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論中國苦難文學（上）
【大紀元2月1日訊】篇首語：理解一個時代首先要理解她的文學
一、「中國苦難文學」概念的提出——一個文學時代的主題
理解一個時代，首先要理解她的文學。
人是理性的動物，也是情感的存在。理性比情感更接近智慧；但情感比理性更接近人性的真實，更接近對美的迷戀——迷戀美是人的心靈的特權。
文學是情感之學。所以，理解文學就意味著在情感的範疇內理解人。那是一個深邃的範疇，她處於人性最敏感之處。
半個世紀之前，中國文學的命運就開始表述一個沉重的心靈悲劇。今天，已經到了歷史必須關注這個心靈悲劇的時刻。悲劇還沒有結束；悲劇仍在絕望地祈盼有自由的心靈為她獻祭。我相信，無論結局如何，當悲劇終於落幕的時候，整個人類都會靜靜地重新思考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開始一次關注並理解中國文學命運的思想進程。
文學的本質是自由心靈間湧現的詩意之美；屬於自由心靈的神韻豐饒的詩意之美，才構成文學的靈魂。自上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文學的本質被精神專制的鐵手扭曲，中國文學的靈魂被精神專制的鐵手摧殘。自由的心靈如漫天黃葉飄落之後，自由文學的原野蕭瑟萬里，一片死寂。
自由凋殘了，奴性卻開始喧囂的狂歡。一顆顆鐵鐐纏繞的心在精神專制構築的心靈地獄中，書寫無盡的奴性。自由死去之後，文學就變醜了——文學不再是心靈詩意之美的表述，而淪落為取悅精神暴政的舞女，獻媚專制權力的佞臣，矇蔽人心的撒謊者。
專制暴政的御用文學憑藉政治權力可以壟斷天空和大地，但卻不能絕對控制人的心靈。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精神專制之下，自由心靈以文學的名義進行的抗爭極其慘烈，有時甚至悲愴。迄今為止，這種文學的抗爭被概括為「抽屜文學」、「地下文學」、「流亡文學」等一系列概念。但是，由於上述概念基本是從視角各異的「形式」的意義上來概括屬於自由心靈的文學，因此都難以呈現出自由文學的神韻。
至於如大漠中的秋季一樣短暫的「傷痕文學」，只是奴性人格對暴政充滿溫情的哀怨的責怪。那與自由的心靈無關，也與自由文學無關。
雖然亞里士多德確信形式優於內容，不過，在精神範疇，內涵往往能夠比形式更深刻地表述心靈的呼喚。所以，我願超越形式，來定義自由文學——與鐵窗、流放、苦役、血淚、孤獨、死寂為伴的屬於自由心靈的文學，應當稱為「中國苦難文學」。
當代中國的苦難，是濺在人類苦難史上的一片最殷紅的血跡，是人類心靈史上一道或許永遠不會癒合的傷痕。以鐵鑄的目光逼視這片血跡，這道傷痕，是人類對於心靈必須承擔的責任。當代中國的苦難可以令太陽都掩面痛哭，淚如狂濤。這屬於心靈的苦難燃燒在歷史之巔——她正燒灼著人類的良知。如果心靈的苦難被忽視，人類就輕蔑了自己。因為，人本質上是心靈的表述，而痛苦構成心靈最深沉的意境。
時間常被當作衡量苦難程度的標誌，但是人類萬年歷史間沉積的苦難，與當代中國半個世紀的苦難相比，都會立刻黯然失色。中國苦難超越時間，成為人類苦難之冠。
非正常死亡數量也常被當作衡量苦難程度的另一個標誌。儘管當代中國苦難的悲劇間，血海橫流，白骨撐天，但是，當代中國苦難之魂都並不在於生命的空前損失，而在於人性和心靈的悲劇。自由遭受摧殘、屠戮、踐踏過程中人性的扭曲、斷裂，心靈的痛苦與悲愴——這才是當代中國苦難之魂。
脫離苦難，追求幸福構成人類永久的願望。然而，當幸福不是從苦難中湧現，當幸福完全忘卻苦難之後，人的心靈就將虛化為一縷輕佻的風，隨紅葉或飛花，飄落在柔軟而慵懶的享受之上。在這種狀態下，心靈由於虛化和迷失於享受，將喪失蓬勃的生機和迷戀詩意之美的能力。所以，完全脫離苦難的幸福既是人類的理想，又是文學的終結。遺忘苦難的幸福之中無文學。
當然，人類永遠不會訣別文學，因為，苦難完全消逝的幸福不在人間，只在人生之外的天國。
苦難之中，心靈會堅硬逾鐵石，敏感勝刀鋒，絕望似千年暗夜，熾烈如漫天野火，冰冷象凍裂的冰峰——處於極端狀態的心靈是詩意永不枯竭的源泉，是文學靈感的根據。因此，沒有苦難就沒有文學，苦難為文學之母，文學則是心靈苦難的詩化形態。
