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0日訊】二○○○年的五月七日在鄭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歲的張申細言慢語地向我講了他的歷史和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經過，他的老部下74歲的周化民在一邊聽著，有些是他們共同的經歷。
張申，1953年後任中共開開封地委書記，是焦裕祿的老領導，離休前任河南省委秘書長；周化民在一九五八年任開封地委工業部部長，一九六五年任蘭考縣委書記。離休前任商丘地委副書記。
下面是訪談實錄。
張申：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陳留與鄭州地委合併，紀念七一黨的生日那天，正式辦公。周化民調來陳留是1951年春，在地委宣傳部任幹事，後到地委辦公室；合併成鄭州地委，成立了工業部，周化民任秘書，焦裕祿在陳留地委當團地委宣傳部長，我兼團地委書記。
周化民在這時和焦裕祿便是同志、同事、戰友了。
(周化民插話：當時焦裕祿還為我介紹過對象哩，後來，沒有談成)。
一九五二年冬，焦裕祿任團地委副書記了。
一九五三年，我擔任鄭州地委副書記，住滎陽。1954年河南省政府從開封遷到鄭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鄭州地委改名開封地委，原地委書記張健民調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我繼任開封地委書記。
‧從我當了地委書記就失去了平靜的日子。
原來農村合作化工作比較順利，一九五三年，頗受毛澤東賞識、被稱為「農民運動專家」的鄧子恢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他是『農民化的知識分子』，對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有獨到的認識，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堅持群眾自願入社的原則，步驟要穩；合作社規模宜小些，不同地區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農村合作社不僅要發展，更要鞏固。
從我實際工作中體會，這是正確的。
可我錯了！毛主席開始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就實現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擔心。可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成了風頭人物，我不想當「小腳女人」也跟著跑吧，省委一些領導已認為我「右」了。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想游黃河，到了蘭考東壩頭，省裡史向生陪著，到蘭考，也讓我上了專列，蘭考縣委書記程約俊同時上車，拿來蘭考出的西瓜、葡萄讓主席嘗。
我上車，見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國呢。
毛主席要在這兒游泳，羅瑞卿考慮安全，沒有同意，便從這兒去了商丘。
這之後便是我領豫東幾十萬人到鞏縣、密縣去大煉鋼鐵。
周化民插話：一九五八年，黨中央提出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為在三個五年計劃中進入共產主義大幹特幹，「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上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以糧為綱」的口號，要求在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以內達到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糧食產量指標。工業提出「以鋼為綱」，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內提前實現原定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目標。高指標就帶來高估產，還得有高幹勁，人們提出口號：
「眼熬爛，腿跑斷，連軸轉，活著幹，死了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棵紅薯拖蘇聯，六億人民吃不完」「腳蹬地球手托天，要把產量翻幾翻！」
當時頭腦發熱到了極點呀！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人民公社全國第一個叫嵖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陽。……
