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巴金說過什麼真話
【大紀元10月6日訊】2005年10月17日，一代文學巨匠巴金因患惡性間皮細胞瘤在上海華東醫院與世長辭。對於他的死，人們並沒有感到太多驚奇。對於一個纏綿病榻六年，渾身插滿管子的過百老人來說，無論在那一天去世，都應該算壽終正寢。真正使人驚奇的倒是巴金去世以後官方和民間異乎尋常的一致讚譽。中國有為死者諱的傳統，文人好寫「諛墓」文章，甚至民間也有「死者為大」的說法。但對於巴金這樣一個言行歷歷、力倡說真話的人來說，編織過多的溢美之詞，有意無意地拔高他的文學成就和人格高度，在我看來，不是紀念，倒近乎諷刺。
比如說他的文學成就。眾所周知，「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曾經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學青年的開蒙必讀物，高覺慧的果敢行動曾經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反抗由黑幕包裹著的禮教文化，以至出走成了那個年代人們反抗家庭，反抗吃人道德的經典動作。即使是抗戰以後寫下的小說《憩園》、《第四病室》、《寒夜》在探索人性、刻畫小人物卑屈而不甘的命運方面，都達到了他自己以及其後好多作家都無法企及的高度。但1949年以後，除了一堆歌功頌德的散文以外，巴金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作品。晚年傾注大量心血寫下的《隨想錄》，情真意切，淚浪滔天，力圖為自己靠謊言生活、隨風倒浪的後半生挽回尊嚴，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無論表現形式、思想高度都沒有超出當局給定的標高線。因此，要說巴金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文學大師，那也只能說是個腰斬了的文學大師。對於一個飽經憂患的歷史老人，我們當然不能過分苛求，但條件是你也不能過分褒揚。如果上半葉的輝煌成就值得紀念，那麼，下半葉的「奉旨填詞」該如何對待？如果《家》《春》《秋》值得大肆渲染，那麼，《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談別有用心的》、《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等文章是不是也該痛加剖析？
自由主義者看中巴金早年的無政府主義信仰，認為巴金從一個腐敗專斷的國家現實出發，曾經把自由演繹到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所能達到的熱烈巔峰。儘管他後來放棄了自己的信仰，1958年以後更是對自己文集中的無政府主義內容刪除惟恐不淨，直到晚年都對自己的信仰諱莫如深。如果早年對自由的熱烈追求值得紀念，那麼，後來又對自己的信仰揮刀自宮該如何紀念？難道要我們紀念巴金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再說，如果像巴金這樣早年追求過自由，後來又放棄甚至踐踏自由的人該高度紀念，那麼，像林昭、遇羅克、王申酉、李九蓮、鐘海源這些嚮往自由，最後又為自由喋血的戰士該如何紀念？不要說這些烈士，就是那些早歲追求過自由，晚年又勇敢站出來為自由辯護的知識分子像顧准、李慎之、吳祖光這些骨氣奇高、慎思敏行的人該如何對待？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但前提是你也不能無原則地吹捧苟活者。實話說，我對一些媒體讚譽巴金是「20世紀的良知符號」感到臉紅。因為實際情形是，這個「良知」有時有，有時就沒有，像段譽的六脈神劍時靈時不靈。
再說巴金的「說真話」。一個人要人說真話並不難，難的是自己說真話。1986年巴金的《隨想錄》出版後，我還是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懷著對文學大師的熱烈仰慕，讀完了部分篇章。從此，我知道巴金是一個說真話的人。十幾年後，我在一家專講婦女化妝打扮的雜誌打工。偶爾有一天，在資料室的書架上看到一本久違的《收穫》，封面上赫然印著「巴金主編」。當時心下一愣，不是說巴金已身染重病，說話吃飯都困難了麼？還怎麼「主編」？顯然就不是真話嘛！這裡面有兩種說假話的可能：1，巴金說假話；2，《收穫》雜誌社說假話，而《收穫》雜誌社的實際負責人恰好就是巴金的女兒李小林。現在我們姑且認為巴金沒有說假話，但一個主張講真話的老人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能影響，我們怎麼能指望他影響別人？如果這兩種情況都不是，那麼，我們就只能感嘆，說真話真難啊！
儘管真話不等於真理，但真話卻是通往真理的第一步。我們很難設想，一個說假話的人能達到科學的光輝頂點。因而，古往今來有許許多多的仁人志士為真話付出了生命。即使是政權更易乃至萬馬齊喑、充滿暴力和謊言的「文革」時代，仍然出現了像呂熒、梁漱溟、馬寅初、黃萬里等難得一見的骨鯁之士，更不用提林昭、遇羅克、王申酉等為真話殉難的烈士了。我們當然不能強迫別人說真話，但我們要求一個主張說真話的人以行動踐履自己的主張總不為過吧？就像我們要求一個自然科學家以實驗來證明他的理論一樣。當伽利略沒有提出自由落體運動定律的時候，誰也不能說，讓伽利略做一個實驗證明亞里士多德錯了；但當伽利略提出重的物體和輕的物體在外力相同的情況下同時落地以後，比薩城裡任何一個打餅子的老婦都可以說，老伽，試一下讓我們瞧瞧！同理，在一個謊言四布、暴力橫行的年月裡，誰也不能要求巴金一人做一個「說真話」的先行者；但當和平初降、謊言不再暢行無阻的時候，一個有聲望的老人提出了「說真話」，這時，不用說一個有道義的知識分子，陝北鄉下一個擔糞的老頭都可以說，巴老，你說一兩句試試。