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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網評

誰是世上最牛「封口人」

【大紀元11月5日訊】「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山西礦難「封口費」事件讓我聯想起「央廣」(官方「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自稱)某企業的廣告詞。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大陸受眾的想像力永遠趕不上新聞事件聳人視聽的腳步。古今中外花錢封口之事並不鮮見,可上百記者、包括個別假記者排隊領取黑心礦主「封口費」這事,還是讓我覺得很有「原創性」。與每天官方媒體精心挑選、放大後塞給我們的外國特別是西方的負面新聞相比,大陸堪稱地球「負面新聞」資源的富礦,當然,官方不喜歡國內記者「開採」,精華部分「出口」給了境外媒體,即使這樣,境內媒體的負面報道已把我們的精神承受力不斷推向新高。

大陸新聞界的墮落並不始於今日,媒體腐敗根源在於媒體無獨立地位,自己的喉舌不屬於自己,只能充當官方的傳聲筒,在官方控制下的媒體機制是逆向淘汰的,有良知的媒體人理想難以實現,要生存就不得不壓抑自我,難以踐履職業精神,而出賣靈魂者卻如魚得水,這樣,社會公器難免蛻化成權貴的工具和謀取私利的飯碗。

二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踏入河北電台新聞部,當年部裡的年終總結會就開成了「批判會」,幾位負責工商新聞的老編輯輪番上陣,指責主任利用職權,經常壓下給他們的採訪請柬,自己前往,借採訪從企業謀取私利。當時記者所得最好的無非是貴重點兒的生活用品。最肥的是負責工商口的編輯,再就是科教文衛口的,經常採訪會議,至少能改善伙食,最差的是農業口的,偶爾有一點兒便宜的土特產。與今天的行市相比真是「毛毛雨」。本世紀初在北京,僅僅邀請記者採訪,付給一、二百元現金的所謂”車馬費”紅包已形成了公開的潛規則,難怪記者簽完到,拿了錢和新聞通稿就走,接著「趕場」。如今的價碼不知又翻了幾倍。

當初剛入行時,我充滿職業理想,卻很少有到一線採訪鍛煉的機會,編輯部人浮於事,稿子編多了用不完,只好看報、看書、侃大山。有一回我自己選材抽空外出,采寫人物專訪,與專題節目的老編輯合作播出,後來她希望我做搭檔主持節目,可一位副台長潑了我一頭冷水,說年輕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踏踏實實工作,服從安排。在此後的工作中,我遇到很多新聞不能報道的情況,令人窒息的還有開會學習、不斷洗腦、強化控制。為此我曾在中共十三大趙紫陽主政後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前兩下海南,尋找寬鬆的環境去工作,但都失望而歸。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期間,我這樣渴望改革的人自然站在了遊行隊伍前列,向大學生發聲援電,遞交退團申請,並旗幟鮮明地寫下理由:「出於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失望和不信任」。「六四」慘案後,我孤身一人從電台出發,參加大學生們在烈士陵園舉行的「六四」死難者追悼大會。事後,我成了省廣電系統惟一被處理的人:調離新聞崗位,開除團籍。每天從事拆信封分發稿件、處理聽眾來信等工作,兩年後我毅然離開了那裡。幾年後才得知我早就上了國安局的監控黑名單……

遙想上世紀八十年代,至少像劉賓雁那樣的記者還能成為體制內業界同行公開敬佩的楷模,名動一時,還能出現《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雜誌等敢言的媒體。可近年來,李大同、盧躍剛、程益中、長平等正直的媒體人,和《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等稍能說點兒真話的媒體,卻成了被整肅警戒的標本,更有師濤等幾十名記者和撰稿人因言獲罪,被關入監牢,這無疑是改革開放的歷史倒退。

入世後,表面上官方開放了一些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媒體發行、廣告等經營環節,但整體上依然被嚴格監控,致使媒體職場日益犬儒化,年輕的媒體人甚至很少知道劉賓雁為何人;媒體內容也不斷商業化、低俗化,官方樂此消解和麻木民眾的政治理性;除了體育和娛樂新聞比較真實開放,其餘還是表面花哨、內容蒼白的宣傳說教。從對民族的深遠影響來說,大陸新聞界和教育界一樣,是亟待改革的最重要的官方壟斷領域。

面對不斷擴大的新聞傳播市場,中共當局沿用許多違憲的法規,鉗制媒體和公眾輿論,封鎖不同的聲音,而遲遲不敢啟動制定二十多年前人大代表呼籲的《新聞法》,中共要的就是隨心所欲。如果制定符合憲法精神的《新聞法》,就必須承認和尊重世界人權的普世價值,那樣就捆住了中共的手腳;如果按照中共現行的做法制定《新聞法》,將會令世人恥笑。所以,制定《新聞法》成了中共一再拖延、逃避的尷尬。

10月22日,維護新聞自由的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推出年度新聞自由度排名榜,中國在全球173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七。低於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斯坦、津巴布韋、伊朗。只比最低的朝鮮、土庫曼斯坦和厄立特裡亞略高一點兒。這無疑是對中共自我吹噓的莫大諷刺。

與現在相比,我那時雖然無自由,但被官方「包養」,奴隸的位子還算穩定。可今天大陸的媒體人,成了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奴僕,戴上了雙重枷鎖。除了個別官方媒體能得到部分”包養”,官方為了甩財政包袱,將大多數媒體推向市場。為了生存和發財,媒體一方面要想方設法撈錢,新聞做得像廣告,廣告做得像新聞,少數人成了媒體大款;另一方面還得緊跟上級眼色,稍有不慎,即遭厄運。

中共治下的大陸,與腐敗淪陷中難以倖免的其他行業一樣,早已沒了真正的「新聞界」,有記者證的無法說真話,成了真的「假記者」,而許多無記者證的公民,卻能勇敢揭露真相,成了假的「真記者」。面對逼良為娼的境遇,有官方記者無奈地將「老記」的稱呼自嘲為「老妓」,實際上可憐的大陸媒體人連「老妓」都不如,人家與嫖客至少還有討價還價的交換關係,有自主選擇的自由,而中共卻要媒體「無私奉獻」地出賣自己,至於金錢,想給就給,多少都得接受,不給錢也得聽從調遣,被「強姦」還不能說個「不」字。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為與黑心礦主相比,誰是世上最牛「封口人」?

2008年11月2日於石家莊望雲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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