張申：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裏營人民公社視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還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國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到處辦食堂供給制，吃飯不要錢，過的是「共產主義」生活。我去東北黑龍江參觀，看到有「無人售飯處」、「無人售貨處」；到處放衛星，發「號外」，捷報滿天飛。強迫農民說謊話，報高產量。通許練城公社常莊有個五十多歲的老農叫常木林，過去給地主當長工，他對本村回家探親的杞縣老縣長說：「現在逼著叫報產量，報不了還得挨打，一說就是黨中央的決定。*「黨中央」這個人恁壞，我不相信，連毛主席也管不了這個『黨中央』！」他是個老實農民，把『黨中央』誤認為是個人了。
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當時叫「五風」，全國都刮，而屬河南最嚴重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黨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擴大會議，決定一九五八年鋼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翻，達到1070萬噸。「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當時開封地區西部5縣是山區，都有些鐵礦石，可以煉鐵。我當時兼任地委大辦鋼鐵辦公室主任，要到煉鋼鐵前線去，我去參加省的大辦鋼鐵會，省委書記問：張申到了沒有？你回去告訴他，書記要掛帥上……
張申點頭說是，張申接著說下去：我掛帥，坐鎮前線指揮部，各縣委書記也都既掛帥又出徵了。按省委指示，開封地區動員35萬人到鞏縣、登封、密縣、新鄭、滎陽西5縣就地安排，組成各級指揮部，人山人海，人們自帶行李，推小車、帶口糧，沒有煤，就砍樹、運樹。建小高爐需要頭髮，便讓女孩子剪辮子，小女孩剪了辮子就哭。高爐需要引鐵，便把群眾家的鍋、門鎖……全砸了。那場面也真壯觀，白天人海如潮，夜間一片燈火。不管是山區、丘陵、城鄉上下，大小煉鐵爐，一個個，一片片，長型的，方型的到處皆是，一眼望不到邊。長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爐。小的是木製風箱爐。當時叫「小土群」(小爐、土法、群眾運動)，都是高溫作業，炎天暑熱，汗水和煙塵，每個人臉黑黝黝積滿灰塵，很熟的人見面都不認識了。
登封當時是全省大辦鋼鐵的「先進縣」。這是從除「四害」(蒼蠅、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衛生開始的。河南日報登照片，叫農民為驢刷牙，帶上口罩，讓人啼笑皆非。
張申：登封在大辦鋼鐵前，曾用土法煉過鐵，這時，登封成了典型，全國都來參觀，哲學家艾思奇也來過。他下放到這兒掛職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是蔡振中。蔡振中虛報產量，搞形式主義，我批評他，他不吭氣，省委楊玨說我：不要批評他，要引導他。由登封提出四無縣後，他讓群眾在廁所裡刨蛆，打蒼蠅，給牲口、羊刷牙……省裡以此典型推廣搞四無專區。我不讚成不行，少數服從多數，地委的領導都同意，我沒辦法。毛主席來河南搞農業40條，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問說：三年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當初潘復生是省委第一書記，說他右傾，因為他不許說謊，弄虛作假，吳芝圃去北京開會匯報，經鄧小平批准，在北京開始批判潘復生；以後全省開始批潘(復生)楊(玨)王(庭棟)，吳芝圃當了書記，就更左了。
五八年冬天，大煉鋼鐵進行不下去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區建制併入開封地區，原開封地區西部5縣劃入鄭州市，新開封地區共轄21個縣，1100多萬人口，我任地委第二書記。
一九五八年冬，糧食沒有了。那年糧食豐產沒豐收，浪費驚人。商丘就更為嚴重，這情況上邊還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鄲城還開糧食豐收現場會，是「反瞞產」。可我看到大大的糧食囤，只在上頭有一層糧食，下邊全是麥秸、麥糠呵，可「反瞞產」卻越反越歷害。
這年新年以後開始餓死人了。
周化民：商丘地區五風嚴重，原地區專員任秀鐸和地委組織部長馬振藻兩人一同指揮開挖「潘口水庫」，毀滅了幾十個村莊，組織男女勞力幾萬人，在數九寒天挖此水庫，還組織幾十個女孩子參加「秧歌隊」扭秧歌，穿著裙子跳舞。大批莊稼被毀，大塊土地荒蕪，生活極端困難，勞動強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一九五八年，他們在商丘北郊挖了個「東風湖」，是馬振藻帶著醫護人員、設計人員到蘇州、杭州參觀回來後親自指揮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橋和假山。三九天裡，北風刺骨，馬振藻住在離「東風湖」不遠的醫院裡療養，逼著機關幹部、工人、農民，跳到齊腰的水裡，挖湖抬泥，結果也餓死、凍死、累死一些人……
張申：這年冬天，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老百姓說著哭：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裡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裡有個小缸，淹著一缸肉，問：是什麼肉哩，狗肉？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水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他們驅車直奔省委，報告給吳芝圃；吳大驚。以後為河南餓死幾百萬人，做了檢討。
