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日訊】
（2006年6月給青少年時代友人史保嘉的兩封信）
郭路生何許人也？

恐怕現今的年輕人都不知道。本來年輕人似乎也沒有必要知道這麼一個郭路生，因為無論就其作品和其人都是一個早已經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這裡要談的卻是以「裡」的問題，也就是當年郭路生在社會中的影響，以及九十年代以後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來一次的問題。而這兩次郭路生的泛起不過都是因為那個「老三屆」，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屆」。這個伴隨著共產黨社會成長起來的老三屆有著非常獨特的特性，可以說是一個解析極權社會，共產黨社會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筆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無力從事這個工作。

然而現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談郭路生卻是因為突然發現，郭路生問題居然從國內開始向海外的網頁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時候，我曾經和青少年時代的友人史保嘉有過關於郭路生問題的來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謬事情居然還在繼續，一個專制文化的產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義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約還會讓這八年前的兩封信，這些原來準備寫篇像樣文章的思想線索，繼續保留在自己資料庫中。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現在仍然沒有時間來寫篇完整的總結郭路生現象的文章，那麼不如先把這兩封信公開發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夠參與討論和思索，免得關於這一問題討論繼續停滯。

在發表這兩封信的時候，我要強調的是，這個荒謬現象迫使我們反思的還是那個問題，

「我們的精神究竟在什麼地方病了？！」

時至今天，很多人在哀歎，我們的時代沒有好的作品，事實上這些垃圾就是我們自己培植生產的。這原因不是別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共產黨垃圾工廠的產物。所以我們如果不從反省自己入手，我們這些共產黨社會生產的「垃圾」，接下來生產出來的更是垃圾。為此我要說的是，首要的就是我們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從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經走向共產黨，跟隨共產黨的人開始，誰不能夠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誰就只能證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問題！！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來從事這種清除黨文化，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產物——極權主義文化。而清除的首要問題就是甄別它和自由主義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根本區別究竟是什麼！

為了保持那個時代的氣氛和真實，這兩封信我除了只修訂了一些錯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舊，包括我們之間的暱稱、綽號、玩笑。為此，文字粗疏、思維跳躍、敘述唐突的地方也請讀者原諒。

2008-12-02德國埃森

保嘉，你好！

看了劉雙的「醜陋的老三屆」，觀點我基本同意，但是，這篇文章從語言到論述方式我都不很喜歡。他的那篇評郭路生的詩的文章很有些靈氣。這篇東西則缺乏靈氣，而且論述方式很也不好。李恆久的那篇反駁他的文章則更是把文章寫得毫無可讀價值。

劉雙的第一篇文章曾經使我驚奇，何以突然會冒出這樣一位以前從不曾知道的作者。他的這篇文章使我再次看到，如果有水平，總會脫穎而出，你總會有所聞。

關於你郵寄來的《十作家批判書》，我讀來感覺是，此中偶有段落不錯，只有徐江在行。

關於郭路生的詩歌評價，在你寄來的東西的刺激下，我也許真的要寫一篇東西。我和你們對他的評價不一樣。蔡其矯的話很得要害，郭路生是相信未來，而北島是不相信未來。這中間無論就對人生的追求，還是美學追求來說都有根本性的區別。肯定郭路生則必定抹殺北島的價值。我認為這裡面有幾個問題，值得提出思索：

第一，根本的區別：

我們必須看到，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幹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情緒是不一樣的。雖然都是出於人生的轉折時期，但是，平民子弟的轉折，是轉向個人與反叛。這從個人生活、對未來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從思想方法到使用的語言都染有這些特點。當然在很多方面，這一代被共產黨教育長大的人，包括受迫害的平民子弟，幾乎在一切方面都帶著共產黨文化的烙印。但是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和幹部子弟有著根本的不同。六十年代末期，幹部子弟、權貴子弟的轉向是對權勢的留戀和哀傷，是沒落、是墮落。

