到長沙，然後跑到廣州。現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陳獨秀的一個兒子被砍了頭。在共產黨發動了一連串武裝暴動，殺了不少人以後，到處就都殺開了共產黨。只要有人告發你是共產黨，你就可能被抓起來殺頭。死者有的從容就義，有的慷慨宣講信仰，有的呼口號，有的唱《國際歌》。報紙上登載著無情的大標題，為捕殺「拍手稱快」。

但這時的毛，已看準了一個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僅如此，他還設計了未來發展的藍圖：利用中共和蘇聯來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這個決定，意味著三十三歲的毛澤東在政治上步入成年。(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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