我想說一點真話，講了點真實情況，還沒敢說多嚴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那時，我是分管工業的地委第二書記。
一九五九年八月……
周化民的敘述，比張申本人記得具體。
一九五九上八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工業會議，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業的書記和工業部長參加。我和當時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同志出席了會議。會議本來是研究如何組織工業大躍進問題，但後來變成「反右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務書記主持會議，說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實反映一下大躍進中的缺點和問題、困難，對省委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對當前形勢有什麼看法也可以講……
參加會議同志都經歷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餘悸，但聽省委領導啟發，也便你一言我一語的提了一些問題，說了一些看法、意見和建議。張申同志比較系統而如實地作了概括發言，我記得你發言內容大概是：上去幾十萬人大辦鋼鐵，也煉出了些鐵，但質量不高，問題很多。平原群眾到山區很不習慣，不斷發生逃跑，有幾個群眾逃跑時掉進水庫淹死了；賠錢很多，我們財政上也解決不了，要求省委給我們彌補一些。
農業形勢本來很好，但像去年(一九五八年)一樣，豐產了沒有豐收，糧食浪費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時間就發展為公社化了。步子要穩些就好了。……
在張申說到大辦鋼鐵時，我補充了許多事例，來說明其中的問題和困難。因為我瞭解具體問題很多。如鋼鐵產量有不少浮誇虛報問題，我舉例說登封縣「衛星號外」是假的，是將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剝離，根本就沒有往下挖，更沒有見煤，就報成產量發出「衛星號外」了。鐵的質量很差，中央物資部來一處長調我們的鋼鐵，我把他帶到登封縣現場一看，他嘴裡不敢說是鐵的質量差，有因顧慮怕說是「右傾」，但拒絕按計劃調撥……我還談到大辦鋼鐵中有許多問題……
當時我們住在省軍區紫荊山賓館開會。我們發言後的第二天下午三時許，一位副省長和一位省委副秘書長來到我們駐地。我當時想，他倆準是來參加我們小組討論的。張申同志是討論小組召集人。張申拿錢買了西瓜，切開了，讓他倆吃，他倆拒而不吃，態度非常嚴肅。
副省長說：「省委派我們二人來，是找張申談話的。省委認為張申昨天的發言，有很多錯誤，實際上是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態度問題。省委決定：明天下午，張申同志要做檢討，地點在省委北院禮堂。」說後他倆便離開了。
小組討論會上像突然一顆定時炸彈爆炸一樣，把大家炸得一句話也沒有了。半天，鴉雀無聲。
張申說：「檢討吧！我們得去做準備。」
說罷即和我一起離開了會議，回到了宿舍。
這對我們都是晴天霹靂，思想非常緊張，又從內心裡想不通。我對張申說：「你的發言，我的補充，都是事實。就是這樣，我們思想還不夠解放，還有許多問題，未講出來哩！咱們還要不要實事求是？省委讓你檢討，我思想不通。」
張申沉思一會兒，說：「不要再講別的了，我們一起商量怎樣寫檢討吧！」
我說：「我思想亂極了，說不出什麼意見。」
張申要我平靜一下。我們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湊，由張申執筆，總算搞出了一個「檢討」。
第二天下午，天氣燥熱，像憋著一場暴雨。
在省委北院禮堂召開了省直機關各單位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幹部大會，人很多，座無虛席，人們亂問：開啥會呀？不知道，打聽幹啥，一會兒還不知道呀……
張申到禮堂後邊去了。
省委常務書記，二把手楊蔚屏主持會議，他開板便說：「今天召開這個會議，是安排開封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做檢討，他有『大煉鋼鐵得不償失論』(乖乖，還有『論』哩！)，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錯誤言論，下面由張申做檢討。」
張申上臺做檢討，他講了些思想情況，承認思想「右傾」，承認發言中有錯誤，他講到犯錯誤的階級根源時說：
「我是信陽人，出身於小土地出租者，這是小資產階級思劣根性在黨內的反映……」
主持會議的楊蔚屏立即打斷說：「張申，你把那個『小』字給勾嘍！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會議情緒異常緊張，消沉，誰也想不到要開這樣的會議，有不少人心裡和張申講的一樣，只要不是瞎子誰看不見？
張申講完，楊蔚屏便讓各地市發言批判，看來批判的人思想也認識不上去，水準不高，都是軟綿綿的。
會議有些冷場。
