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6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中國經濟界最近正在討論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30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經濟的長期高增長。如何理解中國長期經濟的高增長，她的現狀和未來的前景如何。我們今天來討論這個題目。

草庵：目前，在中國經濟界討論這個題目有三位教授的文章和演講比較引人矚目。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先生；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秦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郎鹹平先生。這三位教授的觀點不盡相同，但基本上分成兩派。

伍凡：2008-02-21秦暉在南方週末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 — 改革三十年之我見。在文章中使用「中國奇蹟」這個詞彙來表達中國經濟長期的高增長，是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秦暉先生。他是從褒意的角度來分析30年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原因。可是他完全忽視了和輕視了「奇蹟」 的嚴重後果。

草庵：秦暉所講的「中國奇蹟」是「資本內逃」與「三順差」。第一個順差是貿易順差，也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入世」後中國的外貿總額5年增加3倍，從2000年的4743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 14221億美元，2007年更達21738億美元。而順差2004年為320億美元，2005年1019億，2006年達1775 億，到了2007年更增長到2622億(這是中國海關的統計，美國海關的統計不同於這個數字。2007年與2001年相比6年增長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還多！　

伍凡：第二個順差是外國資本直接投資FDI —資本輸入。流入中國的FDI則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統計口徑則僅次於美國)。中國加入WTO之前，雙順差總額(貿易順差與FDI之和)經常高於外匯儲備增加額，這意味著當時存在嚴重的「資本外逃」，但是中國加入WTO之後，這些年情況完全倒轉：儘管雙順差總額高速增長，但外匯儲備的爆炸式增長更厲害，外匯儲備增加額反過來顯著高於雙順差總額。這是國際投機資本(「熱錢」)隱蔽地湧入中國的結果，那些非法聚斂的資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資本流入額更大，這就形成了第三個順差。「三個順差」是指大量商品輸出，大量資本輸入和「誤差與遺漏」順差。

草庵：是什麼原因造成上面所指出的三個順差？在文章的開頭，秦暉引用了鄧小平的原話。1992年開始第二波改革，鄧小平談到中國改革經驗時就認為：現存體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幹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也就是說，「中國奇蹟」的出現是在中國共產黨專制獨裁的統治下形成的，只顧GDP的發展，不顧中國百姓的生活福利和社會保障。從歷史上來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蘇聯在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的專制獨裁統治下，極力剝削和壓?蘇聯農民，獲得發展工業化的資金，高速度的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創造了「蘇聯奇蹟」。但是這種「奇蹟」沒有保留下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瓦解消失了。「奇蹟」有什麼用呢？我深信，「中國奇蹟」 也不會保留下來，因為它的根基太淺，是泡沫化的「奇蹟」。

伍凡：第二個原因在秦暉的文章中表明：「十五年來，中國藉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轉軌國家疲於應付的各階層頻繁博弈的「拖累」，實現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積累」。秦暉所欣賞的藉助鐵腕體制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出現了如下的景象：「外國人一到中國來就說中國工人多麼聽話，土地可以隨便圈，工人可以隨便使，資源環境也可以隨便弄，沒有國外那些NGO在那??o亂，整個過程使得中國在全球化中成為一個資本吸納機器，又成為一個商品輸出機器」。可見，中國工人的工資低下，掠奪農民的土地，無償地破壞中國的生態環保。這就是秦輝所欣賞的優點，藉助鐵腕體制強行霸佔老百姓的利益，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也就是中國是在「低人權」、「低福利」的條件下發展經濟，被秦暉稱之為「北京共識」，具有難以模仿的優點。

草庵：而事實上，中共獨裁統治主導下的以GDP為目標的經濟發展，是付出了極大的社會成本。政府稅收以每年30%的增長率在增加，超過了 GDP增長率的3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估計，中國稅收是4萬9000億元左右，行政收費大概1萬6600多億元，國土資源部土地出讓、礦產權拍賣去年達到1萬3000 億元，今年的土地收入大概是1萬2000億元，煙草公司上交2000多億元的利潤，再加上賣彩票的收入，估計全部收入在9萬億元以上，佔整個國民生產總值 36%。中共政權是全世界花費成本最高的政府。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1,000億美元，大約是GDP的5.8%。從表面上看，被看為「中國奇蹟」的表面GDP長期增長，但實際上真正的、有效的、有功的、綠色的GDP也只是表面GDP的一半而己。這些數據表明了中國的「奇蹟」，在秦暉的文章中是沒有提到的。

