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1日訊】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在財富、自由、對內和對外開放三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和政治方面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不自由大為相關。今天中國所謂的問題,從道德滑坡到發展道路其實都與政治相關,其求解在於能否還權於民,用法制保護每個中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
一、改革開放成就得益於政治的大變化
改革開放30年,我們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當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化,否則這個經濟成就也不可能實現。有人曾問我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是什麼?我說,主要是三個:
第一,財富的巨大增加,這個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人自由大大地擴展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是多麼地沒自由:穿衣服沒有自由,找工作沒有自由,想掙錢沒有自由,想旅行沒有自由,想思考沒有自由。新中國初期有一句話叫:「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也有稱「國民黨把人變成鬼,解放軍把鬼變做人」。但在改革開放以前,這個「人」是沒有什麼自由的。現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當幹部,考公務員,可以下海,自己擺個攤兒,幹什麼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國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現在誰都可以出國,而在改革開放以前出國必須審批,批來批去要一年的時間。改革開放以前,買東西也沒自由,這要票那要票的,許多東西乾脆沒有。現在,只要有錢,差不多什麼都可以買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國人的自由大大地擴大了,這個是特別重要的。
第三,對內對外的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我們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國際組織,並且在國際組織裡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對內,我們也越來越多地跟國際接軌。比如,從1840年中國人追求現代化以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不要學習西方,現在大體上解決了,我們承認要學西方。我們的法律很多都是從西方照搬過來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觀念,什麼人民代表大會呀、法院呀、律師呀,什麼證監會、銀監會呀,什麼憲法呀,都是從西方進口的東西。但是對於我所說的「大體上解決」,也就是沒有完全、徹底地解決,還是會有人打問號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這個問題,執政黨到現在都還沒有鬆口。在中國,自由多多少少還是跟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的。儘管我們已經開始說憲法、說法制、說人權,但說得並不痛快,說得別彆扭扭。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強調我們在學習西方上還是有點問題的。當然,今天畢竟已經跟毛澤東時代完全不一樣了。
二、不好解決的問題:政權還歸於民
那為什麼中國現在還有問題呢?在一黨制之下,經濟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個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權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當這個少數人的利益跟廣大老百姓的利益不衝突的時候,那可以相安無事,但一旦發生了衝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沒有了,只有執政者的利益。我可以舉很多的例子:首先一個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級幹部幾乎全都是黨員,但這個在憲法裡頭並沒有類似規定,為什麼中國只有少數黨員才能治理,為什麼黨外人士不能當幹部?再比如反貪污,反貪污你要是反到他們頭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幫共產黨反貪污,這不好嗎?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個叫鄭恩寵的律師,他就是揭發檢舉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幾年,給他定的是洩露國家機密罪。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夠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陳良宇,它自己也挺高興的,但你反了一個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煩就來了。這樣的例子一多,至少說明這個政權還沒有完全還歸於民:它可以允許你發財、創造財富,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個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衝突。所以,要說中國跟發達國家的區別在哪兒?區別就在這裡!不過對這個問題,我也想過,它不是很簡單的,不好解決,而且它不完全是共產黨的問題,實際上跟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都有深切的關係。因此,不能說共產黨一還權於民,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中國就民主化了。在中國,上下關係深受傳統的皇帝和臣民關係的影響,要改變它,絕非短時之功,好幾代人都在努力。現在,這種改變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進行,各種維權的行動、互聯網上的意見、新聞的報導,都是一個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過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開始明白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法制。
法制就兩個字,但真正做是很複雜的事兒。全世界能夠走上法制的國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個民主國家,但是我不認為它是個法制國家,它打個官司要十幾年,那就等於沒有法制,這個官司有什麼用處?遲到的正義就不是正義。所以,印度這樣的民主還不如沒有。我們沒有民主,但是我們比印度搞得要好,經濟搞得好那關係就太大了。印度還有人挨餓,馬路上有要飯的。中國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飯,要錢。北京的乞丐你給他個饅頭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飯、要吃的。你知道什麼叫要飯嗎?就是肚子餓。新德里就有飢餓的問題,但中國沒有飢餓的問題,這當然大不一樣。印度我去過兩次,我覺得印度比中國差得太遠了:它有民主,但它這個民主發揮的是民主的壞處,沒有發揮什麼好處,它沒有解決民族、宗教這種糾紛。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印度沒有這種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選舉。結果,原先打的今天還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殺,從甘地開始,甘地、尼赫魯的女兒,一個接一個地被暗殺。我們民國初年也有暗殺,以後就沒有了。文革整死那麼多人,也沒有暗殺過。現在,執政黨內無論怎麼分歧怎麼矛盾,但不搞暗殺。因為一旦搞暗殺就不得了,我相信他們自己也明白這個道理:這個世界不能破壞。斗歸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趙紫陽下台也還活到了90來歲,這些都是進步。從中印差異來看,我想強調的是:經濟的進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經濟的進步,它就會推動老百姓想民主、法制這些問題,否則,肚子沒吃飽,你想什麼呀?首先想肚子。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關
至於如何重構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應該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個普世價值觀,這中間可能有一點兒中國的特色,但它的基礎是普世價值觀。什麼是普世價值觀?平等自由是最基礎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對此,中國上下的認識並不一致,尤其是上層還沒有完全想通。有人說今天的中國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關係的。因為我們的政治是個「假話政治」,它老是講假話,你道德怎麼好得起來?溫家寶叫大家說真話,說真話當然重要。那好,上頭先說真話給大家作個表率,但是,對於中國的很多事情至少上頭是不敢公開說真話的,因為,沒有一個說真話的環境,更準確地說是沒有一個鼓勵說真話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你卻叫人說真話,誰敢說真話?像我們這些傻瓜蛋才說真話,我們說真話基本上就是和習慣一樣,說真話就是習慣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沒有信用、騙人,這些都跟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當然,我們也看到,執政黨它也很難,因為它捨不得跟過去一刀兩斷。
比如說,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浮誇風。那時,如果你不浮誇,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險的,因此大家都得浮誇,一直到這個問題嚴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餓死3000多萬人的巨大代價才得到糾正。如果能說真話,會死這麼多人嗎?浮誇、說假話,教訓慘重:抗戰八年才死了2900萬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關係,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國一個總統他說假話,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著總統,你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你怎麼能說假話呢?