文化革命是一個怪圈，它居然使那些在六六年六月以前從來沒有絲毫懷疑過，「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權貴子弟，一下子喪失了一切。偶然失去一切的郭路生，和從來就沒有一切，天生因為出身低人一頭，不敢正視共產黨社會的、像遇羅克等人那樣的平民子弟是絕對不一樣的。像遇羅克那樣的平民子弟，不要說被打壓得時候，就是能夠稍有伸張的時候，也不會吟出「相信未來」。未來對於他們來說，永遠充滿變數，能夠平安，稍有發展就算是不錯。在這一點上，平民子弟甚至沒有沒落和墮落的權利。如果他們敢於公開表現出這種傾向，那是自取滅亡。

所以他們不僅是沒有成熟到像郭路生那樣吟出「相信未來」的詩句，而是在生命的深處根本就不可能喚出相信未來的聲音。

第二，兩個群體，兩個世界：

為什麼在那時，這一派中學生從來沒有和郭路生那些人來往過。他們和幹部子弟的交往繞過了一個大圈子，從猴子（芒克），多多，再通過張朗朗的弟弟張遼遼，轉了如此一個大彎才和他們搭上一點界。因為現在被稱為「平民詩人」，歌頌紅旗渠的郭路生們，那時是不屑於和平民子弟來往的。現在吹捧郭路生的那些人，例如張建中、老羊，那時在郭路生們看來是專政的對象，是腳下不值得一提的群體，是無論在上大學，還是在學校中一切事物上都應該給他們讓路的人（這就是駱小海、宋彬彬，乃至卡瑪麗達現在津津樂道的，當時這些幹部子弟推動的教育革命的目的）。

張朗朗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現在自以為已經出人頭地，步入社會「上層」的導演陳凱歌，被酒後的孔丹侮辱蔑視，弄得狼狽不堪。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情。今日尚且如此，更何況當時。

現在張建中們沒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過是因為郭路生神經不正常了而已。否則，即便你再取媚他們，再取媚那個社會，自稱是「毛澤東的兒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會把你當人看。

從幹部子弟看來如此，而另一方面來看也是如此。平民子弟的自卑和不成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人，這種自卑和不成熟在共產黨社會是先天存在的，也許如契珂夫談到平民時一樣，要經過終生的努力，才可能達到「貴族們」天生就有的起點，甚至很多人一輩子就是被扭曲的，永遠沒有了正常人的所有的心態，更不要說傲氣。這也就決定了那時平民子弟無法和幹部子弟對話、來往。但是，平民子弟一旦反叛，不再屈服於那個社會的侮辱，他們所顯示出來的傲氣和追求，是在郭路生看不到的地方，不是否相信未來，而是個人要站立起來，而是「精神和知識」的追求。

在過去不被郭路生們看上眼的老羊們，如果今天還以沾上郭路生們沾沾自喜，在精神上實在是比駱小海等人還要猥瑣。這是不知自敬。

平民子弟幾十年走下來，是自強不息的路。正是這種精神和知識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斷地成長，使得幾十年後，我們今天不屑於和郭路生這些權貴子弟們對話了。例如駱小海，我在電視片中曾經看到過他，現在的氣質那麼庸俗猥瑣。七十年代初期，我們有「精神和知識」的野心和抱負，而他們沒有，這當然也包括郭路生，所以他才有後來的沒落（我指詩歌，沒有任何進步）。郭路生的相信未來，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開，不是相信知識和精神給正在成長的年輕人所能夠帶來的豐富多彩的未來的內容。郭路生的相信未來，猶如黨衛軍所相信的未來要操控別人生殺大權，專、制社會一切的未來。這和駱小海，要解放全人類，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的豪氣是一致的。這種豪氣也就是當年他們要搞教育革命的真諦、目的。當我們今天，幾乎連駱小海本人都會感到這種「豪氣」的醜陋可笑，但是，我們的 「詩人老羊們」居然還在回顧、歌頌郭路生的這種豪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第三，蛻化與萌發：