人類渴望純粹的幸福，卻不知唯有從心靈的苦難歷程中湧現的幸福，才燦爛如烈焰焚身的痛苦。而那與燦爛痛苦同在的幸福，才是詩意之美迷戀的情人；那苦難孕育出的幸福，才有資格得到文學的垂愛。
文學必須與心靈的苦難生死相依。這個結論恰又構成人類追求幸福之願望的悖論。難道純粹的幸福實現之日，就是文學之美湮滅之時？或者，難道文學之美必須要求苦難作為祭品？我有智慧回答這些問題，但是我不願去回答。因為，答案對人類可能太殘酷。
佛學哲理告訴人類，人生就意味著痛苦。既然如此，我也願說，人生就是文學。文學構成生命通過心靈的苦難進入意義的精神方式。為使生命意義化，我有責任審視苦難，以屬於文學的詩意之美來審視。
如果一個民族或者一個時代，能夠給予世界或者歷史的精神價值唯有心靈的苦難，那是深刻的民族或者時代的悲哀。不過悲哀中也同時蘊涵著文學的希望，而且苦難越深重，希望越輝煌。當然，那是沐浴著血淚的希望。當代中國正處於悲劇與希望之間——馬克思主義思想地獄對自由的半個世紀以上的摧殘，使中國的民族人格奴性化、物慾化、私慾化、謊言化；泯滅了精神能力的當代中國只有向蒼天裸露出心靈的苦難，才可能成為價值。
然而，悲劇依舊隨著心靈的苦難延伸，希望卻在艱難中跋涉。暴政試圖將屬於中國的苦難釘入鐵棺，沉入北海，讓苦難消失於陽光永遠不能照臨的深淵。中國人奴性化、物慾化和謊言化的靈魂，就是黑暗、冰冷的深淵。
怯懦而卑微的心會順從精神暴政的意志，遺忘苦難，高貴而勇敢的靈魂才敢把苦難刻在記憶的鐵崖之上。記憶背叛了過去的苦難，生命對現實心靈苦難的感覺就會遲鈍。喪失對苦難的敏感，中國作為文化現象就必將最終魂飛魄散，黯然湮滅。
在精神的意義上，中國除了苦難已經一無所有；如果因遺忘而喪失了苦難，中國就喪失了一切。但是，記錄和講述苦難，並不足以使中國重返文化精神。因為，苦難不可能僅僅靠記錄和講述完成向精神價值的轉化。
中國的苦難期待純潔、高貴的愛戀，愛戀要來自詩意豐饒、哲思深邃、勇敢而自由的心靈。無盡的苦難會由於心靈之愛，昇華為生命的哲理和自由的史詩。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便將由此創生。
心靈的苦難成為一個文學時代的主題，中國就開始了審視自己文化悲劇命運的精神進程。這個注定將震撼人類心靈的進程中，有熾烈的愛，有燃燒的恨，有烈焰焚心的痛苦——在人性的極端狀態中，會湧現出高貴的意義和絕世的詩意之美。
少年時，我就迷戀於高貴與美的夢幻；今天，我終於有資格傲立在我的文學著作之巔，向人們講述「中國苦難文學」的概念。「中國苦難文學」其實就是一個高貴而美麗的生命之夢。
二、中國當代苦難的歸宿——心靈滅絕過程中的痛苦
中共暴政是中國文化命運的死劫。
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以中共暴政的名義，借屍還魂，形成當代中國實施絕對心靈控制的思想地獄。還魂的鬼更恐怖；重現的思想地獄中；心靈的苦難更深重。
人類因獲得道德原則的天啟而相應產生罪惡的概念。罪惡就意味著對道德原則的背叛。然而，在偽道德的鐵幕之後實施罪惡，已經成為人類萬年歷史間不斷重現的惡夢。人類應當為自己的偽善而在獸類的真實之前懺悔。
正由於人類的偽善，我們在審視任何一項命運時，最終的關注點應當是歷史的實踐，而不應當是其文字的宣示。文字的宣示中總會充滿道德的炫耀，而罪惡卻在實踐中主宰歷史的進程。
儘管如此， 我仍然願意確信，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會有宣示與實踐一致的真實的歷史命運；我也渴望看到聖徒獻祭式的純粹道德性的悲歌行進。但是，我不會以這種確信和渴望來審視馬克思主義。
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起點的近現代共產主義運動，是迸濺在人類眼睛上的一片血跡，那是人類根本沒有任何辦法迴避的一片血跡。如果試圖理解真實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就必須穿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道德之霧，直接關注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讓思想之劍穿透偽善，直指浴血的罪惡。
