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0日訊】(BBC 馮木清撰文)馮木清,歷任香港媒體中國新聞主管,《亞洲週刊》「新思維」專欄作者、《多維月刊》社論作者，著作有《危城──新香港啟示錄》等。

全球金融海嘯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基本上是被動應對，表現乏善可陳。

其中新設的經濟機遇委員會，更是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因為現有的經濟諮詢架構中已有「發展策略委員會」，中央政策組亦有類似的功能，因此很難想像，這樣的三頭馬車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

香港官僚架構的設置與香港新的歷史處境不相適應，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矛盾的長年積累，已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起著窒息的作用。

我們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行政架構與戰略思維來應付前所未有的挑戰，但願金融海嘯能成為香港變革的催化劑。

技術官僚

香港的問題首當技術官僚治港的方略，這在大多數人認為無比正確的選擇，其實是歷史與香港所開的一個玩笑。

九七回歸時，北京錯選董建華，而且是一錯再錯，五年後仍讓他連任，導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北京頓時亂了分寸，不分清紅皂白的在香港執政人選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回歸公務員（技術官僚）治港理念。

如果撇開特定的歷史因素，這是沒有什麼可以置疑的，事實上，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英國在香港的技術官僚制度一直非常成功，如果不成功，香港也不會由一條漁村變成一個國際化都市了。

問題在於，回歸前的香港，政治制度及行政框架都是由英國人設計，公務員系統只是一個龐大的執行機器，技術官僚強於執行而拙於思考，且由於中國的長期「不動」，造成兩地經濟成就的懸殊。

因此這一群體也缺少憂患意識，當中缺乏高瞻遠矚的政治人才，這一先天的缺陷導致了技術官僚群體根本沒有能力率領香港迎接新的挑戰。

我所指的「新挑戰」，不僅是香港在回歸以後政治生態的改變，而且還有中國由「不動」轉為在經濟層面日漸國際化所帶來的影響。

在上述的前提下，香港的管治架構因應中國的變化而變革也就無從談起，香港近年的處境與二、三十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香港的行政架構和之前基本上沒有明顯的差異。

架構未與時俱進

過去幾年，政府架構曾做過一些皮毛的改組，但是一些變動不知所云，比如將「衛生」、「福利」、「食物」拼湊在一個局內等等。2002年，我在《危城-新香港啟示錄》一書中指出：特區政府應設立「中港協調局」，專責處理中港兩地政經互動事宜，為香港尋找新的機遇。

後來，曾蔭權將無所事是的政制事務局易名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但是至今尚看不出，這個局在「內地事務」方面有何積極的舉動。

技術官僚管治其中一個特點是每日看輿論的反應而調整施政，而沒有全盤方略及遠期規劃，例如，有人提議，香港要有一個就長遠發展策略進行諮詢的機構，特首便在中央政策組以外，製造出一個「發策會」﹔金融海嘯後，輿論指出，要有一個應對金融海嘯的組織，便又委任一個「經濟機遇委員會」，幾個性質相近的諮詢架構各自獨立互不關聯，很難想像可以起到實質的作用。

試問，在今後的戰略發展方向上，中央政策組、「發策會」、「經機會」各有不同的藍圖，各得出不同的結論，特首應如何取捨？

打破舊架構

香港在經歷了九七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破滅後，我曾經提出過「戰時經濟內閣」的設想，即香港社會以走出經濟困局為優先目標，政府管治架構因應這一優先目標而作出相應的調整。

我認為，目前有重提這一設想的必要，在今次金融海嘯前，香港看似欣欣向榮，但除金融領域表現較佳之外，其它的支柱產業乏善可陳，即便是金融業，基礎也是相當的脆弱。例如，金融海嘯的源頭在美國，但是同一時期，香港恆生指數波動的幅度比美國杜瓊斯工業指數更甚。

這些都說明，認為香港已成為「中國機遇」的得益者言之尚早。而全球金融海嘯後，香港經濟的脆弱性還會進一步的表露出來。我認為特區政府應做出打破常規的改組，由目前的「三司十二局」體制改為由一個「大經濟委員會」統轄下的司局制。

並將「內地事務」從「政制局」中剝離出來，組建一個專責中港澳台聯繫的「協調局」，以捕捉中國未來對經濟運轉「積極干預」所帶來的商機，以及應對珠三角產業提升對香港產生的正反兩方面影響。(//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