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承上）

二十六歲，「涼山月餅」拯救過我



1957年，反右運動結束前夕，時任中共南充縣委書紀的李家驥曾指著我的額頭說：「你張先疑如果不當右派份子，我這個南充縣就再也找不到右派份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後，當中共南充縣委下達紅頭文件宣佈：「張先疑同志原劃右派屬擴大化的結果，應予改正。」這份檔案讀罷，南充縣就當真沒有一個右派份子了。所以那位李書記的「英明論斷」似乎也有正確的方面，縱觀全國，55萬右派中，沒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無幾的那麼幾個，但中共中央對數學不感興趣，仍然說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至於擴大到什麼程度，中央文件沒有說，我只好佯裝不知。

不過當李家驥書記作為黨的化身作出那個判斷時，張先疑得到的是極右份子的稱號，享受的是右派份子頂尖級的處分：管制五年，送勞動教養。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進談虎色變的勞改隊了，該張先疑當年在反右運動時處境之險惡由此可見一班。

1958年3月，南充地區某批送勞教的右派份子在衝鋒鎗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轉運站，幾天後便轉運到自貢市，最後跋山涉水步行到雲南鹽津縣的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稱的山坳。勞教隊長命令道，你們將在這裡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後從內江開來的火車穿過這條隧道開往昆明。幾乎「脫胎換骨」地苦幹了一年半以後，才說這條線路設計有誤，下馬停建。近萬名勞教分子的汗水、難以數計的鋼材水泥都化為官僚們繳納的「學費」付諸東流。

與此同時，整個中國正轟轟烈烈地為所謂的三面紅旗交納一筆史無前例的「學費」，交罷學費老百姓便開始餓肚子，直到四千萬同胞被剝奪了生存權變成餓死鬼。一直享受著井下重體力勞動的高糧食定量標準的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減少糧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場上消聲匿跡，飢餓像流行病一樣侵入每個勞教分子的腸胃。昔日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有的在打飯時混飯，有的半夜三更到廚房去偷東西吃，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嚴去作交換。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傳說，我們這個四川省公安廳勞動教養築路支隊將轉移到大涼山裡的喜德縣去修成昆鐵路。類似這類人員大規模流動的舉措，勞教隊的幹部們守口如瓶，為了避免這些階級敵人趁人心惶惶之機搗鬼。正式宣佈這個調動的時間，通常是在出發的前夕，這些名為幹部實為專政工具一個個使盡全身解數，喋喋不休地「睜起眼睛說瞎話」地宣佈：「涼山裡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敁少數民族地區的糧食標準比漢族地區高六斤」恨不得把大涼山烏鴉的羽毛也說成是彩色的。眾右派勞教分子剛剛被「陰謀陽謀」的語言魔術愚弄得暈頭轉向心有餘悸，他們像所有的專政對象一樣，唯一的生存空間就只有逆來順受的無奈。反正次日□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槍實彈地在汽車邊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點名報數然後擠進大卡車就別無選擇。

久別重逢的涼山，已是滿目蒼涼，經過所謂的剿滅叛匪，又所謂的民主改革，幾乎使每一個家庭都沉浸在失去親人的傷痛之中。而正在開展的「大躍進」運動對傳統耕作秩序的粗暴顛覆，使這個原本生產水平不高，僅靠粗茶淡飯維持生計的古老民族的元氣大傷，往日的歌聲歡笑再也聽不見看不到了，這種令我沮喪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

到達涼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節，我幾乎忘掉了我生平度過的所有的中秋節，而這一個回到大涼山後的中秋節卻讓我沒齒難忘。因為那是大饑荒的年代，我們這群幹著揮汗如雨的重體力勞動的勞教分子，每頓飯充其量只能吃個半飽，忍受著飢餓的煎熬。那種年代的人最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便是有關「吃」的新聞，那天有小道消息說，今晚每人將會得到兩個中秋月餅。對終日被飢餓困擾著的勞教分子而言，那包裹著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傳統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發月餅之前，「管教」幹事何體壽集合全隊勞教份子「訓話」（請注意這個只適用於專政單位特殊辭彙的含金量）說：「雖然你們負罪在身，國家本著人道主義精神，還是給你們每人配給了兩個月餅，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講話，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著大聲問道：「張先疑來了沒有？」一貫將他們這類信口雌黃的假話視作耳邊風的我，正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裡裹葉子煙，我漫不經心地回答：「我在這裡」，聽到我的回答，這位「訓話」者簡直像餓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門接著說：「這個月餅不准發給反改造分子張先疑！」自從出現了饑荒，共產黨對勞教分子的獎懲就新增了一個手段，如獎勵二兩飯或者扣掉兩個月餅都能給無產階級專政助一臂之力。我認為就憑這一點便應了毛澤東那句顛撲不破的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造出來」。剝奪吃飯權難道不是人間奇蹟嗎？