甚至不用巴老親自「說真話」，支持一下「說真話」的人，行不？但沒有，從巴金提出「說真話」的1986年到逝世，我們陸續聽到的只是巴老出版全集、百歲誕辰、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看望的消息，沒有聽到巴老對國計民生發表哪怕一句屬於自己的看法。有人說，你這是無理取鬧，巴老晚年目不能視，耳不能聽，連假話都說不了，遑論「真話」？但官方消息顯示，巴老真正病重住院是1999年2月，從1986年到 1999年其間有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或者說在各行各業湧現了多少「說真話」的英勇鬥士？巴老身體不好，不要親自說，表個態支持一下因「說真話」而身處逆境的人們，行不行？
因而，充其量巴金是一個提倡說真話的人，提倡說真話不等於說真話，就像提倡環保不等於環保，提倡素食有時也不妨吃葷，我主張善待同性戀者可我本人不是同性戀一樣。也有人說，提倡就不錯了，總比不提倡好。可如果僅僅是提倡就值得大肆紀念，那麼，任何一個幼兒園阿姨都可以獲此殊榮。也有人說，你這是故意找茬，提倡說真話也總比提倡說假話強吧？是的，提倡說真話比提倡說假話強，但這樣一個道德要求對巴金也太低了吧？因為按照這樣一種邏輯，幾乎任何一種主張都可以獲得原諒。比如，我主張殺人，你反駁我，我說，總比活埋好；我主張活埋，你反駁我，我說，總比凌遲好；……我主張偷人，你反駁我，我說，總比搶人好；我主張搶人，你反駁我，我說，總比謀財害命好；我主張謀財害命，你反駁我，我說，總比先姦後殺再擄財好……中國人對強者、權勢者、名角巨腕總是寬容到無邊無際的地步，總是想方設法替他們的任何行徑尋找合適的理由，而對弱者、草民、奉獻者則嚴格得近乎苛刻。
巴金晚年真正令人動容的是他的懺悔精神。當一場人為的災難隨著極權主義領袖的自然死亡匆匆收場後，在浩劫的現場站起來的都是控訴者，沒有跪下來的懺悔者。巴金以耄耋之軀雙膝彎曲，手指鮮血，眼望蒼天，握緊一柄沾滿朋友和妻子鮮血的刀鋒，指向自己。這種自省精神、懺悔意識雖然不是源自人在上帝面前的罪性洗禮，以至影響了自省的深度和高度，但放在極權中國的特殊語境裡，這種來自古老傳統中的羞恥意識依然極為稀缺。它代表了一代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對自己親手參與的罪惡絕不姑息的沉痛書寫，即使放在教育滑坡，學位氾濫，學術腐敗遍地，犬儒主義大行其道，既得利益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今天，依然有其積極的意義。
因而，對於一個創造了實績並且已經交付歷史的人來說，任何過頭的讚譽都不過是為了活人分肥。大凡一個人或事件之所以值得紀念，無非是因為兩種情況：1，這個人或事件在他（它）所在的領域內，曾經做出過巨大貢獻藉以造福人類；2，這個人或事件雖然沒有特殊貢獻，但因為他（它）的存在和實踐可以給後人提供某種可資借鑑的經驗、教訓。我認為善良而懦弱的巴金除了早年的文學實踐，更多的是在後一種意義上值得後人銘記。
簡單地說就是，紀念什麼先於紀念。因為對於巴金這樣一個見證了幾乎一個世紀的文學史和政治史的人來說，如果我們不能從他那裡汲取有益的歷史養料，以避免恥辱、開創未來，即使葬禮規格再高，場面再隆重，紀念文集再捲帙浩繁，又有什麼意義呢？也就是說，弄清紀念巴金的什麼比紀念本身更重要。我們既不要刻意貶損他的歷史過失，像早些時候一些人把他說成「偽君子」和「懺悔痞子」，也不要有意誇大他的文學成就和人格高度。就作品和性格而言，巴金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天真的感情宣洩者，而不是一個深入的思想者，他的理論思辨力、社會洞察力都極為有限。因而，我們不要誇大《家》的藝術高度，也不要抓住《斯大林的名字將活在萬代人的幸福生活中》狠挖深究，真正值得紀念的是，一個寫出《家》這樣具有重大衝擊力的「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魯迅語）為什麼後來竟然會寫出像《斯大林的名字將活在萬代人的幸福生活中》這類荒謬絕倫的東西？這中間的轉變是如何完成的？對於他的「說真話」也應如是觀。我們既不要放大「說真話」的歷史價值，也不要過分指責他的「光說不練」。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善良、真誠、充滿「說真話」願望的老人為什麼最後只能選擇沉默，甚至連自己的身體都任人擺佈？除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巴金個人應該負責多少？他自身性格里有哪些悲劇因素值得鏡鑑？對於他的反思和自懺，也有太多的人執著於他反思的高度，認為把一場導致無數生靈塗炭的災難歸結為「四人幫」和「封建主義的流毒」太過淺表。但比這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附著於極權主義，並與其「二而一、一而二」的國家意識形態是如何將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一步步弄成一個精神殘疾和思想侍從的？尤其對於巴金來說，如果他生性就是惡的，從他跨入文學之門的第一天起就顯出他的平庸無奇，那麼，人們就不會對他後半生的無所作為和助紂為虐痛心疾首；但不是，巴金的善良和文思敏捷是有目共睹的，而正因為這樣—— 一顆善良的、真誠的、光華四射的靈魂被摧折被毀滅——這場悲劇的意義才顯得尤其觸目驚心。
2005年12月2日草畢於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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