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山西礦難「封口費」事件讓我聯想起「央廣」（官方「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自稱）某企業的廣告詞。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大陸受眾的想像力永遠趕不上新聞事件聳人視聽的腳步。古今中外花錢封口之事並不鮮見，可上百記者、包括個別假記者排隊領取黑心礦主「封口費」這事，還是讓我覺得很有「原創性」。與每天官方媒體精心挑選、放大後塞給我們的外國特別是西方的負面新聞相比，大陸堪稱地球「負面新聞」資源的富礦，當然，官方不喜歡國內記者「開採」，精華部分「出口」給了境外媒體，即使這樣，境內媒體的負面報道已把我們的精神承受力不斷推向新高。

大陸新聞界的墮落並不始於今日，媒體腐敗根源在於媒體無獨立地位，自己的喉舌不屬於自己，只能充當官方的傳聲筒，在官方控制下的媒體機制是逆向淘汰的，有良知的媒體人理想難以實現，要生存就不得不壓抑自我，難以踐履職業精神，而出賣靈魂者卻如魚得水，這樣，社會公器難免蛻化成權貴的工具和謀取私利的飯碗。

二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踏入河北電台新聞部，當年部裡的年終總結會就開成了「批判會」，幾位負責工商新聞的老編輯輪番上陣，指責主任利用職權，經常壓下給他們的採訪請柬，自己前往，借採訪從企業謀取私利。當時記者所得最好的無非是貴重點兒的生活用品。最肥的是負責工商口的編輯，再就是科教文衛口的，經常採訪會議，至少能改善伙食，最差的是農業口的，偶爾有一點兒便宜的土特產。與今天的行市相比真是「毛毛雨」。本世紀初在北京，僅僅邀請記者採訪，付給一、二百元現金的所謂”車馬費”紅包已形成了公開的潛規則，難怪記者簽完到，拿了錢和新聞通稿就走，接著「趕場」。如今的價碼不知又翻了幾倍。

當初剛入行時，我充滿職業理想，卻很少有到一線採訪鍛煉的機會，編輯部人浮於事，稿子編多了用不完，只好看報、看書、侃大山。有一回我自己選材抽空外出，采寫人物專訪，與專題節目的老編輯合作播出，後來她希望我做搭檔主持節目，可一位副台長潑了我一頭冷水，說年輕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踏踏實實工作，服從安排。在此後的工作中，我遇到很多新聞不能報道的情況，令人窒息的還有開會學習、不斷洗腦、強化控制。為此我曾在中共十三大趙紫陽主政後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前兩下海南，尋找寬鬆的環境去工作，但都失望而歸。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期間，我這樣渴望改革的人自然站在了遊行隊伍前列，向大學生發聲援電，遞交退團申請，並旗幟鮮明地寫下理由：「出於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失望和不信任」。「六四」慘案後，我孤身一人從電台出發，參加大學生們在烈士陵園舉行的「六四」死難者追悼大會。事後，我成了省廣電系統惟一被處理的人：調離新聞崗位，開除團籍。每天從事拆信封分發稿件、處理聽眾來信等工作，兩年後我毅然離開了那裡。幾年後才得知我早就上了國安局的監控黑名單……

遙想上世紀八十年代，至少像劉賓雁那樣的記者還能成為體制內業界同行公開敬佩的楷模，名動一時，還能出現《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雜誌等敢言的媒體。可近年來，李大同、盧躍剛、程益中、長平等正直的媒體人，和《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等稍能說點兒真話的媒體，卻成了被整肅警戒的標本，更有師濤等幾十名記者和撰稿人因言獲罪，被關入監牢，這無疑是改革開放的歷史倒退。

入世後，表面上官方開放了一些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媒體發行、廣告等經營環節，但整體上依然被嚴格監控，致使媒體職場日益犬儒化，年輕的媒體人甚至很少知道劉賓雁為何人；媒體內容也不斷商業化、低俗化，官方樂此消解和麻木民眾的政治理性；除了體育和娛樂新聞比較真實開放，其餘還是表面花哨、內容蒼白的宣傳說教。從對民族的深遠影響來說，大陸新聞界和教育界一樣，是亟待改革的最重要的官方壟斷領域。

面對不斷擴大的新聞傳播市場，中共當局沿用許多違憲的法規，鉗制媒體和公眾輿論，封鎖不同的聲音，而遲遲不敢啟動制定二十多年前人大代表呼籲的《新聞法》，中共要的就是隨心所欲。如果制定符合憲法精神的《新聞法》，就必須承認和尊重世界人權的普世價值，那樣就捆住了中共的手腳；如果按照中共現行的做法制定《新聞法》，將會令世人恥笑。所以，制定《新聞法》成了中共一再拖延、逃避的尷尬。

10月22日，維護新聞自由的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推出年度新聞自由度排名榜，中國在全球173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七。低於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斯坦、津巴布韋、伊朗。只比最低的朝鮮、土庫曼斯坦和厄立特裡亞略高一點兒。這無疑是對中共自我吹噓的莫大諷刺。

與現在相比，我那時雖然無自由，但被官方「包養」，奴隸的位子還算穩定。可今天大陸的媒體人，成了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奴僕，戴上了雙重枷鎖。除了個別官方媒體能得到部分”包養”，官方為了甩財政包袱，將大多數媒體推向市場。為了生存和發財，媒體一方面要想方設法撈錢，新聞做得像廣告，廣告做得像新聞，少數人成了媒體大款；另一方面還得緊跟上級眼色，稍有不慎，即遭厄運。

中共治下的大陸，與腐敗淪陷中難以倖免的其他行業一樣，早已沒了真正的「新聞界」，有記者證的無法說真話，成了真的「假記者」，而許多無記者證的公民，卻能勇敢揭露真相，成了假的「真記者」。面對逼良為娼的境遇，有官方記者無奈地將「老記」的稱呼自嘲為「老妓」，實際上可憐的大陸媒體人連「老妓」都不如，人家與嫖客至少還有討價還價的交換關係，有自主選擇的自由,而中共卻要媒體「無私奉獻」地出賣自己，至於金錢，想給就給，多少都得接受，不給錢也得聽從調遣，被「強姦」還不能說個「不」字。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為與黑心礦主相比，誰是世上最牛「封口人」？

2008年11月2日於石家莊望雲樓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