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我愛中國，卻不得不背井離鄉；我追求真善忍，卻遭到暴力相向。謹以此文揭露迫害，呼喚善良。

2002年12月17日清早，在珠海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兩年之後，我和其他三位大法弟子一起被囚車送到位於廣東省肇慶地區的四會監獄。

一、新監隊的迫害

首先來到「新監隊」，很快大法弟子就受到與眾不同的「待遇」：除了脫光衣服搜查所有物品之外，大法弟子所帶的所有紙製的文檔，包括私人信件都被搜走。更為特別的是，大法弟子要戴上一種寫著「利用*教破壞法律實施」的胸牌，然後由另外指定的四個普通刑事犯如影隨形的24小時監控，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互監組制度 」（互監組成員在北方監獄、看守所中通常稱為「包夾」）。它的邪惡在於將另外的刑事罪犯的個人切身利益與法輪功學員的表現捆綁在一起，如法輪功學員煉功或是向普通刑事罪犯講清真相，則互監組成員將受到惡警的嚴厲懲罰，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獎勵、減刑，因此這些刑事犯就會非常仇恨法輪功學員。在這種制度下，中共惡黨不僅迫害法輪功學員，同時也在迫害這些刑事罪犯，因為他們在這種現實利益面前更難明白法輪功真相，甚至受個人利益驅使犯下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罪。

監獄裡的規矩更多，除互監組制度外，還有罪犯分級制度，另外還要穿囚服、戴罪犯牌、剃光頭、說報告詞、避讓警察、蹲下說話、背司法部12號令、反覆報數、每天強迫看殃視「新聞聯播」（若「焦點謊談」是關於誣蔑法輪功的內容，則亦強迫看之）、隊列操練、集體唱邪黨歌曲、排隊走路、蹲在地上排隊吃飯、整理內務、疊豆腐塊被子等等。違反任何一點都可成為遭受迫害的理由。我就因不戴罪犯牌、不唱邪黨歌曲而多次遭到打罵。

監獄中還有一個突出的現象，那就是「犯人管犯人」。中共惡警挑選一些較有文化或有關係的罪犯充當「事務犯」來管理其他犯人，而這些事務犯往往成為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鋒。比如，2003年 1月10日左右，湖南籍大法弟子范晨煜剛從廣州看守所送到四會監獄，拒絕穿囚服，拒不照像，立刻被十多個事務犯群毆，之後惡警使用電棍電擊，但范晨煜依然拒絕穿囚服，當天就被送到「嚴管隊」進行迫害。2003年過年時，他被暫時放回新監隊。3月的一天，「新聞聯播」播出一條反法輪功的新聞，范晨煜為了抗議，在隨後的收倉報數時拒絕報數，被惡警叫到前面，命其蹲下，但范晨煜不蹲，而是坐在地上打坐，惡警開始破口大罵，拽著他的衣領在地上拖到辦公室，拿電棍電擊。同時惡警命令其他所有的犯人都到外面的操場上冒雨跑步。當夜，范晨煜的四個互監組成員都不允許睡覺來看著他。

次日，范晨煜又在大廳裡盤腿打坐，被事務犯組長李某看到，范晨煜堅持打坐，李某遂上前拽著他的衣領把他在地上一直拖到惡警辦公室，嘴裡還嚷道：「裝死！是不是？」之後，范晨煜被長期「嚴管」迫害。范晨煜身邊的普通刑事罪犯都說：「范晨煜是真正的好人。」比如天冷的時候，他會將自己的毛衣脫下來給其他人穿；米飯不夠吃時，他就將自己碗裡的米飯撥給別人吃。但就是這樣好的大法弟子卻受到最嚴重的迫害！

很多法輪功學員被從看守所送到四會監獄，很多都是有高學歷的。其中有：

林洋（清華大學水利系碩士生，被非法判刑3年半）、

張玉輝（北京對外經貿大學畢業，被非法判刑10年）、

李鳳友（原南海艦隊某獨立團團長，飛行員，復員後在珠海三灶機場開民航客機，被非法判刑5年）、

陳小軍（北京科技大學畢業、珠海格力空調公司工程師，被非法判刑7年）、

袁華（華南農業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被非法判刑10年）、

梁剛（華南農業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被非法判刑11年）、

馮文濤（廣州外語大學畢業，被非法判刑6年）、

周磊（北京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畢業，深圳某高科技公司市場部經理，被非法判刑12年）、