當晚，除我以外，全隊的勞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錢買下了兩個所謂的月餅。我通過「友情贊助」品嚐了這個玩意，它是用大涼山特產的蕎麥麵合著糖精水烤製而成。只有在荒誕的毛澤東時代，才可能用這種粗製爛造的東西去敗壞中秋月餅的名聲。這種所謂月餅除了它的外觀是圓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點傳統月餅的特徵。幸虧這假冒偽劣的月餅是以政府的名義配發的，如果是我張先疑製作的，肯定會在我日後的判決書上增加一條罪行說：「張犯竟敢用劣質月餅來醜化我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云云。

這難道就是我重返涼山的「見面禮」嗎？它可是我魂牽夢繞的一塊土地啊，這裡是我踏上充滿荊棘的文學之路的出發點，她的人民珍惜親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們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統治者用打碎奴隸鐐銬的神聖名義、卻用血腥的手段，給人民戴上了更殘酷的僚銬。狹隘自私的暴君對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奪得的權力，征服每一顆渴望自由的心，連兩個劣質月餅都可以當作武器，這個黔驢技窮的執政黨，在它敗壞了月餅名聲的同時，也正在不遺餘力的敗壞著中華民族的名聲，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為氣候土壤和耕作習慣的關係，大涼山基本不種水稻，他們最大宗的農產品是洋芋和一種名叫「圓根」的蘿蔔，如果把這兩種塊根作物當作公糧交給了政府，還不說它們易於腐爛難於存貯，單憑它需要佔用的庫房面積就不知大到什麼程度。這一切因素綜合的結果是，吃粗糧的涼山地區在震驚世界的大饑荒年代，餓死的人比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西部平壩地區還少得多。而在連續三年大饑荒中最為饑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這個以粗糧為主食的貧困山區度過。我這個冒名木直南樓的假彝胞竟然也從中受益。

這事情說來話長，歷史上彝族的民風就是有飯大家吃，你走進任何一個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禮遇。很可能從所謂的「自然災害」到來之後，糧食的依人定糧和稀缺改變了他們這個傳統習慣。他們出門時也要用布口袋裝上兩三個直徑約十五、六公分的乾糧餅子，大多是用玉米和著洋芋塊蒸成。既然中秋節發的蕎麵餅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餅，彝胞們裝在布袋裡的乾糧餅子，我將它稱為「涼山月餅」也決非溢美之詞。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勞教中隊是一個隧道中隊。在涼山，這個中隊擔負的任務是打通一條根據彝族地名而取的爾普地隧道，全長五百多米。所有的鐵路動工之前，都必須先修一條簡易公路，以便運送水泥炸藥鋼材木材這些鐵路建設中必須消耗的物資，還得加上修路人員的生活必需品。我們修這條便道時，正是所謂大躍進的高潮期，一個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幾十方的牛皮喜報頻傳，結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對這些假大空提出質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論處。我們這個中隊以躍進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橋墩，喜報還沒送到支隊部，橋墩卻已經垮塌，這類笑話層出不窮。

這條假大空公路便道載重汽車爬不上來，但人在上面行走則比那些崎嶇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終點是一個名叫兩河口的區政府所在地，那裏是通有等級公路的集鎮，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歸來的集散之處。我們搭建在爾普地隧道附近的簡易工棚，也成為彝胞們來來往往的必經之地，更妙的是這必經之地即非中隊部門口，也不在勞教分子宿舍的對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後，這就既遠離了監管人員的所謂「革命警惕性」的監視，又避開了分化後的勞教積極份子相互監督的殺傷力，這就為我的「自由活動」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時安排提供了「天時」；我初通的彝語是「人和」的橋樑。試想想，中國人在具備了天時、地利和人和這個祖傳的「成功三要素」以後還有辦不好的事嗎？

