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早期對植物的觀察中，我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適當地安排研究環境。實驗室裏外的日間活動頻繁，要找出植物的顯著反應並辨別起因非常困難，在紐約市尤其如此。我必須等到大樓幾乎空了才能開始，通常從入夜後一直工作到早上六、七點。當時的實驗室位於時報廣場中心，在四十六街和第七大道口上一棟大樓的四樓。即使到了晚上，外面經常還是很吵雜，但實驗室裏會安靜下來，植物還是會顯示穩定的讀數。

談到這點，我想提出植物也有地域性的觀念。想想如果你在距離實驗室七十到七十五呎的另外一頭，而一棵植物能夠感知到你的活動，那麼你會以為它也能感知街上的活動。

如同羅勃‧阿德雷（RobertArdrey)在其著作《地域法則》(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註2)中所描述的動物行為：顯然動物的感知力能涵蓋牠們自我界定的疆域空間。植物似乎也有這種能力。

舉個例子：一株植物被帶到一個新環境。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它似乎就能對通連的空間或房間中的動物活動產生感應。我所謂的動物也包括能接觸這株植物的人在內。植物的安全感似乎與能否接近它有關。例如：隔壁的辦公室與實驗室之間沒有通路，但辦公室內距離植物只有二十呎的地方也許就有人正在活動。除了少數例外情況外，這株植物並不會去感知這個與它無關聯的地方所發生的事。相反，它會對實驗室裏距離它五十或六十呎外所發生的各種刺激產生反應。

註2：羅勃‧阿德雷，《地域法則：對動物界中資產及國家起源的個人探索》(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A Personal Inquiry into the Animal Origins of Property and Nations，Kodansha Globe，一九九七年)。菲利普‧透納(Philip Turner)主編(初版：Atheneum，一九六六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