中共暴政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經典之作。當我審視中共暴政時，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廢墟卻隨著莊嚴的哀樂浮現在意識中。我震驚地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與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實踐，這兩個同樣充滿神聖道德喧囂的黑暗命運，竟然顯現出同樣的文化基因——西方文化中的極端心靈統治的傳統。
馬克思主義是否定宗教精神的物性崇拜論，然而，馬克思主義追求世俗權力的實踐中卻充斥著神聖的宗教性狂熱；中世紀基督教本屬於否定拜物論的精神範疇，但是，當時的教皇和教會卻表現出對世俗權力的極度貪婪。中世紀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完全相悖，形同冰碳，它們對世俗權力的貪慾則都熾烈如火，毫無二致。哲學理論成為豪華的道德裝飾，對世俗權力的貪婪才是真實的追求。無論中世紀神權政治，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實踐，它們的目標都在於給人類的心靈戴上權力的鐵鏈。
歐洲，這是中世紀神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的共同故鄉，它們也有同一個魔鬼之母——西方文化的極端心靈專制傳統。為了證明上述判斷，有必要越過千年時間的廢墟，對這兩個魔鬼之子的共同特徵，作對照性審視。
中世紀神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都為人類設立終極性的理想之國。神權政治的理想之國在天上，叫作天堂；馬克思主義則使理想之國沉降於大地，叫作共產主義社會。無論天上還是地下，都表現出共同的邏輯——用理想激起人們追求幸福的慾望，神聖的信仰由此建立在用來交換幸福的實用主義基礎之上。對於人類中的絕大多數，終極理想與慾望的實用主義結合，正是點燃狂熱的信仰之火的火種。儘管終極理想總是塵世之上或者之外的夢，但生存於塵世中的人往往迷惑於超越塵世的夢幻。
中世紀神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都以永恆真理的名義，要求人類的絕對服從。人是有限時間中的存在，所以無法達到永恆，然而，人又有能力用精神意境遙望永恆。永恆屬於終極性的可望不可即的存在。對於人類，最大的誘惑來自「可望不可即」者；人類總把苦戀和敬畏獻給永恆。因此，當企圖作人類精神立法者的智慧之士以永恆真理的名義要求絕對服從時，芸芸眾生往往會顯示出謙卑的奴性。奴性本能來自對永恆的苦戀和敬畏。
終極理想激發渴望幸福的慾念，永恆真理建立道德權威。在人類整體上還沒有昇華為「自由人」的意境之前，智者用慾念的魅力和道德權威之鞭，來馴化人類心中的獸性，使芸芸眾生成為善的存在——這無疑是在執行一項神聖的使命。但是，如果利用終極理想和永恆真理所獲得的普遍服從，攫取統治人類精神的世俗權力，智者及其生命的社會化過程，就異變成毀滅人性自由的惡魔的詛咒。由終極理想和永恆真理獲得絕對地位的鐵血權力，要把人的心靈作為萬年囚徒。很遺憾，無論中世紀神權政治，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有一顆貪婪世俗權力的心。
對於芸芸眾生，或許只有痴迷於遙遠的終極理想，才能為本質上痛苦的生命找到存在的信心。如果通向終極理想之路是用悲憫眾生的善意築成，那麼，即使終極理想意味著虛幻的騙局，也有益於抑制人類生命深處凶殘的獸性。然而，中世紀神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卻都選擇了仇恨。