饑荒中不少勞教份子患上了水腫病，工程進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卻仍在幹部監督下照常週轉。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們全天飢餓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邊，耐心地等待過路彝胞的到來。見到來者後，我首先微笑著用彝語問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語言中，彝語這種直奔生活主題的問好的方式可稱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樂嗎？聽到我這句比較地道的彝語問話，他們先是一臉驚愕然後微笑點頭回答：「格沙」（快樂）。這時我會從他肩上掛著的布口袋的外觀形狀上，判斷裡面是否裝有「涼山月餅」，這沉重的像一個微縮鐵餅的東西，大體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圓周，絕大部份彝胞出門都會自備乾糧，因為上飯館既需糧票又需現金，這兩種東西他們都極為稀缺。我還會進一步問：「偶分腳腳？」（「有『涼山月餅』嗎？」）這時他們會下意識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餓得心慌的我趕緊問：「烏烏？」（賣嗎？）彝族人沒有賣食物的習慣，他們會取出「涼山月餅」多數情況是分半個遞給我，有時是給一整個，我也會給一元錢給他，多數情況對方都不要，有時是十分感謝地收下。若要問這「涼山月餅」究竟多大，我只能這樣說，一個約等於我們一天的口糧。正是這些慷慨的「涼山月餅」，幫助我度過了飢腸轆轆的1960年，我避開了水腫病對身體的摧殘，健康地存活至今，「涼山月餅」功不可沒。

大約是1961年初，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為中共上交的「學費」，我們又奉命搬遷到旺蒼縣快活場，修築一條廣元至旺蒼的鐵路支線，九個月後我越獄逃跑，捕回後法院在判決書上寫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一條的規定，判處張犯先疑有期徒刑十八年」。對法律條文一無所知的我，為了證明自己並無智力障礙，強烈抗議這一無理判決，索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讀究竟，見其第十一條赫然在目：「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處死刑、無期徒刑」其實我從來遠離國境縣一千公里以上，怎樣偷越？然而上訴按慣例駁回。

不過，我的內心卻很清楚，此番逃跑確與「涼山月餅」不無關係。

三十一歲，記住涼山裡的死人溝



1964年，我判刑後第一個被押往的勞改隊是位於四川省崇慶縣內的萬家煤礦，在看守所餓了三年多，帶著一副餓殍般的骨架，來到這個吃四十多斤井下高糧食標準的單位，像所有當年在餓死邊緣上掙扎的底層中國人一樣，還以為誤入了可以脹飽肚皮的天堂，但勞改隊本質上就是個貨真價實的地獄，誰都知道，在真正的地獄裡，絕不可能設下一個名叫「天堂」的包間。

不久，一場瓦斯爆炸眼睜睜地奪走了九十九名犯人的生命，從煤井裡拖出來的屍體，橫七豎八地陳放在大禮堂的地上，屍體告訴我，他們為這裡的糧食高定量付出的代價是如此沉重。

正當我在餓死或者炸死的十字路口踟躕徘徊時，礦井裡又發生了一起電纜被割斷的所謂破壞事故，獄吏們絞盡腦汁難以破案，乾脆把判重刑的反革命犯從煤礦裡調走，去到那除了地球就無可破壞的荒山野嶺。就這樣我和三十多名才來到這座煤礦一個多月的反革命重刑犯，被押往大涼山裡的雷馬屏勞改農場，這個農場像中國所有的勞改隊一樣，早已臭名昭著。但身後那支衝鋒鎗的主人的吆喝聲卻在暗示你，既然當了勞改犯，叫你去到那兒就得去到那兒，除非你準備被當場擊斃。

來到農場，第一個向我等新犯「訓話」的是農場管教科長邵廷章，他屬於「才子型」的專業獄吏，一個多小時的口若懸河，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是一個奇談怪論。他說：「雷馬屏農場是一座天然監獄，它周圍茂密的原始森林比高牆電網更有防止犯人越獄逃跑的功能」

他的這番語驚四座的話，讓我茅塞頓開般悟出了一個道理，原來每個人的職業和興趣能對他判斷事物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一位旅行家眼裡，大涼山的原生態森林是一個珍藏在人間的旅遊勝地；這五彩斑斕的草叢山花交映出的畫面令一位元畫家留連忘返；而詩人則從泉水叮咚、翠鳥婉囀啼鳴中聽到了詩歌的音韻。最令人驚訝的還是這個為共產暴政幫兇的獄吏，他發現的卻是一座監獄，而且是天然的。沒幾年，這個獄吏晉陞為這座關押著近萬名勞改犯的大型農場的一把手，我認為這個陞遷興許和他的這個「發現」有著某種聯繫。

