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沒有中共的「社會發展史」 ，只有人類的生存行為史。

人類在地球上生存延續，度過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初期的人類只有比較簡單的狩獵和農耕工具，生活條件沒有今天的人類生活條件好，而今天的人類較之古人卻有一個相當大的差異，那就是注重實用技術而輕視道德文化。

單從中國五千年的文明說起，古人留給我們的許多精神財富都反映出古人傑出的智慧，高超的智力。從這一點上看古人是相當聰明的。

這裡就引發出一個疑問，為什麼這麼聰明的古人不創造出先進的實用技術用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呢？比如說一個腳踏車的原理，根本不複雜，而歷史上研究「物理機械」的人比比皆是，為什麼就一個沒有來研究和發明腳踏車呢？因此我查了一下歷史，才知道中國是世界上發明自行車最早的國家。

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黃履莊曾發明過自行車。《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載：「黃履莊所制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可坐一人，不須推挽，能自行。行時，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 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車。現代自行車為西歐人所發明。公元1790年，法國人西夫拉克研製成木製自行車，無車把、腳蹬、鏈條。車的外形象一匹木馬的腳下釘著兩個車輪，兩個輪子固定在一條線上。由於這輛自行車沒有驅動裝置和轉向裝置，座墊低，西夫拉克自己騎在車上，兩腳著地，向後用力蹬，使車子沿直線前進。1817年，德國的馮． 德萊斯男爵發明了一種能自由活動的車把，使他的自行車轉變比較方便。1818年，德萊斯在英國申請了專利。1839年，英國一位工人K．麥克米倫首創了用曲軸機構驅動後輪的腳踏自行車，可使人在騎自行車時雙足離開地面。1861年的一天，巴黎的馬車和嬰兒車製造商米肖父子修理德萊斯式自行車，修好後在坡道上試車時，感到這種車放腳很困難，於是對它進行了改進，在車的前輪上安上腳蹬曲軸，從而發明了米肖型自行車，不久這種自行車便開始大量生產。在 1870年前後，法國的馬執又製造了一種前面驅動輪大，後面從動輪小的自行車，這種車的運行效果較好。1890年後，英國的亨伯公司生產出一種用鏈條傳動的、車為菱型的自行車，這種形式的自行車一直沿用至今。

從上可見，古時實用技術的出現和應用並不引起人類的普遍重視，即便到了近代，出現的自行車也是經歷了百年的改進才初步成型。而看看當今的社會，只要有一些新的專利和技術出現，就會非常迅速的被應用和改進，這反應的問題就是當今的人類注重利益和效率的心理已經被擴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道德的修持卻被迅速邊緣化。

人類的總體心理變化和行為標準的變異導致人類社會的演變，而非共產邪黨宣揚的階級鬥爭。

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一直都伴隨著戰爭與改朝換代，一個舊的朝代的結束，新政權的產生必定伴隨戰爭嗎？非也。

改朝換代的戰爭即便是打的天翻地覆，風雲變色，血流成河，但是新政權建立以後，集權制度本身卻沒有絲毫變化。唯一改變的是領導人和管理層的人選。社會底層的貧苦大眾還是過著日常的生活，為生活而奔波。那麼集權制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什麼呢？從周文王討伐商紂可以看出端倪。

　　中國商代末年，殷商紂王無道殘暴，周文王武王替天行道，解救蒼生。

　　周文王在位50年，主要功績是為滅商做好了充分準備。勤政愛民，禮賢下士，廣羅人才，拜姜尚為軍師，問以軍國大計，使「天下三分，其二歸周」。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成功地調解了虞、芮兩國爭田糾紛，使河東小國紛紛前來歸附，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紂的「受命之君」。在虞、芮歸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為滅商建立了鞏固的後方。接著向東發展，過黃河進攻耆、邗等國。沿渭水東進，攻佔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據點崇，掃除了周在東進道路上的一個障礙，並且據有關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灃水西岸營建豐邑，把政治中心遷於豐（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對商都的鉗形包圍，周人對商朝已經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勢。