伍凡：我們現在來看陳志武教授的觀點。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和幾年前楊小凱跟林毅夫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爭論有關。中國通過「改革」（市場化、私有化）和「開放」充分利用了後發的「優勢」部份所致。特別要強調，僅僅「改革」和「開放」是難以造成這些成就的，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是私有市場經濟（所以，那時不需要做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開放」（儘管晚清是被迫「開放」），可是那時的「改革開放」沒有產生這種經濟成功。另外，單憑中國人的勤勞不足以產生這種經濟成就，因為不只是今天的中國人才勤勞，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也照樣勤勞，所以，勤勞是必要的、是起點，可是，單靠勤勞創造不出奇蹟。如果說今天的成功是因為「人多力量大」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也站不住腳，原因是 1830年時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佔五分之一。客觀講，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於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說機遇來自於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在於讓中國加入了起源於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後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於這種「便車」已經存在。

草庵：實際上，從改革開放 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跟林毅夫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爭論。「後發優勢」指的是後發展的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裏借鑒、不用重複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這即為優勢。而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後發展國家可以輕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經濟，所以，後發國家會缺乏動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於濟發展來得太輕鬆、能以技術替代制度變革，就沒動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於長久發展的變革，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後發便利反成了「劣勢」。目前中國是現狀正是落入了「後發劣勢」的困境。

伍凡：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然而，從 1880年到 2000年，這短短120年裡，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兩千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這種發展發生在中國之外，在中國積極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國捲入，但中國要麼拒絕、要麼不情願地介入。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拒絕加入世界潮流，強迫中國百姓過得一窮二白的日子。

草庵：從19世紀到20世紀，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發展？到1880年，工業革命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全面進入新的高潮，特別是從那以後，電氣技術、汽車技術、飛機技術、電話技術相繼出現，1940年代後又出現電腦和互聯網，生產技術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根本性突破。工業製造技術越來越成熟，使其跨國界移植不成問題，而交通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這種跨國移植又變得可行。這些發展從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後發生飛速增長。這是中國在1978年開放國門，推行「改革開放」即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這種工業革命背景就不會有中國的成就。

伍凡：從技術發展角度講，晚清時候的中國不可能出現過去30年這種經濟增長，民國時期也不可能。第二，從國際秩序變遷角度看，情況也如此。 1914年之前，全球貿易體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軍實力為基礎，你沒有海軍勢力，你就不能發展世際貿易。連當年的跨國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軍。換句話說，晚清政府即使想把當時的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也不可能，因為先要有自己強大的海軍。但是，二戰之後，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規則為主體，今天美國的跨國公司要有許多律師，而不需要養龐大的軍隊。這也就是為什麼1978年鄧小平說讓中國改革開放，在中國沒有強大海軍的情況下，馬上就可以開展國際貿易。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維繫全球貿易秩序和產權秩序靠的是規則，而不是靠炮艦武力。於是，即使沒有強大海軍，也不妨礙中國從事大規模對外貿易，讓中國變為世界工廠。

草庵：在討論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時候，往往只把注意力關注在中國的縱向發展上，看今天的中國跟過去比怎樣，這樣當然看到奇蹟。但是，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過去150年的發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橫向比較，並考慮到同期間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國際秩序狀況，我們會發現，過去30年的發展於其說是中國的奇蹟，還不如說是世界帶來的奇蹟。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蹟，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厲害。

伍凡：越是往後才加入全球貿易、資本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技術行業的國家，在增長速度方面就越有優勢。到目前，中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對科技創新的貢獻、對建立並維繫世界秩序的貢獻卻很少，低於五分之一，但，這些並沒妨礙中國利用別人建立的技術和世界秩序發展。所以，「後發優勢」實在太強了，以至於變成了「劣勢」！正因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產生錯覺，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沒有、國有經濟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預少不少、對權力有無實質性制衡，都不重要，因為反正經濟能快速發展。甚至還推出所謂的「北京共識」。得出「北京共識」這一結論本身就足以說明「後發劣勢」的嚴重性。