莊文舒（武漢水利水電大學碩士畢業，曾任校學生會主席、校研究生會副主席，被非法判刑7 年）、

晁昊（深圳大學畢業，被非法判刑9年）；

還有：

李振銘（被非法判刑10年）、

黎富林（被非法判刑7年）、

田建水（被非法判刑5年）、

黃德勝（被非法判刑3年半）、

鄭智超（被非法判刑13年，被抓時年僅18歲）、

何賓彥（被非法判3年）、

陳數學（原在珠海市勞動局工作，被非法判刑3年）、

葉偉雄（被非法判刑3年）等。

2003年時，四會監獄尚未成立針對法輪功學員迫害的「專管監區」，但新監隊已經開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罪惡的「轉化」。我曾被多次強迫蹲在地上、鎖在寒氣逼人的鐵椅子上，由惡警問話、逼看誣蔑法輪功的錄像，經常持續到深夜。負責「轉化」的惡警經常冒出這樣的奇談怪論，諸如 「中國警察從來不打人」、「廣東已基本消滅賣淫現象」、「同性戀是生理需要」、「做同性戀時不會被小孩子看見（意即同性戀不會影響兒童）」等。

中共惡警不僅習慣於說謊話，而且在行動上也不遺餘力的敢於造假、善於造假。聊舉一例。2003年3月，香港懲教署首次被允許進入廣東省四會監獄參觀。那時新監隊一個監倉裡至少關押著30名犯人，可只有12張床，很多犯人只能睡在地上。為了向香港懲戒署表明中共監獄的條件很好，參觀那天，監倉裡只留12名犯人，其餘人都被帶到奴工車間幹活，並且連監倉裡的拖鞋、牙膏、牙刷，甚至晾曬的囚服都只留了12套，其餘的都被塞進編織袋藏起來。

海外法輪功學員的努力亦減輕了監獄中大法弟子的壓力。一次，惡警又將我鎖在鐵椅子上，氣急敗壞地說，它們收到美國大法弟子給四會監獄寫的一封信，要求它們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否則將受到「追查國際」組織的追查和通緝。這些都有力的震懾了邪惡。

二、十五監區對我的迫害

大法弟子在新監隊關押一段時間後就會轉到各個生產監區分別關押。整個監獄分為十八個監區，至少非法關押著幾十名男性法輪功學員。這十八個監區，生產各種各樣的奴工產品，有鞋、帽、衣服等，而對外則稱「某某工廠、某某車間」。2003年7月我被轉到四會監獄的十五監區。十五監區的奴工產品主要是籐製品，包括籐椅、籐桌子、籐籃子，甚至月餅盒等，還有玉石加工，後來加上了編織高檔毛衣。無論是哪種奴工產品車間，空氣都是非常污濁的，籐製品車間充斥著染色劑、漂白劑的氣味，空氣中充滿著籐條原料的粉塵；毛衣車間更是飄散著毛線的粉塵。幹活時就有犯人當場暈倒的。而且監獄裡肺結核的發病率都很高。

除了奴工迫害外，監獄裡的「政治洗腦」也是非常嚴重的。「政治洗腦」說白了就是「愛黨教育」。每逢社會上的大事，如「神五」升空、「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奧運會」等，所有的犯人都要求寫心得體會，虛假的對惡黨歌功頌德。每個月還都要進行「政治考試」，考試成績直接與犯人個人利益掛鉤。而唱囚歌、唱邪黨歌曲、歌頌惡黨的文藝演出、演講比賽、作文比賽等更是家常便飯。中共惡黨就是這樣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控制著人的思想。

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說，肉體和精神方面的迫害遠不止於此。我依然被惡警指定的四名刑事罪犯組成的「互監組」監控，而他們又被其他的事務犯監督。我的所有私人物品隨時都會被抄查，包括上廁所都要有人全程監控，毫無隱私可言。互監組組長有一本厚厚的記錄本，用來記錄我平日的一言一行。而監區惡警那裏也有我的詳細記錄，用來向監獄「610」辦公室匯報。

