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6日訊】當下，問責製作為轉變政府職能一個重要的內容，屢屢見諸於報端。作為一種行政制度，其實問責制並不新鮮。《史記‧夏本紀》記載，堯帝時代，洪水滔天，大禹的父親鯀被眾長老舉薦為治水的負責人，治了九年而未奏效。堯禪讓後，舜攝政，行巡天下，認為鯀治水無方，將其誅殺在羽山。

這大約是中國歷史上關於行政問責最早的記載，筆者以為此說並非是種「古已有之」的附會。一個政權建立後，必定會有一套權力運行和責任追究的制度，否則這個政權是脆弱的，哪怕是在剛剛告別部落聯盟而有國家雛形的上古時代。

既然行政問責古已有之，今天再提行政問責，轉變政府職能還有什麼意義呢？我以為最大的意義是全社會應當認識到，一個民主社會的法治政府，其問責制和傳統的問責制在由誰來問責、如何問責方面有根本的區別。

中國在秦以前，是諸侯林立的封建制度，是由上到下一級級進行行政問責的。天子分封諸侯，他便有權向諸侯行政問責；諸侯分封大夫，他便有權向大夫問責。秦以後，建立了以郡縣製為骨架的皇權專制政治制度，問責也是從上往下的，所有的官員理論上只向一個人負責：皇帝。誰可向皇帝問責呢？那就只有上天了，上天示警，皇帝才可能誠惶誠恐下一道罪己詔。

這種問責制的弊端，稍有歷史常識和政治常識的人都有所瞭解。因為權力的來源是皇帝，是朝廷，那麼官員只對皇帝負責，他們治民即使是行仁政，給庶民帶來福祉，根本目的是為了皇家的國祚更長一些。皇帝統治一個龐大的帝國，他通過各級官僚治理天下，通過有限的渠道瞭解信息，即使他本人的執政才能十分出眾，也很難全面準確地掌握信息。在信息不健全制度不民主的情況下，其行政問責往往會導致不公平，而不公平的問責制則會影響到整個政權穩定的運行。在明崇禎朝當過刑、工、吏三部給事中李清在《三垣筆記》中總結了崇禎帝對官員問責的失敗，該書記載，明末外有後金進犯，內有飢民造反，皇帝看重「邊才」──既能守土一方的官員。朝廷裡許多青年官員自告奮勇去邊疆擔當重任，陞官很快，但多數不得善終，被皇帝以失地喪師等等罪名下獄或處死。而那些不去冒險的官員，呆在朝廷最終也平平安安地熬到侍郎、尚書級別。可見，這樣取決於少數人甚至某一個人的問責，沒有制度保障其公平公正，一切靠運氣，那麼越想有一番作為的官員越可能出現過錯，而被問責，而凡事保守的太平官最保險。這樣的問責制下的政治生態，可想而知。堯舜禹時代，由於史料闕如，我們不知道舜誅鯀是否公平，但由一個新的執政者處理前任執政者重用的官員，其公平性很難讓人信服。屈原就在《天問》提出疑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意思是說，如果鯀不能勝任治水的大事，眾人為什麼要推舉他？他也想順應眾願平息洪水，舜帝為什麼要殺掉他？

一切權力來自人民的政府，官員應向人民負責，由人民主導行政問責。這種問責制在實踐中如何真正體現民意，必須有制度的保障。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強化人大在行政問責中的作用。一位行政官員施政中出現重大過錯時，任何公民可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進行行政問責，由人大常委會啟動問責。該官員可以在廣大選民以及媒體的監督下，向人大常委會進行申辯，最終由常委會根據證據及當事者的申辯決定處理意見。如果問責還僅僅是由級別更高的官員主導，官員有過錯由上一級政府來處理，那麼很可能會陷入皇權時代就存在的「問責不民主，結果不公平」的循環。

　　

──轉自《十年砍柴博客》(//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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