這時，新鄉市委副書記劉義發言了，他情緒高昂，措詞激烈，他說：「我認為張申的錯誤是屬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參加會議的人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交頭接耳起來，我更接受不了，我想，只有像陳獨秀、李立三那樣的領導人才能犯機會主義錯誤，其他人怎會犯機會主義錯誤呢？張申同志不過說了點具體意見和看法呀！令我吃驚的是：主持會議的楊蔚屏站起來為這話鼓掌，但此時，會場上響應鼓掌的稀稀落落，楊蔚屏生氣了，又站起來批評說：「你們怎麼不鼓掌啊？」
下邊才又有一點稀稀落落的掌聲。
主持人楊蔚屏做總結講話，他說：「現在正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給毛主席上了萬言書，他跳出來了，反對大辦鋼鐵，說：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他反對人民公社，說『辦早了，辦糟了』；他反對大躍進，說這都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還有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黃克誠(總參謀長)、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等人組織了一個所謂軍事俱樂部，就是反黨集團，反對三面紅旗，倡狂向黨進攻。中央這次會議正批判他們！張申的思想和彭德懷一樣，也是大辦鋼鐵得不償失論，和彭德懷遙相呼應。張申也反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是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要堅決與張申劃清界限，鬥爭到底……」，並說：「這次會議，到此結束，各地市領導回去，都要按省委佈置開展反右傾運動。」
這次工業會議就這樣宣告結束了。
從省裡開會回來後，省委立即派書記處書記李立，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張健民到開封地委做陣，親抓反右傾運動。將開封地區的反右傾作為全省的典型，首先從張申的「右傾」開刀，批判張申，是在地直機關召開各部門負責幹部會議，組織對張申的揭發檢舉，接著是批判鬥爭。再接著就是批判續凱(副專員)、楊體澤(副專員)、王向明(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傾」。
第十三天，地委副書記耿化武找我談話：「你是和張申一塊去開會的，在開會時，你和張申一唱一和，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你比張申說得還具體、思想比張申還頑固，經地委研究決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職反省，老實交待，徹底揭發檢舉張申，接受批判鬥爭，爭取從寬處理。從此後，在地委機關工業交通系統召開大會，對我進行無數次批判鬥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莫須有」罪應有盡有，特別令人不服和憎恨的是：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私設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機關盛行。
廬山會議沒開完，就把張申和我揪出來了。九月份開省三級幹部會，批得更厲害了，開封地委二十一個縣，批了我們半個多月，回地區*流批，上掛下聯。商丘地區劃過來的人批開封地區人最來勁，80%以上的科室頭頭都受批判了。
農業系統批判鬥爭農業局一位劉副局長，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來的一個他認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東老家去，但是說路遠，由那人給他回商丘解決路費問題。當他倆化裝於夜間到達商丘火車站時，那人竟跑到開封地委駐商丘辦事處向地委組織部長馬振藻報告，把他出賣了！結果把他帶回開封，更加嚴刑拷打，追問劉到底想往哪裡跑的，劉個性很強，想著要是到監獄裡也可能更好點，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說：「我不敢說。」經一再追問、拷打，他才說：「我是要往台灣跑的。」
打人兇手又追問：「你到台灣想找誰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蔣介石去的。」
「你和蔣介石是什麼關係？」
「我在參加工作前，參加過蔣介石的訓練班，聽過他講課。」
打手們如獲至寶，想這下可抓住一條大魚，急忙向上級匯報。誰知經上級領導分析，認為這全是假話：因為劉副局長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幹部，根本和蔣介石不沾邊兒。以後又批他不老實，本來他想編個瞎話，弄到監獄去少挨打，結果弄巧成拙，打他反而更厲害了！
對我批判鬥爭，也來回搖我，讓我站中間，推過來推過去的，可就是沒有挨打，好讓我奇怪！就連張申同志也被打個鼻青臉腫，一塌糊塗。被鬥的人無一倖免，為什麼不打我？這是難解之謎。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平反以後，一位負責抓運動的人才對我破了謎：原來是準備狠狠打你的，因為你思想很頑固，你年輕，身體好，也經得住狠打。可就在這時，省委派來第一書記李玉亭，有人說，他是你愛人李韻傑的親哥哥，所以未敢打你！