2004 年3月2日開始，監獄開始在晚上收工後向全監獄所有犯人播放詆毀法輪功的錄像片，這是對眾生的重大迫害。為了抵制這種罪惡行徑，我和監區另外一位大法弟子莊文舒一起開始絕食反迫害（後來知道其它監區也有大法弟子絕食反迫害的，這些都有力地抑制了邪惡，使得毒害眾生的錄像片很快停播），同時我們也拒絕參加奴工勞動。監區的惡警、監獄獄政科、「610」辦公室都非常害怕。後來雖然我們開始吃飯，但仍堅持拒絕做奴工。一天，惡警把我叫到辦公室，強制我蹲下，並開始高聲罵我、隨意踢我。就這樣罵了幾個小時，也不讓我站起來或坐下去，我的腿幾乎要斷。之後我被調到織毛衣車間，我仍拒絕奴工勞動，惡警便強制我蹲在車間門口，從早上蹲到晚上，時間長了之後，雙腿似乎已不是我的腿，痛苦無以言表。這樣整整罰蹲3天。

莊文舒則拒絕接受「罰蹲」，開始第二次絕食抵制迫害。邪惡給他雙腳戴上了幾十斤重的大鐵鐐，鐵環直接鎖在腳踝上，每走一步都非常疼痛。給莊文舒戴腳鐐的當天，下了一場罕見的雷暴雨，似乎上天都在為無辜的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非人迫害而感震怒。

監區裡的氣氛越來越邪惡，惡警指使犯人在監區的兩塊大牆報上登滿詆毀法輪大法的東西，還有醜化法輪功創始人的漫畫，監區的牆壁則到處貼上反法輪功標語。邪惡的橫幅也掛了出來。4月21日中午，緊急集合哨吹響，全體犯人被要求蹲在操場上。文革式的「批鬥會」開始了。我和莊文舒被惡警押到前面，莊文舒依然戴著幾十斤重的腳鐐。我倆被惡警迅速反銬手銬。惡警開始強迫我跪下。我拒絕。十幾根充足電的電棍便劈劈啪啪的捅到我身上。我仍拒絕跪下。惡警的大皮鞋踢過來，聲音都很大。之後我被放倒在地上，依然是十幾根充足電的電棍捅上來。一股股電流、一聲聲脆響、閃閃的藍光、一陣陣疼痛，我渾身在痙攣、在抽搐。惡警還專門電我手心、耳朵等敏感部位，邊電還邊問：「認不認罪？幹不幹活？」

依稀看到眼前幾百名犯人蹲在那裏看我們受刑，不知他們作何感想。平日裡兩位溫文爾雅的書生卻只因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如此的虐待！天理何在？！中共惡警所表現出來的暴力正是其理虧的明證，而這種非人的暴力卻是施加於善良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更顯其殘暴而無人性！

在惡警施暴的過程中，它們還不斷的大放厥詞，並讓所謂的犯人「代表」發言，攻擊法輪功、攻擊法輪功學員。這是中共慣用的「挑起群眾鬥群眾」的手法（2008年的「法拉盛事件」就是這種手法的海外版）。外界的人很難想像，21世紀的中國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邪惡的「批鬥會」遠非結束，而只是一個序幕。到2004年10月，罪惡而系統的「轉化」迫害開始了。一開始是警察整天找「談話」，我坐在小圓塑料凳上，兩邊各有一個普通刑事罪犯，手裡拿著本子和筆，緊緊盯著我，記錄我的每一個細節動作，甚至每個眼神的變化。如「11點23分，黃奎向左邊看了一下」、「11點 24分，黃奎雙手交叉，左手在外」等。這些可笑、可憐而又可鄙的「記錄」，在當時的環境下，真的會使人感到窒息、噁心、難受，無形中給我施加精神壓力。

顯然，監獄和「610」系統從上到下壓下了所謂的「轉化任務（或曰指標）」。監區惡警成立了以監區惡黨書記為組長的專門小組對付我，另有三個警察全職專管，它們的日常工作則由其它警察分攤，這樣監區所有的警察都很恨我。當時正臨近年底，如果我不「轉化」，監區該年度的什麼獎勵都沒有，警察獎金沒有，數百名犯人的減刑比例也會下調，這樣犯人們也會恨我。如果我妥協了，則監區警察將立功受獎，專管警察將陞遷到科室工作（這是基層警察夢寐以求的事情），而當時監區惡黨書記正想往上爬，所以當時我的壓力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一天比一天大。我成為整個監區的「焦點」。

可以說，當時監獄的形勢是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江魔頭啟動了中共惡黨操縱的全部國家機器來對付平和的法輪功，它們為法輪功而活著，一切的一切都與法輪功掛鉤。在這其中，有人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人想藉機往上爬，有人怕受牽連而被動參與迫害……

