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沂：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是糧價過低
【大紀元4月21日訊】袁隆平在「兩會」上對糧荒和國家儲備糧真實數字的懷疑，以及《南方都市報》對部分糧庫糧食儲備狀況的微服私訪，引起了公眾對於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強烈關注。這一問題是在國際糧價上漲和周遍國家糧食危機爆發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因此，考察中國的糧食生產及儲備問題，不能單從國內環境看，還要從國際糧食市場來綜合分析，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與國外糧食價格的比較。
糧庫作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說到底，它既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管理問題，而是眾所周知的體制問題。當權力不受監督，而錢權交易可以低成本地上騙中央、下欺百姓的時候，基層糧庫絕不會按照中央政府的願望承擔國家糧食安全問題的責任，因為利益最大化是一切經營實體的基本要求。
很顯然，儲備糧系統是中央政府維持對國家糧食安全的心理支撐，為此，國家財政長期補貼糧庫。但是，國有糧庫過低的糧食最低收購價增加了糧庫本身的收購難度，近年來，糧農的惜售心理十分普遍，這就決定了國有糧庫必須靠虛報數字來保證上級規定的庫存比例，久而久之，官方統計的儲備糧數字與糧食實際儲備的脫節不可避免。而形式主義的糧食普查對獲取實際糧食儲備數字是不起作用的，欺上瞞下歷來是中國官場的傳統，國有糧庫自然不會置身官場傳統之外。「鐵碗宰相」朱熔基被基層糧庫欺騙的事實表明，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之下，基層官員才不在乎前來檢查的官員是何級別，甚至可以說，官越大越好騙。
在這種狀況下，儘管溫家寶總理一再聲稱中國的糧食儲備充足，但以中國目前的糧食儲備普查水平，對於真實的糧食儲備數字，恐怕中央政府也在心裡犯嘀咕。
但另外有一種說法：儘管目前的國有糧庫儲備數字水分較大，但由於糧農的惜售心理，民間糧食儲備足可應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威脅。民間當然有存糧，但散存於一家一戶的民間糧食儲備是一個難予統計的數字，農戶自產自存的糧食究竟有多少？另外，這些存糧在何種情況下才會進入糧食市場，又是一個問題。
以我的瞭解，目前中國農村的民間存糧呈現不均勻分佈。由於糧食價格較低，一部分農戶舍糧而從事水果、蔬菜甚至經濟林生產，他們不僅沒有存糧，相反卻要靠買糧吃飯；另外一些沒有門路的農戶，雖然繼續從事糧食生產，但因為糧食價格低，不捨得出售，造成較多儲存，除非發生大的價格變動，他們的存糧很難進入市場流通。
更重要的是，儲備糧食較多的農戶也有壓縮糧食生產的趨勢，相對於水果、蔬菜和其它經濟作物的價格劣勢，使農戶很難保持糧食生產積極性，農業稅的減免並不能抵消化肥、農藥價格的大幅上漲，在目前的糧食價格之下，種田主要依賴農民的傳統習慣，已不是理性的市場選擇。
糧價過低的狀況並非自今日起，整個毛澤東時代，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就是一種國家經濟戰略，在幾十年中，城市對農村的虧欠數額是驚人的。而糧食價格過低的問題，由於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由於國內市場諸要素自由配置度的增加，目前顯得更為突出。隨著人口政策的逐漸鬆動，從事農業生產已不再是年輕一代農村勞動力的選擇，這是因為，一方面，勞動效率上不可避免的劣勢決定了勞動力向農村之外轉移的大趨勢，另一方面，農業收入的微薄使農民對於種地越來越不用心。
相對於糧農的失望，地方政府和官員對於農民的耕地卻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他們象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地看到：那些產出微薄的耕地，一旦被用於工商業建設，會在一夜之間展現出驚人的創造財富能力。事實上，被這種發現所刺激的不僅僅是地方政府官員，就連一些經濟學家也在想：既然一畝地用於農業生產的年利潤不足一千元，為什麼不能轉化為建設用地，轉瞬便等值於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的人民幣呢？於是，各地紛紛上馬所謂的經濟開發區，大量徵收土地，製造出數以千萬計的失地農民。這些土地的徵收絕大多數是瞞著中央政府違法進行的，這就使中央政府很難準確評估中國目前實際的糧食生產潛能，而且，大量被佔用的土地很可能已經給中國未來的糧食生產埋下難以逆轉的隱患。
從流通過程看，目前，中國國內大米的價格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小麥價格約為國際市場價格的三分之一。這樣的價格懸殊之下，糧食外流是一種最正常不過的市場選擇。對此，中國政府面對的難題是：如果不能以嚴厲的政策打擊走私，那麼，民間儲備糧的外流就很難避免，糧食安全難有保障；如果以嚴厲的政策打擊走私，成功阻止國內糧價與國際市場的接軌，那麼，政府是否能夠避免國內化肥、農藥價格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是否能夠制止其它相關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如果不能做到，那麼，只會導致糧食產量的漸趨下降，一旦這樣的下降達到一個峰值，國內糧食價格將被迫出現報復性上漲。由於糧食生產的週期性限制，報復性上漲並不能馬上解決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這樣一來，糧食危機可能全面爆發。
除了經濟學上的考量，糧食價格還是一個基本道德問題，中國農村人口多，耕地少，加上長期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盤剝，單純種地的農民經濟收入之低，世所罕見。可以說，在目前的糧食價格之下，以種地為生的農民是沒有任何前途的，但他們卻在養活整個社會。整個社會對他們的虧欠是毋庸置疑的。實際上，近年來國際糧價的上漲對於解決農民收入過低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讓國內糧食價格向國際市場價格靠攏，既是不可避免的市場化趨勢，也是提高農民收入、拉動內需的極佳切入口。對提高農民種田積極性、增加糧食產量來說，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有學者認為可以通過提高對糧農補貼的方式來增加其收入，但是，考慮到目前中國農村的統計、管理水平，補貼政策很難真正惠及農民。
直接提高糧食價格的做法對工商業從業者，尤其是城市低收入者的生活會造成影響，但城市居民的薪資相對較多地依賴市場調節軌道，糧價的上漲自然要求與之適應的工資收入——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同樣需要提高（這需要降低政府稅收並切實遏制腐敗），無論如何，中國社會再不能以盤剝農民的種田勞動以維持城市居民的低收入！而對於城市低收入者，國家財政和社保資金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總之，從國際糧價的變動趨勢來看，中國政府需要及早調整目前低糧價的政策，從理順國內各階層收入分佈的要求來說，這也是非走不可的一步，與其被動調整，不如主動調整，否則，中國社會很難避免未來的糧食危機。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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