原來如此！
從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年三月，約半年的時間，對我進行批判鬥爭，多少場次則不計其數，而且還有人看管，當然沒有什麼人身自由……
一九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共開封地委監察委員會在「對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處分決定」上批示：
地委常委一九六○年元月三十一日批准，劃周化民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地委工業部副部長職務，工資待遇降兩級。
細心一點，你會看出：工業部黨支部對我做出處分決定是一九六○年二月八日，我簽屬意見是二月二十五日，而地委常委批準是在元月三十一日，這是先定性質、戴帽子，作出組織處理，而後才走形式，開支部大會討論「一致同意」的，哪還有一些黨內民主？這也嚴重踐踏了黨章呵！當時，我還敢說嗎？我只能同意，只有兩點意見說明一下。
1.我不記得誣衊毛主席，說過「毛主席這老頭腦子也熱了」這句話。
2.「任務提的太大，千斤擔子壓下來，壓的下邊幹部硬著頭皮頂住，為了怕反右傾，看領導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說是能完成，這樣把人們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這段話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傳達中央批轉雲南省委檔上說的。當然我的思想當時可能是錯的。」
批鬥結束我在等待處理時，曾令我隨一個救災工作組到永城縣檢查災情，安排群眾生活。我們一行八人到永城後，縣委書記韓文明安排我們到縣委小灶吃飯，被我們拒絕了。這時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這個書記終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辦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著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勢的個人照片，看起來叫人噁心。
群眾生活如何？看來讓人萬分難過，不寒而慄！
當時永城縣六十萬人口，已活活餓死十萬之多，韓書記決定：不准群眾外流要飯，不準叫喊無糧無款，把群眾完全置於死地。他向我們封鎖消息，隱瞞實情，說永城群眾生活沒有問題，拒絕國家發放糧款。我們親眼在城北一個小村的小廟裡見有8個人餓死在那裡，回縣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認是永城人，說是安徽人到永城來餓死的！他瞪著眼說：「那是冒充我們永城人，給我抹黑！你們不要謊報災情！不要上當受騙！不要右傾！」
我頂著「右傾」帽子，回來還是如實報告了實情！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地委行政科長將我叫去，責令我：「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下放勞改要將「工作證」和「公費醫療證」一兩天內送到行政科，以後不能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
第二天我將兩個證明，將這兩件關係我的政治生命和身體健康的證件交給他了！
多麼殘酷的現實！
三月二十五日，通知我去鞏縣孝感鋼鐵廠勞動改造，整整一年零九個月……
想到此時，還有多少農村父老鄉親凍餓而死，這心裡的痛苦，遠比個人的痛苦更強烈，自己活著，還說什麼呢？……
張申，以沉重的聲音，慢慢地說，像是自語，我把身子離近他，把錄音放到他跟前。
……我被批鬥之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十級降到十二級，然後去杞縣付集農場勞動改造。
個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麼，最痛心的是：從此在黨內沒有了民主，不敢再說不同的意見，和五七年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再不敢說話一樣，整個國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災難，這才在我的家鄉信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因為說天大的謊言，造成天大的災難。
我的老父親夏佑銘是民主人士，原來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傾機會主義，他便回到了家鄉信陽，成了這事件的目睹者。一九六一年，我平反後，他又回到開封，是開封市文史館館員，民主人士開會，他提出信陽事件就激動不已：死的人到處都是啊！比我們解放信陽市打國民黨兵團司令張軫時兩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據當時統計，光信陽一地，餓死百姓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百姓，是可以活的！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一九五八年冬天，在發現問題後及時處理解決，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下令不許老百姓家裡冒炊煙，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餓死；那個楊蔚屏，還坐著轎上雞公山，見路邊死人卻不下來……這還是*員！