帶有自以為佔有真理，專斷傾向的左派文化思想，在完全實現極權主義以前也確實走過一段上坡路，這在世界上是從十月革命吸引了一批帶有狂熱色彩的知識份子開始，到二十年代末期開始走下坡路，在中國則是從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到賀敬之這一代人。他們吸取的是人類文化傳統的奶水，吐出的是黨同伐異的，充滿熱情也罷，充滿血腥也罷的文化。但是到了郭路生這一代，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汲取的是沒有了人性、沒有了傳統的極權主義文化的毒汁。所以這一代人成長的結果如果只是蛻化也就罷了，嚴重的是長出來的是如黨衛軍一樣的怪胎。在那種共產主義毒汁的滋養下，生長出來的是偏執、夜郎自大、惡毒的侏儒。

「毛澤東的兒子」（用郭路生自己的話來說）當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思想上，還是在所謂藝術追求上，都不會脫離這個框架。和上一代人相比，他們已經喪失了創造的衝動，追求的基礎。人們很容易看到，郭路生的詩歌沒有任何新意和創新，完全是在走賀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寫賀敬之的詩歌，但是，他當然不能，也終究沒有寫出來。不僅因為他的文字的功力、修養不夠，還因為他生錯了時代。他生在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這個可能。他的相信未來是典型的知青詩歌。這種知青詩歌，不是你我後期開始反叛的轉折前聲，而是三論造反，廢除高考等一系列紅衛兵運動的延續。

如前所述，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平民子弟遠遠沒有幹部子弟成熟，這是因為在那個社會中不允許我們正常成長，從平常的做人，到知識的尋求，我們都沒有一個正常的條件。到六九年，七零年時，如孫康寫的詩還非常簡陋和幼稚，還只能仰望著幹部子弟，但是，前幾年的對壘已經使得這些人在做人上，試圖和郭路生們平起平坐。由此，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與知識的衝動也遠遠要比那些幹部子弟群體來得強烈。

我們能夠在生存中尋到一些正常成長的空間，是在六六年十月以後，甚至是在六八年以後，由於文化大革命，共產黨政府無法正常管理我們，社會脫序才造成我們能稍微正常地發展。

孫康沙龍的努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知識份子出身的孫康還只有加上幹部子弟的張魯生，才能在社會和自己的群體中找到一些能支撐自己的東西。事實上，孫康維繫的那個沙龍和群體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對以後幾十年的當代中國文化起了非常根本性影響和作用的沙龍。孫康由於其知識份子、詩人的天性，而如一條內陸河那樣消失在專制文化的沙漠中。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我們還都活著的時候，當年在北京中學生中，也就是在老三屆中，比北島影響還要大的孫康，居然被趨炎附勢的文人們刻意地遺忘。

可以毫不為過地說，作為當年孫康好友的老羊的文章，是對孫康的努力的毀滅與褻瀆。

第四，荒唐的評價：

對郭路生如此高的評價，除了在那個社會，甚至除了我們這一代人，對於正常社會中的人來說，甚至對於上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來說，都是可笑的。他們不會理解為什麼在那個社會的人會如此評價郭路生。你看過我在那篇當代中國無大師中引述的李歐梵評述北島前期詩歌的話，就能想像出他會如何評價郭路生這種詩歌了。關起門來夜郎自大，到頭來白紙黑字，留下來的只是讓人嘲笑。

我自己看自己以前的作品，就經常感到臉紅，但是，沒有辦法，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我唯一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我還有臉紅的能力。而正是因為我還有臉紅的能力，我相信目前我雖然五十歲了，還是可能再提高一點。

第五，重造歷史和吹捧郭路生的辨析：

為什麼目前這麼炒作郭路生，我認為細究動機是令人臉紅的，因為，可以就所有這些吹捧郭路生的人，和從他們現在如何寫歷史中考證出他們的動機。

在楊建的《文革地下文學史》一書中，不知什麼人對他說，當年北京中學生沙龍，張建中是一個中心。所有曾經在那個歲月中從那個群體中走過來的當年的北京的中學生，都會知道，張建中是一個毫無影響，非常邊緣的人。尤其在詩歌上，包括今天吹捧張建中的老羊在內，當年沒有人認真對待過張建中的詩歌。今天張建中拉抬郭路生，老羊拉抬郭路生、張建中，這又在北京的文學界營造出一個拉拉扯扯的氣氛，這樣一來大家都成了建安才子。這是一種典型的手淫，自欺欺人。如果它只是給他們自己帶來快感，也就罷了，人們可以不必理會，但是，它浪費的紙張和鉛字，扭曲、阻礙了時代和社會，扭曲、阻礙了藝術的追求。