惡警們宣稱，它們是專門派人到北京清河監獄學習的「轉化經驗」。惡警們頻繁開會，商量對付我的策略。惡警把我專門隔離在二樓的一個監倉，加我共12個人住，其中4個事務犯，另外7個看我的人。而看我的人還由其他的秘密「線人」暗中監控，以防他們跟我學法輪功，甚至不同的惡警都從刑事犯中收買了不同的「線人」，「線人」再去監視「線人」。而這正體現了中共統治術中「間」、「痞」、「控」等邪惡基因，搞的人人自危，人和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最終使得人性扭曲。如一幫犯人若想整另外一個犯人，只要聯合串供舉報說某某某跟黃奎學法輪功呢，就可搞定了，那人就很可能被轉押到新疆監獄受苦去了。

為什麼說惡警找「談話」是一種迫害呢？因為它們的談話無非是 「威逼」加「利誘」。惡警威脅我說，不「轉化」，要麼是死，要麼是刑滿後再送「洗腦班」或直接送勞教；不「轉化」，就再不斷的開批鬥會，每天都開，在我脖子上掛上「*教分子」的牌子，跪在眾人面前，讓所有犯人每人往我身上吐一口唾沫，讓所有犯人都罵一句法輪功創始人……「利誘」呢，那就是若我「轉化」，則可給我減刑，讓我在裡面過的更自由些……

但無論如何，惡警終歸是惡警，用下流惡毒的語言辱罵我是家常便飯，用它們的話說就是「要像蒼蠅一樣每天圍著我轉使我心煩」。那時天已漸冷，晚上我被強制坐在惡警辦公室裡，換班的警察來了，泡上一杯熱茶，就開始罵我、罵法輪功。聲音很大，吵的別的犯人也睡不好覺。有時招來巡警或是監獄長，罵我的惡警罵的更歡了，意思是在其它警察面前顯示一下自己多麼辛勤工作。一次警察連續罵我罵了10個小時，沒讓我喝一口水、吃一口東西、上一次廁所。我經常看到惡警的眼睛都罵紅了，全都是紅的，宛如惡魔，很可怕，還在那兒罵。有時監獄的「政委」、「610」辦公室頭子凌烈洲也來找我。凌烈洲極其陰險狡詐，此人被選作這一罪惡角色，真可謂「人盡其才」。

有時惡警又用色情的言語挑逗，讓我看常人的電影。一次惡警說：「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把你扒光了吊在樹上，看你轉化不轉化！」中共警察的流氓嘴臉暴露無遺。惡警還強迫我看誣蔑法輪功的光碟，看誣蔑法輪功的書，我不看，他們就強迫其他犯人在我耳邊讀給我聽。強迫我定期寫「思想匯報」。

一次我進惡警辦公室沒打報告，惡警命人將我抬出去，並命我蹲下，我不服從，遂被放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很長時間，直到其他犯人收工。一次，我被逼看誣蔑法輪功的光碟，我不看，惡警指使多名犯人強制我看，在肢體衝突過程中，我的額頭碰破，鮮血流出。另一次，惡警專門到我所住的監倉找我「談話」，罵法輪功師父，我高聲說：「不許罵我們師父！」遂被兩個「包夾」反架起我的胳膊，整個身體離地，疼痛異常。有時警察故意當眾把開水慢慢倒在我身上，進行人格侮辱。像此類迫害非常多，不一而足。

由於中共惡警不斷施壓，我周圍的某些監視我的事務犯也變的對我很惡，為了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對我發出死亡威脅。善惡有報。2005年1月1日，監區發生了一起惡性案件，平日裡對我不好的兩名事務犯由於毆打某刑事犯致重傷而被嚴管，後被加刑，而監區領導也大調動。這件事發生後，十五監區遭到通報批評，監區領導更把陞遷的籌碼押到我身上。

從2004年12月開始，惡警便在我的睡眠問題上做手腳。晚上睡覺時，他們就指使「互監組」成員每隔10來分鐘把我叫醒一次，有時將我的被子掀開（當時天氣很冷）。一個「互監組」成員特別惡毒，在我睡覺時經常用他的胳膊肘使勁壓我的膝蓋骨，非常疼痛。從2005年3月中旬開始，惡警乾脆整夜都找我「談話」，我整夜不能睡覺，罰坐在值班室的小凳上，逼看誣蔑法輪功的惡毒錄像，或是逼看誹謗大法的書，到凌晨5點40多才讓我回監倉，加上走路和上廁所再耗幾分鐘，而到5點50分就要起床。白天是更不能睡的，接著「洗腦」迫害。也就是說我每天只能睡幾分鐘！這樣持續了整整一個月，真是一個月的淒風苦雨！最嚴重迫害時，是一天一分鐘都不能睡的！稍一閉眼睛就會被「互監組」成員推醒。誰能想像那一夜一夜的黑暗、寒冷和睏倦，誰能想像那一夜一夜的侮辱、咒罵和刁難！