中世紀神權政治仇恨的鋒芒直指異教徒，馬克思主義則用「階級對立」的觀念托起社會仇恨的圖騰。仇恨崇拜後面隱藏著一雙狡詐的眼睛，那雙眼睛洞悉人性的根本弱點：人類常會瘋狂、熾烈地擁抱仇恨，而不是愛，特別當仇恨披上道德的盛裝之後；仇恨一旦因神聖道德的加冕成為精神價值之王，人類便可以在道德的名義之下，肆意發洩獸性——這正是人心底裡最黑暗的衝動。
仇恨與愛一樣，屬於天然正義的情感權利。對反人性的罪惡的仇恨，正是愛的另一種鋒利的表述。對仇恨持徹底否定觀念的泛愛，只不過意味著咀嚼過的口香糖似的偽善。徹底否定了仇恨的正義性，也就同時否定了愛的必要。但是，唯有愛成為精神價值的立法者，人類的命運才可能表現為善的進程；仇恨被奉為精神之王，並主導歷史，它就超越了正義的界限。因為，愛是主動的，仇恨的正義性在於被動性；主動者才有權主導命運，被動者的正義取決於它的被主導的地位。中世紀神權政治與馬克思主義的罪惡，都在於讓仇恨凌駕於愛之上，成為精神之王。
在獲得自我確定的「自由人」的榮耀之前，芸芸眾生那軟弱的心不僅需要終極理想，而且需要永恆真理。棲息在智者賜予的永恆真理間，他們缺乏思想能力的靈魂才能得到安寧，並免於探索生命意義的精神苦役。
需要的就是合理的；永恆真理的合理性來自於庸眾的心理依賴。不過，永恆真理如果同世俗權力結成神聖同盟，就立刻由心靈的慰籍者異化為精神的暴君。這個暴君必然要以唯一的絕對價值名義，要求對全人類的心靈專制。中世紀神權政治發動的宗教戰爭，共產主義全球擴張的野心，都在論證同一個精神暴君的理想；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審判和勞改營，都在講述同一個精神暴君的凶殘，以及對精神價值多樣性的仇恨。
中世紀神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表述，最終都歸結為對人類的主體自由的否定。否定的方式則在於，以絕對真理的名義，確立屬於西方文化的宿命論，即先在宿命預先確定並主宰人的命運；人的命運不過是宿命之河中瞬息即逝的洄流，並被永遠剝奪了成為萬里波濤的權利。
上帝的意志是神權政治的宿命之源。馬克思卻把物性必然奉為宿命的根據——這是最為陰森可怖的宿命。在物性至上的宿命論中，人類不僅是物性的奴隸，不僅喪失了通過創造自然史之上的文化史理解並展現主體自由的權利，而且表述人類本質的文化史的價值也被根本否定——肯定物性至上，否定文化價值，同否定人的價值沒有區別。
以上的討論揭示出中世紀神權政治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極端精神專制的共性，以及文化傳統的血緣關係。不過，這並不是我的價值目的之所在。我更希望人們理解中世紀神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滅絕自由心靈的哲學原因。這種哲學原因構成兩個時代人類苦難的根源。
超越漫長的時間對中世紀神權政治和馬克思主義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某種文化命運的邏輯聯繫。然而，中世紀的苦難與馬克思主義造就的當代中國的苦難之間，似乎缺乏進行比較的時間基點——僅僅半個多世紀的苦難如何能同千年苦難相比。
時間是衡量生命的尺度。但是時間的漫長或者短暫只對肉體的痛苦有價值。對於心靈的痛苦，達到極致之時，瞬間便可超越永恆。在這個意義上時間沒有資格衡量心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屬於當代中國的心靈悲愴勝於中世紀神權政治下的千年苦難。
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宿命論和永恆真理是先驗的絕對精神。由於絕對精神屬於文化的範疇，所以當神權政治以絕對精神的名義摧毀心靈時，歷史失去的只是思想的自由和文化多元性發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全失去文化本身。因為絕對精神也意味著一種文化存在。