張申說到這兒，說不下去了，他眼裡含上了淚花，雖然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說來還歷歷在目，如在昨日！
我聽著，心裡很沉重，我向老周說：誰能詳細說說信陽事件嗎？我要寫謊言的悲劇，應該不忘這民族的大悲劇。
老周說：住在我樓上的是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已離休，他最瞭解。回去，我們去訪訪他，他也很願把這情況告訴別人，讓人們記住這段歷史……
回到開封，周化民先送給我一本剪帖報紙，是在一九九八年河南《大河報》連載三十九次的康健的紀實文字《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真實記述這歷史的悲劇和教訓。這文章所記正好和我採訪人所講的事實對照。
老周領我到了他的樓上，認識了原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姚學智，他已八十歲，身體好，腰板直挺，滿面紅光，說話膛音很大。他在一九四四年參加工作，當過「愚公移山」移動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學校長；戰爭年代在縣裡當秘書；一九五○年調到河南省委農民協會當秘書；土改結束，一九五一年省成立農委，一九五三年改為農村工作部，他當幹事；一九五五年任省委農村工作部生產處處長兼辦公室副主任。
姚學智的職務，使他親眼目睹、親自調查了河南信陽所發生的那場歷史大悲劇的前前後後…
提起那段往事，這位八十多歲老人記憶猶新。
姚學智：要說信陽地區餓死百姓事，得先說吹牛皮、放衛星，沒有說謊話、說天大的謊話之因，也就沒有餓死百萬人的惡果了。
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也就是在這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一天下午，管農業的副省長彭笑千、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趙定遠讓我去省政府談生產問題。我到後，見在遂平岈山人民公社蹲點的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手拿一把麥穗正匯報哩：「這是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的麥子，兩畝9分地畝產3800多斤哩，這千真萬確，沒有錯的！」
我聽到這數字大吃一驚：咱整天和農業打交道，平時一畝地麥200多斤就不錯，咋會冒出個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現吃驚，可誰也沒說「不信」！
趙定遠說：「老姚，你把趙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讓他寫個報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領趙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寫報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報告拿來交給了趙定遠副部長。副部長把報告交彭副省長。給河南日報總編一個電話，取走了報告，變成了鉛字。第二天，就在河南日報頭版頭條登出來了！
這就是全國放出的第一個小麥高產「衛星」。
「是啊！那時候有話不能說呀！」姚學智接著向我講當年的謊話成風的真實情況：
……那回甘肅省來請放7000斤衛星的西平縣郊區委去介紹經驗，讓先到省裡來談談，讓我去聽介紹。
你們匯報一下，咋打了這麼多小麥？
西平縣人說：「俺那麥子好哇！十四五個小夥子，一畝地割了三天才割完的。」
我說：我不信，就是伐大樹吧，十四五個小夥也伐不了三天，你們不能這麼介紹，說的太過，人家也就不信了。
那時還組織幹部下去驗收「衛星」哩！
一天聽完匯報，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趙定遠問我有什麼看法？
我說：人家咋說，我咋聽唄，我能有啥看法。
一九五八年秋天種麥，省委組織工作組，我是組長，去新鄉檢查生產。那時候到處檢查，我滿天飛哩。人們去大辦鋼鐵了，麥子種不上，越說謊話越要表揚，叫「氣可鼓不可洩」！大食堂的饅頭扔的到處都是。我問生產隊長：「這麼吃，能吃幾個月？」生產隊長說：「吃三個月。」「吃完後咋辦哪？」「有國家管哩，都要共產主義啦，還能叫餓著嗎？」
我到洛淵縣王屋公社，見縣委書記，我問：「你這勞力都大辦鋼鐵了，沒人種地，你還吃飯不吃飯？」
他不吭氣，後來，他小聲告訴我說：省裡點他的名字，我不去大辦鋼鐵，行嗎？
新鄉獲嘉縣委書記看到勞力情況嚴重，把大煉鋼鐵的勞力調回來了。地委書記把他叫去。問他為何這麼辦？他說：吃不上飯，不種地，吃鐵疙瘩能行嗎？地委書記讓他寫檢查，他說：中啊！只要讓老百姓吃上飯，咋讓我檢查都行啊！
這在當時可不容易呀！
上邊對河南的壓力也大。那時譚震林副總理在河南指揮，有事就讓我陪譚震林和錢正英。錢正英說：我們水準低，譚政委水準高。譚說：你們要一年實現水利化！共產主義很快就實現了，到那時天天喝牛奶、吃雞蛋……。