惡警曾說：「對付你們法輪功，怎麼整都是合法的。」「有本事你就出去告我們，反正這是共產黨的天下！」中共惡警為每月3000元人民幣（廣東省警察月工資水平）而賣命迫害大法弟子，切身利益與政治壓力激發了它們人性中最惡的一面，而不知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何以還的清？可以說，中共邪靈利用這些敗壞生命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時，也在使這些惡人走向毀滅。當然也有個別好的警察，一個年輕警察就曾對我悄悄地說：「關押你們是政治迫害。」

十五監區還有另外一名大法弟子——莊文舒。前文曾提到，他是武漢水利水電大學碩士畢業，曾任校學生會主席、校研究生會副主席，畢業後在深圳市審計局工作，前途極佳，只因在2000年深圳高交會期間發法輪功真相傳單而被非法判刑7年。顯然，此時惡警對付我和莊文舒採用了「各個擊破」的辦法，把我隔離起來，而讓莊文舒正常「出工」。惡警還曾經玩弄拙劣的把戲，故意將莊文舒調到另外一個監區，以給我造成他已不在十五監區的假相，再將其偷偷調回。

無論如何，理論上講，我和莊文舒是沒有見面機會的。惡警認為法輪功學員之間的相互鼓勵非常重要，用他們的話講，兩個法輪功學員四目對視就是「核爆炸」，所以要將我倆完全隔離。但有一天早上，莊文舒正在等待出工的隊伍中，我被陰錯陽差地帶到監倉門口，與出工隊伍僅隔一道紗窗。莊文舒知道了我在後面，他邊站起來、邊轉身，然後向我揮手、點頭、微笑，我也向他示意。此時好像空氣都凝固了、時間都靜止了。那時我已被隔離幾個月、睡眠嚴重不足、惡警花很大力氣故意給我造成「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還在信法輪功」的假相，但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和莊文舒的對視中而化解，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自由世界，兩個人的對視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在那樣的極限情況下，兩個共同信仰法輪大法的人的對視，卻包涵了太多的意義，那是相互的鼓勵，那是默契的配合，那是對整體的圓容。但外界無法想像的是，就因為莊文舒這一看似再平常不過的舉動——向一個老朋友微笑示意，立即被某事務犯告發而遭致不可想像之迫害！

所以說，中國人的人性在中共的集權高壓統治下已變的極度扭曲。在監獄裡，警察是被犯人稱作「共產黨」的，這一稱呼恰恰道出了事實真相，那就是中共邪靈背後的操縱，才使得一幕幕自由世界無法想像之人間慘劇發生……

三、我所見證的四會監獄對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

前面提到在新監隊惡人對湖南籍大法弟子范晨煜的迫害。之後范晨煜被長期「嚴管」迫害，一個人關在一個兩三平方米的小屋內，吃喝拉撒睡全在裡面，常年戴著手銬、腳鐐。生活條件極差，不准購物，沒有肉吃。有時惡警怕他「發霉」，就帶出來曬曬太陽。就這樣的環境，邪惡的「610」辦公室還經常叫他寫所謂的「思想匯報」。范晨煜本是大專畢業生，在廣東某銀行工作。在這樣非人的殘酷迫害下，精神受到嚴重摧殘：有時他會將自己的大便弄到鼻子前聞，以刺激一下自己，畢竟那裏的環境實在太單調了。至少兩年以後，范晨煜才被轉送到「專管監區」。他已不太會說話，智力也減退了不少。但范晨煜的堅強與對大法的堅定令惡警也佩服。

另一個迫害非常嚴重的是劉喜峰：原籍東北，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後在深圳任教師，曾獲得「深圳市優秀教師」稱號，多次被抓捕勞教。2002年9月再次和妻子同時被捕，妻子被非法勞教，後在勞教所迫害致死。劉喜峰被非法判刑10年，2003年12月被送到四會監獄。從看守所開始，劉喜峰就長期絕食，不穿囚服，每次電視上放誣蔑法輪功的東西他都高喊正法口號。他被長期打吊針、戴腳鐐，時間長了之後身體極度虛弱，走路能力喪失殆盡。即便摘下腳鐐，他走起路來也如蹣跚學步的嬰兒或是「羅圈腿」殘疾人，其狀慘不忍睹。劉喜峰一直抵制穿囚服，就是這樣惡警還是逼他出工，他就穿著白色的內衣出工，在清一色的藍色囚服中間顯的格外奪目，成為監獄中一道最為亮麗的風景。