只要文化精神還沒有完全死去，生命就有希望，心靈就有希望。中世紀神權政治下人類苦難的極致，表現為火刑柱上燃燒的自由思想者。烈焰焚身，毫無疑問是熾烈的痛苦，但只要痛苦還在燃燒，心靈就沒有滅絕。神權政治將自由的心靈和停滯的歷史一起熔鑄在中世紀鐵一般堅硬的千年黑暗中，而一息尚存的文化精神從未停止過對心靈和歷史講述精神自由的希望。
馬克思主義的宿命論和永恆真理是先在的物性規律。當物性崇拜成為絕對精神時，精神卻已經死了。因為物性是文化之外的範疇，是對精神的否定。
物性崇拜論只要同國家恐怖主義權力結合在一起，形成思想專制，被否定的便不只是思想自由的權利，而且包括文化精神——物性取得至上的權威，文化精神便喪失生存空間；人的物慾化，是以人的名義對人的精神本質的否定；文化精神的滅絕與心靈的滅絕是同一回事。
當代中國的大地上，過去曾有餓殍萬里，曾有血海屍山；現在也有酷刑與撕裂的肉體，也有湮滅在鐵牢深處的冤魂，也有響徹漫漫長夜的悲號。但是，這一切都不足以概括當代中國的苦難。塵世之苦即便驚天地，動鬼神，也苦不過心靈的滅絕；文化精神與心靈一起滅絕過程中的悲苦，才是萬苦之王——人間萬苦，苦不過心靈滅絕的大悲愴。
當我硬起心腸宣稱中國文學的希望在於苦難時，我鐵鑄的眼睛裡滲出的不是淚，而是屬於猛獸的血。心靈滅絕的悲苦，正渴望猛獸之血的理解。
三、中國苦難文學的價值——對自由和美的再理解
心靈苦難是文學的希望，而且苦難越銳利，希望越燦爛。不過，希望與現實之間的道路常常艱難而漫長。一個象徵心靈復興的偉大文學時代的湧現，則必定要起步於對自由和美的再理解。
理解自由與美，是心靈的神聖事業——比理解上帝還要神聖。理解上帝是為得到心靈的終極慰籍；理解自由與美則意味著創造生命意義的事業。喪失創造意義的能力，人類的命運只能是一個卑微的失敗。既然如此，就讓我再一次開始理解自由與美的心靈過程。
人是有限時－空中的現象。然而，人的精神又可以將永恆與無限作為探索的客體，從而在此意義上具備超越永恆與無限的能力。人類被囚禁在有限時－空的黑牢中，只能終生透過鐵柵，仰視永恆與無限的蒼穹。這囚徒的終生仰視構成人類精神最終的價值基石。
有限者不配成為主體，也沒有資格自我確認。人類只有通過生命哲理的方式，摧毀有限時－空的黑牢，並超越永恆與無限——以對屬於生命的美麗瞬間的絕對肯定來超越，才能獲得自我確認的權力，才能掙脫有限者的卑微命運，成為自由人。
自由，就是用精神方式超越永恆與無限。超越的過程，便意味著創造生命意義的過程。由於永恆與無限的天性決定它們是沒有最終邊際的概念，所以，對自由的理解也不會達到終極真理；自由是一種不可窮盡的豐饒。
任何偉大的精神時代都起步於對自由的重新理解；只有通過理解自由，才能確定時代的精神主題。當一種對自由的理解歷史性地說完他的全部的話，人類的命運就已經開始召喚對自由的再理解。現在，歷史又一次聽到屬於自由人的哲學時代的召喚。
當代人類面臨在雙重意義上再理解自由的神聖任務。這種情況在以前的歷史中尚未出現過。
今天，人類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執行文藝復興的精神遺囑。這份遺囑實際上只有一個字，即「人」。文藝復興通過對人的本體性肯定，否定中世紀神權對心靈的絕對統治，並以人權的名義表述自由， 拉開人權至上的時代帷幕。
文藝復興召喚的精神力量結束了中世紀的黑暗——黑暗是因為心靈之光在神權至上的思想專制下熄滅；這種精神力量開創的，則是一個生命的神聖感凋殘的時代。
文藝復興對人的全面肯定，確實推動停頓千年的歷史之輪重新開始轉動。但是，肯定中卻蘊涵著重大精神危機。因為，「人」的概念本身不配得到全面肯定。至少，迄今為止是如此。
除了廖若晨星的聖者，即人類精神的立法者之外，人類整體上屬於矛盾的存在。道德與獸性、心靈與本能、精神與物慾、高貴的激情與卑鄙的衝動、悲憫天下之情與私利至上的貪慾——所有這些對立的範疇都共存於「人」的概念之中。人的生命是善與惡，道德原則與獸性本能進行百年決戰的戰場。在生命歸於虛無之前，這個戰場上沒有最後的凱旋者。無論對於人類的個體，或者整體，情況都是如此。
對人的全面肯定不僅確認了人性之善和道德原則，也確認了人性之惡和獸性本能。於是，自由復興了，高貴的道德原則卻死去了。以自由的名義炫耀私慾至上成為時尚，人便退化為只能聽懂私利召喚的小動物。這些精明而又卑微的小動物沒有俠義精神，不承認高貴的人格，喪失相信理想主義的能力；它們心中充滿對世俗名利的野心，沸騰著貪婪的私慾。
