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6日訊】接到阿波羅網轉來的郭泉先生的文章，先謝謝郭泉先生多年來對本人研究的關注。對他提出的問題簡答如下：

第一，郭泉先生諷刺的”三個金點子”其實沒有一個是純經濟問題，都涉及政治。第一個”點子”，撤銷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本身就是要求共產黨高官放棄政治特權，與民眾共一國風雨；要求統一國內國際食品標準，本身就是要求中共尊重中國人的生命與人權。第二個”點子”，要求將食品生產提高到國家安全角度，實際上是諷刺中國共產黨這些年來置民眾生命與健康於不顧，一味去抓捕良心犯與政治犯的倒行逆施，告訴共產黨現階段民眾的生命安全才是真正的”國家安全”，如何去構建這樣的國家安全才是滄桑正道。第三個”點子”實際上是要求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是民主化的第一步。臺灣經驗是開放輿論後，開放黨禁就水到渠成，促成了多種政治團體的出現，多黨政治隨後形成。

第二，我為《華夏電子報》及其它專欄寫的文章，每篇只有1,500字的篇幅，只能就一事談一事，不能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地漫天扯開，這是前提。讀我的文章，最好有個連續性，這樣才能對我的總體立場有個基本瞭解。如果郭泉先生讀我最近寫的一系列有關食品安全的文章，包括為BBC寫的那篇在內，可能就不會得出他文中的結論。

第三，將一切問題歸結到專制獨裁，前提似乎不錯也很省事。但具體參詳，萬事有因有果，不是把一切都往專制獨裁上扯都行得通。比如新加坡是威權國家，但從不生產偽劣產品，更沒有讓國民吃有毒食品。南韓民主化之前的樸正熙時代也未生產有毒食品給國民食用。毛澤東專制時代固然是短缺經濟，但也從未如此規模化”生產”有毒食品。所以這種從個別到一般的歸納法很難成立。在中國現階段，食品是生產廠商、農村專業養殖戶、種植戶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原因很複雜，政府放棄監管責任只是原因之一。否則，我就無需要前後寫五篇文章談這問題。（有興趣者請上我的個人網站”清漣居”）

第四，在中國現階段，如果要等到郭泉先生談的”多黨監督”出現之後才談食品安全，中國人可能早已經再次淪為”東亞病夫”。目前要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條件下儘可能地改善食品安全狀況。我的文章就是為此寫的。

我是學者，本人并不認為要將我所有的研究簡化成”打倒共產黨，結束獨裁統治”這樣的口號。如今的讀者文化素質不低，他們并不只想聽一兩句激動人心的口號，而是想知道更多。將一切結論政治化，并非與讀者溝通的一種最佳方式。更何況，有些問題，并非共產黨一倒臺，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比如中國的農村、農民問題。共產黨倒臺了，也不意味著中國農民每人手裏就有人送上一只飯碗，小農階級就此消失，城市化就此成功。民主化最多只是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民眾參與的前提條件。

海內外眾多民主力量在為爭取民主竭盡綿薄，各人能力與關注重心不一樣。大家如果能夠在從事本身事業的同時也尊重別人的作用，情況可能比現在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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