四、發展模式說到底還是跟政治有關
政治好了,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環境也不是問題,為什麼呢?我們的經濟增長達百分之十幾呀,你拿出幾個百分點環境就治好了,正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力量加強了,我們就有這個能力來治理環境了。先發展後治理這條路是很對的,我們就是走的這條路。你先發展起來了,現在有人力、有技術,就缺個決心,你下個決心就把它治理了。從客觀上講,完全具備這個條件,你窮的時候想幹什麼都不行,沒錢,也沒有人,也沒有技術。你看看北朝鮮那個樣子,它幹什麼都不行。現在中國可以說干什麼都行,有錢了你幹啥幹不了?有污染的廠說關掉一些就能關掉一些,因為也就損失經濟增長的幾個百分點嘛。現在,我們全國治理環境的費用是五個百分點,我們的經濟卻增長了十幾個百分點呀,我再拿兩三個百分點,那一點兒不難呀。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經濟問題不是大問題,能源問題也不是問題,環境問題雖然是個問題,但不是出在客觀上,因為它既有辦法可以解決,也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問題出在你不下這個決心。
所以,對於有人所說的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問題,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問題,說到底還是跟政治有關係,為什麼?比如,現在我們的稅收增加得太厲害了——2007年,我們的稅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價漲瘋了——但是政府的開銷沒有限制,老百姓沒有權力監督它,拿老百姓的錢買汽車、蓋豪華樓、出國旅遊,等等。而且我們的政府收稅還不讓普通納稅人知道:其實你一打電話就收了稅;你在超市買東西發票一打出來就收了稅;你付水費、電費這些都是有稅的;連你坐出租車都有稅。而在外國,政府都告訴納稅人:價格多少錢,稅多少錢,是分開的。
當然,如果僅僅看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正在慢慢地改變:過去主要靠廉價勞動力,現在慢慢地變成靠技術、靠分工,這樣勞動力的價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這十年,中國的技術進步得非常快。舉一個例子,中國現在客運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這說明技術非常好,因為這個安全它是一個綜合指標——硬件、軟件、人員、素質、紀律——哪一方面出問題安全就表現出來了。這說明,我們要想幹就能幹好。我們的煤礦它老死人,就是沒人管,而我們的飛機就有人管。可以說,現在中國到了一個靠技術掙錢的階段了,我們正在越來越多地生產出很多很複雜的產品,因為有一個和平的開放的環境,老百姓都會自己去鑽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著什麼號召的。總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正逐漸地轉向從技術和社會分工來掙錢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勞動發展模式正慢慢地讓位給印度、孟加拉國,還有越南這些國家,因為它們的生產成本比我們要低。
如果發展模式不僅僅指經濟發展模式,而是指國家發展道路,那麼,政治的改變,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五、和諧就是法制
對於創建和諧社會,我完全認同。現在我們社會有什麼地方不和諧?如果說有什麼不和諧,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這個層面,我認為:和諧的問題在於利益的劃分。至於有人把和諧說成是要取得全球化與民族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平衡什麼的,那都是騙人的東西。真正的問題是每個人的利益要得到保護,做到這一點,中國就和諧了。設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傳統,你有了發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護,當別人侵犯你時你卻不能告狀,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絕受理,這怎麼和諧得起來?那種情況下,就只有上訪了,只有去遊行,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什麼社會和諧的可能了。因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這個社會就不可能和諧。因此,和諧的問題其實可以說是法制的問題,和諧就是法制。利益怎麼劃分,是法制來劃分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