　　流傳於世，《史記》記載「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間在獄中寫了《周易》一書。 　
　
　　《史記．周本紀》說他能繼承後稷、公劉開創的事業，倣傚祖父古公直父和父親季歷制定的法度，實行仁政，敬老愛幼，禮賢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據地。在治岐期間，對內奉行德治，提倡「懷保小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採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劃分田地，讓農民助耕公田，納九分之一的稅。商人往來不收關稅，有人犯罪妻子不連坐等，實行著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徵收租稅有節制，讓農民有所積蓄，以刺激勞動興趣。對外招賢納士，許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從商紂王朝來投奔的賢士，他都以禮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後歸附在姬昌部下稱臣。姬昌自己生活勤儉，穿普通人衣服，還到田間勞動，兢兢業業治理自己的國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國力日漸強大。

　　西周國力增強壯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紂王的親信讒臣崇侯虎，暗中向紂王進言說，西伯侯到處行善，樹立自己的威信，諸侯都嚮往他，恐怕不利於商王。紂王於是將姬昌拘於羑里（今河南湯陰縣）。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為彖。」周臣閎夭等人為營救文王出獄，搜求美女、寶馬、珠玉獻給紂王。紂王見了大喜：「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夠了，何況寶物如之多！」於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獄。並賞給他弓、矢、斧、鉞，授權他討伐不聽命的諸侯。這就是史書中說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獄後下決心滅商。一面向紂王獻地，請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訪賢任能，壯大國力。他出獵在渭水河邊巧遇年已垂老、懷才不遇的姜尚在水邊釣魚。文王同他談話，相互談得很投機，文王瞭解姜尚確有真才，便讓姜尚與他同車而歸，立以為師，共同籌劃滅商策略。據《尚書大傳》說文王在位的最後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頭一年調解虞芮兩國糾紛。虞（山西平陸縣）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屬國；可是他們不找商王裁決，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審斷。據《詩經．大雅．綿》篇注說：虞芮兩國看到周國是「耕者讓其畔，行者讓路」，「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攜」，「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一派君子之風。兩相對比，內心羞愧，回國之後虞芮兩國都主動將所爭之地做了閒田處理，糾紛從此解決。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戰敗西戎諸夷，滅了幾個小國。第三年攻打密須（在今甘肅靈台縣），解除了北邊和西邊後顧之憂。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縣）」，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陽縣）。戡黎、伐邗實際上是構成了對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脅。第六年滅崇國（在今陝西戶縣境）。將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東遷渭水平原，建立灃京（在今陝西長安縣灃河西岸）。

以上可見，古人征戰為的是明君治國，昏君下課，反應出的是崇尚仁政，厭棄惡政。苦苦征戰為的是揚善棄惡，拯救萬民於惡政的水火之中。各個歷史朝代都存在不同的社會階層，所掌握的的社會資源和權力也不同，有的能存在八百多年，有的卻短短幾十年，反映出的是「仁政」可以調和各階層的利益和矛盾，而並非共產黨所宣揚的只要有階級，那麼階級矛盾與利益衝突就必然引發階級鬥爭。

從以上的實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仁政與暴政同時貫穿於人類的生存史，也是善惡這兩種因素在人類生存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在這兩種因素的作用下，出現了太平盛世，也出現了春秋戰國，出現了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也出現象秦皇漢毛這樣殘暴的「魔頭」。歷史是人類棄惡揚善的過程，因為共產魔教的出現和誘騙，造成當今人類重利輕善這樣變異的道德行為標準，才縱容造成共產惡黨在中國殘暴統治五十多年，隨著共產謊言和所謂的鬥爭哲學，社會發展觀的的破產，被其荒謬言論掩蓋下的罪行一一浮現在世人面前，集宇宙古今邪惡因素於一身的共產惡黨必將導致萬夫所指，眾民唾棄，一個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必將迅速到來！

未來中國大學 申楚墨(//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