草庵：那些成熟的工業技術以及全球化給中國等後發國家帶來的增長勢頭是這麼強，是這麼勢不可擋，以至於在人們還不完全清楚為什麼的情況下中國增長的奇蹟就已發生了，以至於讓「北京共識」者下結論說經濟發展跟產權制度無關、跟體制改革無關、跟私有還是公有無關、跟民主無關。他們沒有意識到，模仿對於一個處於初期的後發國家來說的確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國經濟自身持續內生出增長的推動力，僅僅模仿是不夠的。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製造來增長經濟，國有企業或許也行，過去這些年的現實表現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再依賴出口市場帶動了，實際上今後的出口市場空間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無限地拓展了，必須靠內需、靠內生的增長動力。而國有制從本質上在抑制中國內需的增長。在今天的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是誰？是國家，具體講，是國資委和財政部。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極少部份，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結構。社會中的貧富差距的確在擴大，但國家與民間之間的貧富差距以遠遠更誇張的速度在擴大。

伍凡：最近對郎鹹平教授作為一次演講，他的演講中提出一個事實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加入國際市場，在整個國際生產的鏈條中，中國處於最末端的生產組裝位置，這是中國「後發優勢」所決定的，引進外國的低檔次技術和資本，中國形成了一個世界加工廠。「那就是你在整條國際分工的產業鏈上，你被定位在了價值最低的製造業。我請在座各位，你千萬不要再認為中國是製造業大國。這是個錯誤的思維。真正的製造業大國不是中國，是誰？是美國。它只是把整個製造業產業鏈裡面價值最差的部份給我們中國人做，這就是我們目前在幹的事。我以芭比娃娃為例，芭比娃娃在去年和中國產生了嚴重的貿易糾紛。各位知不知道在美國市場沃爾瑪9.99元美金芭比娃娃，中國的出廠價是多少？1元美金。」

草庵：那麼剩下的9美金是誰創造的？就是產品設計、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零售等大物流環境所創造的9塊錢的價值。中國創造多少呢？創造1塊錢價值。那就是產業鏈的定位。整條10塊錢的產業鏈，1塊錢是製造業、9塊錢是產品設計等軟環節，1塊錢是硬環節。目前，中國的經濟生產模式在全世界已生產聯中間處一個最不利的地位，這也是「後發優勢」變成了「後發劣勢」，是不願意進行制度和體制的改革所造成的結果。

伍凡：目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中國兩會期間出台的一個「中國製造競爭力」的調查報告，已由一些中國媒體作了簡單報導。54％接受調查的在華跨國公司認為，中國相對與其它低工資國家正在喪失競爭力。因此，有約五分之一的在華跨國企業打算撤出中國，在今後幾年內遷往印度、越南等地，而且這個數字達到了20％，。台灣企業和韓國企業等正在大舉撤離中國大陸。現在，美國這個調查報告顯示，美國、西歐和日本企業同樣有這個動向。這些跨國企業之所以要告別中國，原因一是中國的貨幣人民幣太強了，二是中國的工資成本在上升。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數字顯示，中國2月份的貿易盈餘從去年2月的237億美元下降到86億美元，同比下降了63%，是將近一年來的首次下跌。中國產品向國際市場出口的增長速度進一步受到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引起的蕭條的衝擊會繼續一段時間。所以，在這種時候，中國經濟以後怎麼樣增長，就業水平怎麼樣保持不出現惡化，這些最後都會涉及到中國社會的穩定以及整個經濟形勢。可見，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勢頭已經到了轉折的關頭，他不可能永遠長期增長上去，受到世界市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金融呆帳等等因素的制約，必將走下坡路。

草庵：上面我們對三位教授的的文章和講話的簡單分析中，可以明顯地看到，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雖然有一些成就，但卻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這些嚴重的後果正在逐漸地擴大和加深，如果不改變「後發優勢」的觀念，不進行體制和制度的改革，中國將永遠處於落後的「世界加工廠」的地位。如果要說什麼「中國奇蹟」的話，那就是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生態環境的不可逆轉的破壞，大多數百姓的教育和醫療等社會保險得不到保障。所有這些嚴重的後果將在今年明年後年充分地暴露，將會引起社會的大動盪。我們今天的討論就到此為止，再見。

伍凡：再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