很多問題到一九五八年冬全露出來了。如真讓幹部說話，敢說真話，也不會繼續嚴重惡化；可人們不敢講真話。五七年說真話的成了右派，誰不清楚，到一九五九年，還有敢講真話的又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就全完了……
這樣，就出現了「信陽事件」……
天文數字的徵購糧，便是吹牛皮的代價。一九五八年夏、秋兩季的「糧」徵購，讓嵖岈山區的老百姓們大難臨頭，驚恐不安！遂平縣實際糧產2440萬斤，可下來的徵糧任務是9000萬斤。因為縣財政賬面上是100279萬斤，比去年增長3.1倍，實際與賬面上差距不啻是天文數字85879萬斤！
這能怪誰呢？這數字不是你們吹出來的嗎？產量人均糧食已達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給國家幹什麼？
這個9000萬斤的徵購指標是河南省委召開的徵購會議定的。省委書記吳芝圃主持會議說：今年全省糧食放了衛星，人均糧食超千斤，已向中央報了數，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揚。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糧食徵購，在徵購糧食中要大放「衛星」，加強領導、書記動手，政治掛帥，大辯論開路，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逼著縣委表態報高產量，規定不能低於畝產500斤。誰報低，路憲文便組織人辯論，這一鬥，把產量鬥上去了。縣委書記蔡中田和同來開會的人商量：報低了過不了關，報9000萬斤，說不定還過不了關哩。可把糧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說：先過今天這一關再說吧。
縣裡召開徵購會議，人們不發言，不表態。沈寨鄉一生產隊長叮囑開會來的會計沈萬治：「說少了對不起毛主席，說多了，老百姓就要餓掉牙，我看就實事求是報130斤的單產，可你去開會，弄不好挨辯論，不中，就往上多報點，150斤，再不中報160斤，只這三個數，不敢再長了。」可誰知沈萬治架不住折騰，一辯論，便胡說畝產512斤了，人問他：「開始為啥報哪麼低？」萬治鼻涕一把淚一把地說：「俺隊長交代的，不讓報太高。」
隊長在家聽到這消息，五尺高的漢子號淘大哭：「我*啊萬治，把我打成右傾不耐事，你讓老少爺們餓肚子可咋辦哪！」哭得像小孩子一樣，任誰也拉不起來。硬漢子也架不住辯論會，又怕打成右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別辯論我，叫咋報都中，誰報的高誰早過關。徵購會就這樣勝利結束，趕回家中，掀起徵購狂潮。
老百姓對付你的第一個辦法是千方百計「藏糧」其方法五花八門。
和興鄉十一分隊隊長吳國祥是硬漢子，會計問他咋辦，他說：「先留下種子和口糧，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務咋辦？他說：「天塌下來我頂著！讓老百姓餓肚子，沒門兒！」他硬是留下萬把斤種子和口糧，上級一次次催交糧，他只說沒有，上級急了眼帶找糧隊半夜裡偷襲進村，挖出存糧，把吳國祥五花大綁帶走了。他臨走對含淚的鄉親們說：老少爺兒們！我對不起你們啊！
天啊！是誰對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無奈，交糧摻假，把當年對付*的辦法都使出來了！
終於9000萬斤任務完成，家家戶戶家徒四壁，在縣大禮堂鞭炮齊鳴慶勝利時，老百姓啼飢號寒，搶地呼天！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嵖岈山食堂喝著越來越稀麵湯，人人臉上浮腫之時，沒想到遠在天邊的廬山開個什麼會，之後，莫名其妙開展反右傾運動，更使人心神不寧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開會。開始，人們互相打聽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麼犯這麼大錯誤，後來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誅之。小營大隊支書上去批判說：「彭德懷，你跟你拼了！你反黨，反毛主席，想幹啥？官那麼大了，還不知足，還想當真龍天子不成？那真龍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數的，你會當成了？」
可批判會總不熱鬧，幹部著急，便要每個小隊找出個「小彭德懷」來站在中間，聯繫實際。遂平縣委高度評價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隊幹部，莫名其妙被當成「小彭德懷」，鬥個鼻青臉腫；有458名群眾因偷吃牲口料被當小右派鬥。挨批鬥後還驚恐地問人：「什麼是『油牌』？我哪來『油牌』呢？」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髮連頭皮一塊撕下來，活活地打死！廬山會議後，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年七月上，信陽地區在反右傾追逼糧食中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一時間成了一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為這報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有鬥爭。地委書記路憲文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都非常怕說真情，報實數，去拚命封鎖消息，不讓說真話。