保嘉，我是覺得你不應該這樣跟著炒作郭路生。當年記得在去白洋澱的路上（註：九四年筆者出國五年後第一次回國，參加白洋澱詩歌群體座談會路上），你對我說，要小心，有一些人是想要否定北島，把白洋澱說成是詩歌的中心。我對你，此後也多次說過，正確評價北島，可以維護他的真正價值。不適當，不准確地吹捧北島反而會傷害削弱北島的價值。

當年多多那篇文章，很多人都看到那是削弱北島獨佔光環的開始。很多人也是這樣利用多多這篇文章的。我不否認多多那篇還歷史真實面目的文章的積極方面。但是，我必須說，那篇文章所有消極的地方，對詩人詩歌的定位看法上，在如今評價郭路生的時候，被人運用的淋漓盡致。而如果沿著這個在這個方向評價歷史和那一時期的詩歌，北島就更沒有價值了。我必須要說的是，在涉及到美學、詩歌本身的評價上，任何像老羊那樣的吹捧，說北島顯示出深厚的文字功力，就等於把北島送上了斷頭台。因為就這方面來說，那是不能經受任何推敲的。只要是內行（例如李歐梵）來看和品評，就不攻自破。這種關起門來自吹自擂，害人害己。而北島經得起推崇的地方，或者由於那樣推崇對他們自己不利，或者由於他們不能分沾光芒，他們卻都不敢面對。

那麼簡單的問題，連蔡其矯都能感覺到，老羊等人為什麼看不到，我不想多說了。郭路生在詩歌的追求和對那個社會的文化的貢獻上無法和北島相比。我認為，北島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年輕時的價值在那裏，所以今天的《今天》才辦得如此糟糕，才和那些官方和半官方人物拉拉扯扯。

事情是簡單的，連蔡其矯都能感到，為什麼老羊，北島卻感覺不到，這是人生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但是，人們卻總是重蹈覆轍。其實人生真的很簡單，誰能把一二三，ABC說清楚，誰能按照一二三去作，誰就能夠作些真正有價值的事情。這也是我根本拒絕人們說我過激的原因，因為，那是一二三，最簡單的東西。

貝嶺曾經對我說過，他看了遇羅克六十年代的文章，他和一些年輕一代的人不明白那東西有什麼價值，有什麼水平。這是很典型的一個事例。是如此介紹，才導致貶低了遇羅克，是我們自己褻瀆了遇羅克。

保嘉，我非常感謝你給我寄來這麼多關於郭路生的東西，它促使我想到很多，感到有些東西必須要說，我希望它能促使我此後能寫一篇東西。如果真的能寫出來，我肯定會獻給你，當然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先寫這麼多，寫到這裡才突然想到，不要由於討論問題再傷感情。我放下筆，又看了一遍我在那篇《當代中國無大師》中，對你的涉及，還是感到自慰，沒有任何傷害你的光芒的地方。

如果你能容忍我，我有想法會立即再寫給你，如此慢慢形成我的文章的構思。

收到你的信，確實，那本英文本的《愛因斯坦語錄》是我需要的。不過暫時沒有沒關係，因為一是我可以、也準備按照德文本翻譯，二是實在需要在這裡也還是容易找到。可以立即到書店去定購。如果老潘能郵，只請郵寄這一本就行了。怎麼能談得上向我道歉呢，朋友們為我做得夠多了！我只有感謝！

再談。

洋人

2000年6月12日

保嘉，你好！

上週的信收到。上週末由於去參加一個婦女會的慶祝活動，所以無法及時回信。有大約一百多位女士，只有三五個男士。可居然沒有一個我喜歡的女士，因此兩天的會議，落落寡合。回來，我才感到，我真的還不會作記者。

