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我們的政府為何可惡？
【大紀元10月29日訊】首先，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政府是拿來批評的，不是拿來供著的，開動花納稅人的錢而自辦的宣傳機器自我表揚更是可恥的，批評政府是民眾天然不可讓渡的權利。可惜的是，六十年來，這樣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僅自我大上「偉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顛覆國家政權來打壓對政府的批評者。不少民眾以為政府是拿來理解甚至是供著的，是拿來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眾心實怨恨，但不敢公開批評並且據實以陳。如此惡性循環，官民共同完成了一個關於政府常識的神話，從而達致民眾低福利，而政府官員高收益，民眾受高度壓迫和盤剝實深的社會格局。
政府包括我們的政府不可愛是天然的，但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可惡呢？且聽我慢慢道來。李敖說我不罵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證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會只罵政府可惡（當然即便罵也是我不可讓渡的權利），而是用事實和批評來證明政府的確可惡。有許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卻自以為得計，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政府不可思議的自以為得計，積累下的怨恨，以為睜眼不見，作駝鳥狀，便可以解決問題，實則大謬不然。以下便舉數端政府可惡之處加以伸說，歡迎各位（包括官員以及政府）回應與批評。
一）不要認為你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人權是普世價值，不會因為國家、種族、貧富懸殊而有所改變。不管你是什麼樣制度，你自吹優越於別的制度與否，人權總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評政府而入獄，當然會激起世界關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彈，頒給他薩哈羅夫獎可謂名至實歸。外交部雖然沒有愚蠢地拋出「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樣的低級笑談，但還是動輒以干涉內政和反華的陳辭濫調來應對，以為民眾的智商和信息判斷還生活在毛時代，這是人們把外交部當成中國謊話撒播基地的一個原因。老百姓都把你當猴耍，你卻在那裏做令人可惡的表演，人們對戈倍爾、薩哈夫的嘲笑時刻都可以安在你們身上。
二）學會說人話的技巧。幾十年來，政府一直拿大，從沒有把民眾放在眼裡，雖然口上和報刊中時刻提到「人民群眾」幾字，那是為了忽悠起人民群眾利益來比較方便。因此政府官員習慣於假大空，習慣於給群眾作指示下命令，習慣於「老子說的就是正確」，容不得半點反對，容不得別人據實之批駁，聽不進不同意見，更不考慮講話的技巧。政府的發言人和官員，請你學會講話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中含多少比例是對人體不會出問題的，政府該怎麼說這個問題？應該說我們也主張堅持零容忍，但我們的現實環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麼我們將從以下哪些方面來改善並保證其實施，如不能實施將會怎麼樣？而不是說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沒有害的，吃多少是人體的下線。吃有害的東西，無論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認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員應該知道你處在這個位置如此說，是絕對的不正確。比如最近的大實蠅，政府官員就不能說，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膽吃，大實蠅吃了對人體是沒有害的。你說的是實話，對人體是沒有害，但中國人沒有退化（或者是進化？）到見蟲子都喜歡，把它視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們的吃文化對特定的昆蟲除了少部份地區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沒有誰見食品裡有蟲子，會吃得下去的。政府應該說大蠅是沒有害，但的確有蟲子就是傷害了大家，應該將所有大實蠅的橘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罰。至於果農的損失，一方面應讓市場和法律來解決，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補償，而非直接稅貼。
三）余含淚式的人物為何討厭？政府不會說話，是他說了不負責任的話，與自己身份不相稱的話，說了政治不正確話，那當然應該受到批評。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應該注意到民眾為何痛恨你所說的話。人們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還要叫別人以所謂大局為重，這到底是誰的大局（這些民眾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討說法、公道以及相關的賠償）？沒有什麼虛幻的大局，只有每個人組成的所謂大局。在這種情形下，余含淚式的講話，王做鬼式的胡謅，民眾不反感才怪。我們很多時候嘲笑美國人到處都在講政治正確，公開不能說「黑鬼」（私下說雖然不正確，那是私德），那麼公開罵黑人為黑鬼，那一定會受到譴責，這種政治正確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們這裡有的人以公開說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話為能事，一些皇（大）漢民族主義者和一些少數民族主極端分子都如此。
四）實然與應然的關係。政府官員和公眾人物，應該分清實然與應然的關係。舉大實蠅為例，說大實蠅沒有害是描述事實，但人們不習慣於水果裡有蟲子（那不像湯裡的佐料，何況有人也喜歡原湯），更不習慣於直接食大蠅，國人沒有食用大實蠅的傳統，所以含大實蠅的水果應該一個不留地處理掉。這才是政府的官員和科學家出來發表公共話題時應有的態度。換言之，實際如此，不表明應該如此。像陳君石一樣的科學家說話為什麼惹人討厭，不是說他說的完全錯，而是他所處的知識位置（院士），他的專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他應該怎麼樣說話，絕不可以胡來的。陳君實你發表科學報告，說大實蠅對人體無害，那是對的；但你出來對公共發表講話，那不是做科學報告，還有一個公共適應和社會諸種習慣問題。即你在實驗室是研究科學，但你在發表與科學有關的公共問題時，就不單純是個科學問題，還牽涉其間的社會問題，以及公共接受度的問題。除非你說我只能說大實蠅對人體沒有危害，至於怎麼處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陳君士這樣的人他會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談及怎麼處理大實蠅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長卻非要說，其說符合政府的胃口與頭腦，但非民眾所能接受，那當然要接受公眾的批評、質疑了。
五）怎麼只會是不法份子？前天公佈了海協會通過海基會表達的一部份奶粉中所含三聚氰胺對台灣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內容簡短、生硬不說，單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陸諸種食品（現在查出蛋等）中的氾濫只歸結為不法份子，這不僅侮辱台灣人的智商，也是對大陸民眾的公然漠視。中國官方搞兩套標準由來已久，對國外的食品嚴加管制（當然也還是出了少量問題），開奧運時特供奶、特供豬，不一而足。對客人應有如此標準，我們沒有話說。但對自己的民眾也應如此才行，這是一個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眾視為賤民，視為不能與外國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時還不能與被視為同胞的台灣人享受同等的待遇,這是對大陸民眾的公然漠視。對台灣人官方還會用個「不法份子」的不像樣子的公函來道歉，但對中國大陸的人，官方何時具文公開道過歉？視自己民眾為賤民的政府，必將為這樣的看法付出代價。可惜他們似乎不願正視此點。
六）不能把說蠢話當成背講話稿。我認為不少官員都把一看就是愚蠢的話，當成自己職場、官場訓練的一部份，當然中國的官場就是如此訓練的，因為只要上峰滿意，民眾覺得愚蠢有什麼關係。唐家璇說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權，就是為了官方的政治心理，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說的一看就蠢的話。對這種蠢話自以為得計，其實就是增加民眾對政府的怨恨與漠視。不尊重民眾的智商、不尊重他們的人格，必然會因此而付出代價。但不幸的是，許多官員習以為常，他們把在不受約束的權力下所講的蠢話，下級官員對他的微笑以及頻頻點頭，民眾在恐懼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對他們的被動認同，視為理所當然，進而視民眾為愚民，這樣的官員和政府不僅是讓民眾討厭和怨恨的問題，最後必將為民眾所拋棄。一個由撒謊的官員組成的政府由於逐漸喪失其公信力，被民眾拋棄是遲早的事，我們只是希望這種拋棄不流血而只是表決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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