一九六○年，吳芝圃要到中央開會，組織人搞「五風」的材料，我是這個組的組長。通知信陽地委，找人配合。我到遂平，這兒離嵖岈山40裡，我馬上下去瞭解情況。晚上就接到信陽地委秘書長的電話，說地委領導在駐馬店參加縣委第一書記會哩，要我去到會上。我說：我剛下來，不想去了，我要在下邊摸摸情況。對方說：你要不參加得向省委請假。我只好去了，縣委書記蔡中田用車來接我。
到駐馬店，我和正陽縣委書記住一個房間，他說：「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邊餓死的人厲害得很哪，光正陽縣就死了幾萬啦……」
我回來問蔡中田：查岈山公社餓死多少人？他回答說：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問陳炳寅書記，他也回答：死300人，原來是縣裏佈置統一了口徑。
我是來搞「五風」材料，凡是省直在遂平蹲點的統統集中到嵖岈山公社來。讓他們談真情。省委副秘書長打來電話問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聽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說300人。
晚上，省紀檢委書記焦祖涵來電話也問我嵖岈山上倒底死多少人？我還是做如上回答。他說：一定要搞確實。
我看省委如此重視，我不能只聽匯報，要親自去調查。
我先到一個村，村幹部說：俺村就死二人，還是老頭，該死了。我出了隊辦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婦女，卻哭著訴說他家裡餓死人，這一統計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個村，也死了幾十個人。
這樣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專門叫各村支書來匯報死亡人數，可支書卻不在了！
縣委派宣傳部長郭樹志來到查岈山。他曾當過公社書記，還曾出國，和丹麥國王一起照了像，他放的很大，擺在辦公室牆上，在人們挨餓時，他躲在屋裡偷吃牛肉。群眾吃糠，大便下不來，見他把牛骨頭扔了，群眾去搶，好整些油出來，他不讓，把搶骨頭的人批鬥！就是這個人，我讓他寫死人情況，他一個字也沒寫出來。
這個公社的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裡烤著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著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檯上，叔叔報告了，公安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
我去調查，有兩個村已死絕了，屍體倒在街頭，沒人掩埋，真是慘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裡，向省領導做了匯報。先找到副秘書長王秉璋，他問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說：根據我獨自調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說：已給中央寫報告，報了300人，這咋辦？
在省常委會上，我匯報查岈山死人實情。
楊蔚屏感到問題嚴重，派管農業的副秘書長崔光華跟我一塊再去嵖岈山調查；讓我先寫個情況，由機要室列印了。把我寫的情況上報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縣委說：你換個地方吧，中南局來人了。第二天，中央來了陳正人、陶鑄、吳芝圃、李立副書記，從信陽乘大轎子車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裡。
陳正人問縣裡幹部：這個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說：一千多人。
陳正人說：工作組報告三千多人，怎麼回事？
這是指我寫的報告，倒底是誰寫假話，欺騙中央？我說召開全公社各村的貧下中農代表會，一個村一個村的報，就把死人的蓋子揭開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讓會議延長一天，把死的人名單拉出來，看著這厚厚一羅密密麻麻的父老鄉親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隱瞞真相的人還有什麼話說？
是啊！還有什麼話說，還狡辯什麼？
應該把害國害民的製造謊言的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我也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我的心頭像壓上千斤石頭一般沉重，不僅因為事實的悲慘，而是在於這真相沒有讓世人知曉，我們今日為餓死的千百萬農民祭奠，我們祭奠餓死的靈魂，從而共同思索：如何使謊言造成的悲劇不再發生！
（選自任彥芳著長篇紀實《焦裕祿身後紀實》2008版）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