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中國的「出身歧視」及演化
【大紀元2月25日訊】過去的中國升學考試有過”出身歧視”，現在招公務員的”非黨歧視”是其演化的結果，有相似，不同在於前者隱蔽，後者公開。
（一）對”黑五類”子女的”出身歧視”
在人類歷史上的”出身歧視”，多發生在共產極權國家，是針對對 “剝削階級”及其子女的歧視。這種歧視以後發展成階級滅絕，在中國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就一度消滅了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和資產階級。在中國反對”歧視”的人很多成了”反革命”、 “壞分子”、”右派份子”。於是在中國專政對象就擴大成為”地、富、反、壞、右”，又叫”黑五類”。
從1957年反右之後，”黑五類”子女受到的歧視，包括升學、就業、當兵（填寫的申報表中有一欄是”出身”即”家庭出身”）。”出身歧視”曾經傷害過很多青、少年，當時有些”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自暴自棄，形成社會問題，當局只得提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便改造，減少反抗。
“文革”開始，大學停止招生，在這之前的高考，中央都有針對家庭出身的歧視性規定，”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子女遭遇”不宜錄取” “降格錄取”。把很多品學兼優的學生排斥在大學門外。
（二）當時”不宜錄取”遍及全國
1949年之後在土改中剝奪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出現了大量的侵犯地主、富農人身權利的現象，1957的打了55萬右派。從此之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受到各種歧視。對這種歧視常有所聞，我的朋友李昌玉就認識一個姓任的，該人地主家庭出身，品學兼優，1958年沒考上大學，他不服氣，一直考了8年，直到文革開始停止大學生招生才作罷。後來知道是因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被錄取，八年的光陰就這樣白白地浪費掉了。
最近看到袁劍平發表在《炎黃春秋》上的文章《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的回憶》（注一），該文集中了很多事例和數字。記錄了”黑五類”子女在升學中遇到的歧視，現摘錄如下：
“……受傷害的也不單是高中生，連初中生也因同樣的緣故剝奪了上高中的資格；而且這樣做並非一年。文革初期開封某中學檔案室被撬，學生們發現正要參加高考的66屆應屆畢業生的政審檔案，……證實了直到 1966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仍在執行，只是因為”文革”突起導致高考中斷，才悄然止息。經查檔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 6．1％。自1958年至 1966年，8年裡全國遭”不宜錄取””降格錄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問老天才能知道。”（注一）
（三）高考錄取黑箱作業，貫徹”出身歧視”
1949年之後中共掌權，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階級鬥爭服務，於是高考、升高中的錄取工作都實行黑箱作業，對”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子女進行歧視性篩選，通過政治審查，分別不同情況，定出了四個規格。一為”不宜錄取”，二為”降格錄取”，三為”可錄取一般專業”，四為”可錄取機密專業”，要根據政審定出考生屬哪一類。定為”不宜錄取”者考試成績再好也進不了大學。這種歧視傷害了眾多的無辜青少年。作者袁劍平在文中舉出了大量事例。
“江雪，1954年從入朝志願軍退役經考試插班到育才中學初二，始終保持門門功課 5分的優異成績。被保送入高中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小說 ，又是校學生會副主席 、團支書，還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團幹部”，1959年高考時，江雪對自己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都是很自信的，報了北大、北師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這樣的信：”由於招生名額有限，今年你未被錄取”。後來，江雪才知道自己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而落榜 ，並獲悉在 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績都在 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兩人，江雪分數最高。當時有八所大學都想錄取這位’省文科狀元’，可是均在’不宜錄取’政策面前望而卻步。”
“獲得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的作品《胡楊淚》記述的主人翁錢宗仁也是一位不宜錄取者。錢 1963年在湖南參加高考時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華要錄取他，因家庭出身問題 ，他所在的公社不給檔案。1964年他第二次參加高考，被哈爾濱工業大學錄取，3個月後，因公社書記多次到學校逼迫，迫使學校將其退學。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參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報考。錢宗仁被迫到新疆謀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學數學。1984年《胡楊淚》一文發表後，錢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改行到《人民日報》當記者，正當他準備大幹一場時，卻被診斷出已是肝癌晚期，於 1985年l0月 1日凌晨去世 ，年僅 4l歲。”
（四）右派子女遇到的歧視