雷馬屏農場的名稱便是雷波、馬邊和屏山三個縣名的簡稱，意味著它跨越了三個縣的地盤，場部設在建場時期的涼山首府的雷波縣所屬的西寧鄉。這個龐大的絞肉機下屬三個分場和一個大隊，另外還有農科所、醫院、發電廠、為獄吏們的子弟所設中、小學校等等肝膽俱全應有盡有。自1951年建場開始，其人員不斷增加，規模也日益擴大，據說這種發展就是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象徵。

按這座農場的常規，凡從外地調來農場的犯人，必須先到一個名叫集訓隊的特殊中隊進行一番整訓。這個集訓隊另外還有個名字叫嚴管隊，它在大陸各個勞改隊都設有類似單位，用以對付各種類型的、需要加以嚴管的所謂反改造份子，重點是逃跑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農場每年召開兩次公判大會也將從這個隊裡物色加刑和槍斃的對象。由於這個中隊關押的勞改犯非比尋常，獄方對這類人的懲治手段分外殘忍，捆綁吊打腳鐐手銬小監黑監運用自如。因受刑疼痛呼媽喊娘呻吟哭號不絕於耳，對外地調入農場的勞改犯是一種威脅警示，它似乎在說「老子這個農場的無產階級專政鐵拳可是重量級的！」

在集訓隊關了一段時間，我才聽這裡的老犯附耳透露說，這裡原來是一所監牢，專門關押五十年代「彝匪叛亂」的參與者。我定睛一看，這四周的高牆和牆頂上的電網、碉樓和架在上面的機關鎗，與我前幾年被囚禁的看守所同出一轍。透露者還進一步證實：「這裡的彝族犯人前年才遷到西昌去了」他似欲言又忍地頓了一下，接著說：「彝犯調走後，還留下一個彝族幹部，他探親走了半個多月，據說等兩天就會回來」。又過了一段時日，這個透露者大概看出我絕非告密者，這才把前文省略號內欲忍又言的話補充出來，他說：「原來這個監獄裡關了近八百名彝族犯人，遷走時只有七十多人，大饑荒年代餓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個消息給我的震驚不言而喻。

集訓隊也要出工勞動，和一般中隊不同的只是此間勞動必有獄吏在犯人身邊監督，各制高點皆有士兵荷槍警戒，犯人只能在這幾支步槍構成的交叉火力網內幹活；出工收工進出大門皆需依次大聲報數，崗樓上的哨兵點數驗收。某日帶班獄吏中出現了一個陌生面孔，有悄悄話說：「他就是彝族獄吏瓦貞木基」。在得知他是一個黑彝時我大吃一驚，這位五十多歲的奴隸主家庭出身的人怎麼進了公安部門？後來我才聽說，他們這個家支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他的一位元胞兄還是州政府的領導人之一。隨後幾天，我曾在他帶班勞動時，故意高喊幾句彝語想看看他的反應，但他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只是對我怒目而視，與我記憶中的「涼山月餅」南轅北轍。直到某日他終於找到個藉口將我捆綁得死去活來，他卻在一邊咬牙切齒地說我說彝語是故意諷刺他是彝族人。勞改犯有一個最值得氣極敗壞的事，那就是被剝奪了申辯權，而且獄吏們還把申辯和狡辯視為同義詞。第二天，我本想因手臂疼痛要求幹點輕活，瓦貞木基卻獰笑著問我：「你是不是想再來一次」？

後來通過若干時日的勞改實踐我才知道，在獄吏中，凡家庭出身是共產黨所判定為敵對階級者，他們為了顯示自己「左」得多麼可愛，對待他治下的犯人分外殘暴──最少在表面上看是這樣的。這位彝族獄吏瓦貞木基對待我等犯眾的大吼大叫、磨拳擦掌，都可以看出他不僅背叛了他出身的階級，更使我驚訝的是他還背叛了他的民族，否則共產黨的專政機關決不會把一個專政對象優待成一個專政爪牙。

瓦貞木基，這個自稱「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階級異己分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從周圍那些「鬥士們」冷嘲熱諷的話句裡，他已經知道，其胞兄已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晚，全體獄吏在隊部吃憶苦飯，而奴隸主出身的瓦貞木基憶什麼苦，吃什麼憶苦飯，他在那一碗粗糠雜草面前尷尬無奈地長吁短歎