大法弟子澹台動動也有類似的迫害經歷。他是北京人，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後在深圳雕塑創作研究所工作，剛到四會監獄不穿囚服，被十幾個惡警群毆，打斷3根肋骨，打傷陰部，但他正念抵制迫害，兩個月後自動痊癒。澹台動動也是由於長期的禁閉迫害而幾乎喪失說話能力，後來再由別人教他說話，好不淒涼！

廣東省法輪功學員饒超元曾與我關押在同一監區，他的弟弟饒卓元於2002年8月左右，被廣州市第一勞教所迫害致死。饒超元自己由於長期被迫害，一條腿已經殘廢，平常走路只能一瘸一拐的，十分艱難。

原深圳法輪功學員李建輝也曾被非法關押在四會監獄，他也是長期遭受嚴管迫害，直至刑滿釋放。

另外還有陽文，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理工大學，獲博士學位，只因發放法輪功真相傳單而獲罪。連普通犯人都說，把這樣的知識份子都關起來，共產黨真是昏了頭。

除了上述的學員之外，四會監獄關押過或仍關押著的法輪功學員還有：吳世宇、周曉輝、徐樹華、麥月發、胡貴生、劉慶深、丁祥忠、郝學森、郭杭州、陳武生三兄弟、郭悅、黎僑森、胡建華、王彥發、於連、林慶、林振貴、詹嘉賓、張元博兄弟倆、高單荻、張雨蒼、孫鍾文、溫建民、梁曉膺、林剛、伍永進、余新輝等等。

事實上，從2004年6月開始，四會監獄在原來的新監隊成立了針對法輪功學員的「專管監區」。法輪功學員一送到監獄，剛一下囚車便被全程錄像，之後錄像被拿去研究分析這個學員的性格特點，再就是各種各樣的所謂「心理測試」，以便針對每個學員進行心理迫害。

總之，四會監獄緊跟「610」辦公室、司法部瘋狂對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和邪惡的「轉化」，已經使其成為一個罪惡的黑窩。

四、結語

時間到了2005年12月15日，我被兩個四會監獄的警察帶離監獄，登上了北上的火車，他們要將我轉交給北京的「610」辦公室。他們不給我發釋放證（這在中共邪黨的法律那裏也是違法的），怕我中途走掉。五年來，我第一次留起了頭髮、穿上了便裝、皮鞋，看到了「自由」的天空，但卻依然被兩個警察押送，一路上還要忍受他們的污言穢語。更具諷刺意義的是，當晚我就在火車上看到了我們在珠海看守所做的膠花，裝飾於餐廳車廂。

為了揭露迫害，我不得不回憶這一切痛楚。但能訴諸語言的畢竟是有限的，最痛苦的是語言無法形容的。最難的時候，每一秒鐘都很難度過，每向前一步都感到壓力很大。但我最終走出魔窟，來到自由世界。

中共鎮壓法輪功快十年了，回想起來，中共攻擊法輪功的假新聞多麼惡毒、下流，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手段多麼卑鄙、殘酷，而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所謂的「轉化」又是多麼的荒唐可笑、自欺欺人！

我沒有生在「文革」期間，卻於21世紀在中共的監獄中真實的經歷了文革式的「批鬥會」、人與人之間的檢舉、揭發、相互傾軋。而中國整個社會在中共的集權統治下又何嚐不是一個大監獄呢？有人說「中國人的良心在一個小胡同中扭作一團」，僅為了眼前的區區小利。而這一切罪惡之源便在於中共。

自由使得扭曲的人性得以舒展，價值使得人類的尊嚴得以展現，信仰使得墮落的靈魂得以回升。當中國同胞徹底擺脫中共的束縛，找回久已迷失的傳統信仰，實現高尚的人生價值，享受真正的自由之時，將是偉大時代的到來。

本文所提廣東省四會監獄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不及整個中國迫害真相之萬一。邪惡而荒唐的所謂「轉化」謊言，猶如落在臉上的塵土便可輕輕抹去，而佛法永恆的光輝卻光耀寰宇、亙古長存。

──轉自《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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