1957年55萬知識份子被打”右派” “黑五類”，在以後的22年裡，不但”右派”本人受到摧殘、專政，而且株連子女，他們在高考中多被列為”不宜錄取”，據袁文介紹：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9月出版的《荊棘路》中收錄了著名劇作家吳祖光的幾篇文章，他談到自己因鳴放而被打成’右派’後的悲慘遭遇 ：’什麼反右、批判、檢查、勞動我們都經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妻子、子女……再說我們 3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剛去近郊農村’鍛練 ‘，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 作了7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 70華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 ，競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只能留在家裏……。’吳老在這裡記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兒。我的一位中學老師夫妻二人曾帶過一個業餘班 ，裡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學生，這些學生不能升學更不能進工廠。老師說他們都很刻苦，既愛學習，又能幹活，良好的學風、艱苦的環境讓他們夫妻至今難忘。”
集作家、畫家、藝術家於一身的馮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錄取”者。在接受台灣作家施叔青的採訪時，馮說 ：”我 1961年高中畢業 ，考中央美術學院，我出身不好，複試完了，教師告訴我：你願不願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畫系?’我說：’願意。’最後我沒有被錄取，原因是我出身資本家的家庭……”(《文壇反思與前瞻》，新加坡，明創出版社，1989年)
（五）遇羅克遭遇”不宜錄取”
遇羅克是”文革”中反對”出身歧視”的英雄人物，他寫了”出身論”，後來被判死刑，他自己也有”不宜錄取”的經歷。
“遇羅克 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幾個工人的小廠老闆，遇羅克因此成為資本家出身。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參加高考時落榜。之後，他主動報名到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當農業工人。1962年遇羅克又參加了高考，北師大準備錄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隊卻堅決不給檔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問題”。結果，他再次名落孫山。”。
（六）孫中山的孫女也不能倖免
袁文介紹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在《我的祖父孫中山》的後記中記述：”1955年 ，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 90分以上 ，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孫穗芳的回憶表明 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類似的政審條件。只不過 1958年以後政審涉及的內容更多了而已。”
（七）關於”降格錄取”
降格錄取的典型是考生呂延梅她”初中時是’全5分’學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雖出身富農，但自恃學習成績優秀，報了北京大學數學系。他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信封右下角印著北京大學四個字，但被藍水鋼筆劃掉 ，改寫成’開封師範學院’，又被用鋼筆劃掉，最終改定為’開封師範專科學校’。開封師專屬兩年制大專。呂延梅雖被該校錄取，上的卻是一年制的數學短訓班，這種短訓班不算學歷。從北京大學一降再降，落到師專一年制短訓班，呂延梅可謂1959年高考’降格錄取’的典型。”（注一）
（八）”出身歧視”與”非黨歧視”的異同
” 出身歧視”與”非黨歧視”都是侵犯人權，但是”文革”前歧視”黑五類”子女是通過黑箱操作，即由黨務工作者對學生做政審核查，確定誰是”不宜錄取”，但不公佈，很多人並不知情，包括考生本人，這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在高考前，懷著美好的理想，拚力準備，其實他們的命運早已被政審人員決定；直到最後名落孫山，他們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有人還懷疑自己是臨場沒發揮好，很少有人想到他們考不上大學是因為他們的父輩是右派，是地主、富農。善良的人們往往不會想到當權者事先就決定了他們”不宜錄取”的命運。
人們要問：既然事先定下了考生們的命運，為什麼考前不告訴考生？不是可以省了他們備考的忙碌、等待發榜的焦慮和對未錄取原因的猜疑嗎？但是當局卻絲毫不考慮人權的侵犯和考生及家人的愁苦，當時上層公開的宣傳仍是：”家庭問題是有成份論，不准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而實行矇蔽的政策。當局為了保持自身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而採取黑箱操作業。”
回顧過去50年的歷史，當局從五十年代 “出身歧視”演化到現在公開的”非黨歧視”，都是嚴重侵犯人權，前者是隱蔽的黑箱作業，後者卻是明目張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進行。這說明當局在踐踏人權方面因為沒有遇到有力的反抗，因而更加肆無忌憚，我們對此不該保持沉默。
我們理應爭取徹底廢除人權歧視，廢除”非黨歧視”。@
注一：《炎黃春秋》2007年第六期
2008年2月25日孫文廣於山東大學（0531－88365021，13655317356）(//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