潘青萍的信我還沒有收到。你的信給我印象是，口氣大得令我不可想像。你竟然把我們七零年時的變化和建安、與五四時期相比。你的膽子是太大了些。

再有賀敬之的詩歌，似乎也不應該歸於民歌，而是格律融合了民歌，但是這也只是回延安那首詩。而他的三門峽中的一首，以及雷鋒之歌等則是受馬亞科夫斯基的影響。三門峽中的另一首，以及其它詩歌，說它是繼承了聞一多的詩歌傳統應該是是沒有錯誤的。我在《當代中國無大師》一文中對賀敬之的評價，從文字上是不低的。但是，正是從賀敬之這兩代人開始，西方社會中，和自由民主俱來的另一種東西——極權主義文化，或者說左派文化也同時進入了中國。自由主義文化和極權主義文化，這兩種文化，套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話說，是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兩面，有人推崇自由，就有人傾向專制，有人推崇民主，就有一部份精英要施行集中。

今天人們如果認真研究，不僅賀敬之的詩歌，就是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和蘇聯等東歐共產黨國家的歌曲，和希特勒德國的歌曲有著非常類似的旋律和節奏。出國以後，才看到，中國的很多社會主義歌曲，其實都是抄襲蘇聯和東歐的。因為在中國傳統中根本沒有那些帶有東歐民歌特點的曲調。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你觀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向前延伸到三十、四十年代的當代很多革命音樂作品，都有很明顯的抄襲痕跡。我並不是完全貶低這些抄襲，而是說，賀敬之的詩歌中很多東西是西化的東西，是典型的共產黨文化精神，已經不是我們中國的了。

聞一多的詩歌，我非常喜歡，上中學時抄過背過他的詩。也正為此，我不覺得郭路生等人是類似建安時代的詩人。我曾經大量抄錄背誦過賀敬之，沙白、石方禹（如古巴、革命及其它），程光瑞，乃至臧克家，袁水拍，聞捷，甚至還有公劉的一首詩。其中特別是沙白，他的詩我幾乎每首都下功夫背過，如「雨花台」、「大江東去 」，並且經常在各類報刊上搜尋他的新作。當然更不要說聞一多，郭沫若了。那時也抄背過馬亞科夫斯基的詩。但是，就是在那時候，我卻怎麼也不喜歡郭小川和何其方的詩。

現在想起當時背誦那麼多這類詩，也是我如今分外痛恨共產黨的原因。如果，在正常社會，我兒時的記憶會記憶更多有用的東西。但是，也正是上述這一切背景，使我對郭路生感到無論就思想還是藝術來說都非常粗糙。

接到你的信後，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詩。更覺得不知從什麼地方能說他的詩好。至於六十年代末期，確實他的詩比我們之中的任何人的詩都相對成熟，孫康的詩那時和他無法比，剛剛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過顯示出靈感和才氣，北島則還在詩歌的門口徘徊。至於，現在老羊居然吹捧的、所謂又一個幾年後出現的張建中的「二十六個半音節」，老羊自己的「海盜船」，當時確實都無法和郭路生相比。其原因不是水平問題，而是社會和時代，而是共產黨根本不允許平民子弟的精神走向獨立和成熟，

我們直到七十年代初期還只是孩子，尤其在精神上。就很多方面來說，當年的幹部子弟比我們要「成熟」，然而這種成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權力和社會給他們的，所以，一路幾十年走下來最終水落石出。今天的駱小海、卜大華、匡桃生，沒有一個能夠憑藉自己的智力站立在社會和人生中的。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潰在精神病院中，沉溺於自己是毛澤東的兒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們這些人，無論是求生，還是精神上的自我展開，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現實生存上都遠比他們坎坷，但是我們的精神的成長卻使我們得以和那個社會的知識界，和人生的歲月抗衡。

無論如何我的確無法理解你從什麼地方出發，敢把這個時代和建安時代相提並論。

我所能夠說的是，我們不僅不如五四一代人，而且不如賀敬之那一代人。當然可能是我修養太差，也可能是我太自卑了。就這一點來說，我確實狂妄不起來，非常不喜歡你們的這些觀點。

暫此，再談。

洋人

2000年6月20日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