對人的全面肯定還意味著對人的理性的重新定位：理性取代神性成為精神的主體。數百年來，理性在自然科學範疇內的高歌行進，支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但也使理性逐步喪失精神主體應當具備的哲學素質，淪為對自然科學，即對物性規律的純粹註釋。在自然科學理性的誘惑之下，近現代哲學的時代價值放棄了創造生命意義的天職；哲學，這種關於生命意義的形而上的智慧，竟扮演起世俗實用主義的角色。哲學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崇拜物性規律的理性，正把人類引向物性崇拜。精神崇拜物質，生命的神聖感和詩意之美就必定凋殘。
一個喪失人格高貴感的時代，一個不再追求生命意義的時代，一個生命的神聖感和詩意之美凋殘的時代，必定會對自由提出疑問。對自由的疑問就是對人的疑問。時代已經冷峻地逼向人類：「人還值得存在嗎？」
「人還值得存在嗎？」——回答這個時代之問，不僅需要對自由的再理解，而且需要對美的再理解。理解自由的過程可能湧現關於生命神聖和人格高貴的真理；理解美則會使真理獲得流光溢彩的精神誘惑力。心靈常常不是被說服，而是被感動，被魅惑——歷史也是如此。「真理如果醜陋，人類寧肯去愛戀美麗的繆誤。」
理解自由使人超越有限的理性，獲得精神主體的資格，成為萬物之上的意義的存在；理解美則使人直接以非理性的名義獲得精神主體的資格，成為萬物之上的詩意的存在。對於只配在物慾中腐爛的生命，詩意受到蔑視；對於追求美的生命，沒有詩意就意味著沒有生命的價值。
當代，美和自由遇到了同樣的艱難。對物性和實用主義理性的崇拜使自由艱難，也使美艱難，甚至更艱難。因為，美不僅屬於物性之上的心靈意境，而且屬於非理性的範疇。物性崇拜中，心靈被放逐，審美激情異化為本能的狂歡；實用主義理性崇拜中，美的非理性之魂被窒息。
審美激情被囚禁在物慾的鐵牢之內，美的神韻便枯萎了；非理性的詩意死於理性的枷鎖，美的靈感便湮滅了。一種喪失了美的時代精神，只能孕育出卑俗而醜陋的人格。人格的時代性醜化，使美發出同樣悲憤的逼問：「人還值得存在嗎？」
在文藝復興的精神意境創造的民主制度下，對自由和美進行再理解的必要性已經開始輕輕叩響新的精神時代的大門。然而，東方文化最輝煌的發源地——中國，卻仍然處在復活的中世紀歐洲神權專制鐵幕之下。這是一個時－空錯亂的時代。
中世紀神權政治用鐵血權力舉起的真理是一種專橫的精神形態；馬克思主義用國家恐怖主義衛護的真理卻是源自古希臘智慧的物性宿命論。一種精神形態對心靈的絕對專制可以造成思想的千年停滯；物性宿命論對心靈的絕對專制則使中國文化精神滅絕，使心靈異化為物性的表述。
人格的全面墮落，是文化精神滅絕和心靈物化的必然結果。以中共暴政的名義構築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地獄中，中國民族人格已經完成了奴性化、物慾化、獸性化、偽善化、卑鄙化、自私化、謊言化的墮落過程。如果說民主制度之下，時代提出的問題是「人還值得存在嗎？」，當代中國民族人格腐爛的醜態，則對上述時代之問作出了明確的回答：「人已經醜得不配存在。」
超越物性崇拜，回歸生命神聖感；超越物性宿命，回歸心靈——這是重建中國文化精神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得到拯救的必由之路。路的精神起點則在於對自由和美的再理解。
當中國越過中世紀的黑暗，把企盼自由和美的目光投向世界時，她能夠找到的只有失望。她將發現，屬於文藝復興的自由精神和美的精神，早已由於充分展現出其全部內涵而衰朽。希望則不會以衰朽者為棲息之地。歷史就這樣冷峻地告訴中國，要拯救自己，首先必須拯救自由，拯救美 ——通過對自由與美的再理解來拯救。
「中國苦難文學」是在人類心靈悲苦的極致之處，在那如血浴的刀鋒般敏感的地方，開始對自由和美的再理解。浩蕩的命運之風已經湧出黑暗的思想地獄，「中國苦難文學」將把這樣的箴言刻上時代之巔：拯救自由，拯救美——以高貴的自由人的名義。
──轉自《自由聖火》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