第二天，人們發現他吊死在臥室裡，中共對他統治機器裡的自殺者，不分青紅皂白地定性為「背叛革命」。其實在漢族人中，類似瓦貞木基這種自己認為在跟著共產黨幹革命，共產黨卻判定他是反革命的悲劇角色，上至中央領導，下至平民百姓，可以千百萬計，他區區一個民族敗類瓦貞木基又算個什麼。

集訓了三個多月，當局在我身上似乎沒有發現更多的「恐怖症狀」，便分配到與集訓隊為鄰的通木溪中隊，這個隊的耕作區和集訓隊的田地犬牙交錯，其中一片名叫燒人溝的旱地，原來屬於集訓隊，在彝族監獄撤銷以後就劃給了通木溪中隊，它還有個地名叫死人溝。其實這類地名都是犯人們為便於劃分生產區域而擅自定下的。但同一地塊享有兩個地名的情況卻不多見。更何況這兩個地名的來歷都不是空穴來風任意杜撰。終於某月某日，我所在的班組被分配到這塊地種玉米，我才知道這燒人溝或者死人溝的血腥歷史。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來到這個農場，那時三年大饑荒早已遠去。但犯人們長年累月處在「長期吃不飽，短期餓不死」的生存狀態中。普通生產中隊的犯人可以在避開幹部目光的情況下，千方百計地開發食物來源以填充腸胃的空洞，集訓隊的犯人的一舉一動都在瓦貞木基之類和看守兵眼皮底下，他們的飢餓難熬應當不難想像。更何況彝族犯人服刑的年代正是1959年到1961年極度饑荒的歲月，沒有油葷沒有副食品，每月就那麼十多斤口糧能支撐多久？

彝族的風俗通行火葬，餓死的犯人就弄到這全隊海拔最低的山溝地段來焚燒，因為燒死人需要大量木材，在山上砍了柴往山下拖，顯然比往山坡上扛省力得多，飢餓中的人「省力」二字的重要性還需要證明嗎？就這樣，這個山溝地段就被喊成了燒人溝。誰知好景不長，在餓死的犯人日益增多的同時，活著的犯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弱無力，沒人再能去山上砍柴拖柴，燒人溝不再燒人而簡化為埋人，火葬變成了土葬，燒人溝變成了死人溝。這也就是這座人丁興旺的彝犯監獄，在死去百分之九十幾的犯人後改成雷馬屏農場集訓隊的原因。

再說我到死人溝種玉米那天，一眼能看到荒草叢中，四處散落著各種各樣的死人骨頭，因為去埋死人的犯人也被飢餓奪走了挖坑的力氣，不可能深埋厚掩。我們在挖地時，除了挖出人體各部位的骨骼外，還能挖出些彝族特殊服裝「察爾瓦」的殘片，有的犯人從骷髏的牙齒的多寡來判斷死者的年齡，談論者的語氣十分冷漠。由於我本人的特殊歷史背景，我知道，這些都是一代民族英雄的遺骸，他們為了捍衛民族的尊嚴，敢於和武器裝備比自己精良到不知多少倍的敵人浴血奮戰，他們名為勞改犯實為戰俘，人類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還公然這樣虐待戰俘的，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誰？

涼山周邊近十個縣，雷波縣有這所監獄，美姑縣呢？普格縣呢？喜德縣呢？涼山州管轄的眾多的縣裡，有多少個燒人溝、死人溝，那裏有多少根白骨、多少具骷髏正對著蒼天控訴

後記民族大團結是假面舞會



我真想針對中共那口是心非的少數民族政策發出感歎，實際上今天大陸上的少數民族正在被同化或者消亡。雖然像藏族、維吾爾族這些地域比較遼闊、人口也比較眾多的少數民族，消亡的進程不是十分明顯，而那些人口較少、地域較窄的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和同化的深度都是驚人的，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願穿本民族的服裝，說本民族的語言。任何一場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漢語是試卷上唯一使用的文字，老師們除漢語外也決不會用任何一種少數民族語言授課，這樣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許多民族的語種將不復存在。

有人說，每年新年聯歡晚會上不是也有演員穿著少數民族服裝引吭高歌嗎！更有人說，你沒看見每年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那些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代表們在聽報告或者在小組會上發言嗎！中央電視台還刻意為他們安排了鏡頭。

請相信，這類象徵民族大團結的場面全都是一場場「假面舞會」，曲終人散之後回到自己家裏，第一件事便是脫下花花綠綠的民族服裝，因為那只是道具，或者說是表演民族大團結的「假面具」。

──轉自《黃花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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